楊奎松先生的《開卷有疑》[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中有《大歷史,小道德》一篇,該篇討論了黃仁宇先生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提到的中共軍隊的人海戰術的問題。《大歷史,小道德》後來作了若干改動在《同舟共進》雜誌上以《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為題再次發表。[2]後者在網上以《揭秘人海戰術:共軍為何打起仗來不要命》為題流傳。
黃仁宇先生(1918-2000)是著名歷史學家,華裔美國人。他抗戰時投筆從戎,考入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後曾駐守中越邊界,內戰時作過國民黨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鄭洞國的隨從副官,曾考入美國雷溫烏茲陸軍參謀大學學習,內戰結束後退伍,再度赴美,考入密西根大學學習歷史,獲博士學位,定居美國,代表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
黃仁宇先生在《黃河青山》中寫到的中共軍隊人海戰術是1946年4月林彪部隊在四平街戰役中攻打國民黨新38師的戰鬥:
「我們抵達前線時,剛好是戰役結束後沒幾天,看到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一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對我形容何謂‘人海戰術’。他說:‘他們會在前線擺出一千人,但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你會想:這些人不傻,他們只是瘋了!但讓我問你:你可以砍殺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這些人的後面還有數百人在那裡。相信我,他們絕對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機關鎗!’」[3]
黃仁宇先生還寫到,1946年5月,林彪部隊的一個作戰軍官主動向國民黨軍隊投誠,該軍官說,林彪部隊能夠堅守四平街40天,「其實很容易,林彪對自行撤退的將領處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槍決兩名連長。」 [3]
這兩段,寫了兩件事情,使用人海戰術和逼迫士兵赴死。
在《大歷史,小道德》中,楊奎松先生對這兩件事情都不以為然,他說「‘人海’並非中共既定的‘戰術’,與‘殘忍’與否亦無太多直接關聯。」
首先,我們來看看楊奎松先生否定人海戰術的論據,他說:
一、黃仁宇先生的描述「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
二、國民黨軍隊「1937年的淞滬戰役和1938年的臺兒莊戰役,其實也都有同樣的問題」,比如「為了固守上海,將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因此蒙受重大損失’」。
三、「對於林彪來說,他剛到東北掌軍不久,東北的各路武裝倉促成軍,一盤散沙,也需要來一次大戰以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
四、「從根本上說來,它其實是部隊裝備長期落後,影響到戰術落後的一種反映。這多少有點像19世紀直至20世紀初發生在歐美戰場上的那些戰爭。由於武器的殺傷力有限,交戰雙方甚至往往會排出整齊的隊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發起進攻。由此也就不難發生‘人海戰術’和慘重傷亡的問題。」
五、「江西中央蘇區反國民黨‘圍剿’戰爭中用陣地戰抵抗國民黨軍就曾經吃過大虧。抗戰中中共也兩次主動對日軍大舉出擊,一次即平型關戰鬥,一次即百團大戰,但兩次都蒙受嚴重損失。因此「指揮員們並不存在利用‘人海戰術’造成屠殺恐怖的任何主觀意圖。」
六、「由於部隊作戰頻繁,擴展快或補充多,大量新老戰士集合在一起,班組作戰不會運用戰術,單兵作戰不善於自我掩護,衝鋒時或興奮或緊張,常常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
七、朝鮮戰爭中,「美軍官兵,注意到戰爭初期一些部隊的中共士兵不顧美軍優勢炮火的打擊,前仆後繼,一波一波地發起衝鋒,以致屍橫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軍隊這種戰法是‘人海戰術’。」「在3次戰役後,即隨著各部隊反覆強調戰術運用和對美軍強大火力的逐漸適應,美國人已不再能見到這種‘人海’式的戰法了。」
楊奎松先生的這些論據都經不起推敲。
對於第一點,「鐵軌旁和田野裡散佈著無數的屍體」是黃仁宇先生親眼所見,新一軍總部的參謀的話是黃仁宇先生親耳所聽,怎麼算是「道聽途說」呢?如果事事都要親歷,就沒有歷史了。
對於第二點,在滬淞戰役中,蔣介石把數十萬軍隊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那是戰略行為,不是戰術行為,稱不上人海戰術。在滬淞戰役和臺兒莊戰役中,國民黨軍隊是否使用過人海戰術,沒見日軍稱說。楊奎松先生搞歷史,應該查查看。更重要的是,即便國民黨軍隊使用過,也不能表明中共軍隊也可以使用,更不能表明中共軍隊沒有使用過。
對於第三點,如果林彪為了「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就搞人海戰術,即便在當時,也是不道德的。其實,四平街戰役是毛澤東堅持要打陣地戰,林彪最初是不同意的,所以不是林彪為了「確立其指揮權威並鍛練部隊」。這是很容易查到的史料。
對於第四點,19世紀至20世紀初時候,武器的殺傷力確實有限,因此武器劣勢的一方,只要人多,也可以取得勝利。但到了20世紀中期,武器殺傷力已經很大,再用人海戰術,只能說是對人命的輕視。裝備落後有裝備落後的戰術,比如游擊,比如偷襲等等,人海戰術不是裝備落後方必然採取的戰術。只有在裝備落後而人力無窮、重視勝利而輕視人命的指揮員那裡,才會採用人海戰術。
對於第五點,人海戰術是進攻時的戰術,不是防守時的戰術,因此江西蘇區的反圍剿戰爭中的「陣地抵抗」不屬於人海戰術。平型關戰鬥和百團大戰,中共軍隊「蒙受嚴重損失」,不等於內戰和朝鮮戰爭中就不使用人海戰術,人海戰術的關鍵是人力無窮,抗戰期間中共軍隊還沒有做到人力無窮。即便抗戰末期軍隊有了很大擴張,有了相當人力,那也是要儲備起來對付國民黨軍隊的,而不是對付日軍的。
對於第六點,楊奎松先生沒有參加內戰,當然沒有「親歷親見」新戰士多、在衝鋒時「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的狀況,那麼楊奎松先生應該給出材料出處,但是楊奎松先生沒有給出。黃仁宇先生的同袍、新一軍總部的參謀說的是「空間只有幾百碼寬,通常只能容下一個連」,但林彪部隊會在這個只能容下一個連的地方「擺出一千人」。一千人接近十個連了,這可不是用士兵們自己「擠成一團,不注意散開隊形」就可以解釋的。
對於第七點,楊奎松先生沒有認真查閱朝鮮戰爭史料,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最典型的一次使用人海戰術,就是砥平裡之戰。志願軍以8個團不少於1萬6千人(有說5萬人的)包圍美軍1個團(其中含1個法國營)4千多人,計畫全殲,但猛攻2天,沒能攻克美法軍陣地,只好撤退。志願軍戰死數千(有說傷亡1萬5千人的),美法軍只傷亡了數百人。這一戰發生在第4次戰役,而不是前3次戰役。正是這一戰,使志願軍的戰略戰術發生了根本改變,指揮員認識到人海戰術敵不過優勢火力,不再採用,而進攻為主也改成了防禦為主。[4] 不再採用人海戰術,並非珍惜人命,而是採用了也不能取勝。
楊奎松先生在第二次以《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發表這同一篇文章的時候,刪掉了上述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條論據的全部、第四第七條論據的部分,第一條論據支持的也不再是對人海戰術的否認,而是對逼迫士兵送死的否認,這樣,文章就完全沒有否認中共軍隊在內戰和朝鮮戰爭中使用過人海戰術,而只是否認中共士兵被逼送死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楊奎松先生否定中共士兵被逼送死的論據:
一、黃仁宇先生關於林彪槍斃連長的描述「並非親歷親見,而是‘道聽途說’。」
二、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同樣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
三、蔣介石的親信部屬之一張治中親歷的「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四、香港中文大學服務中心收藏的、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繳獲的志願軍26、27軍等部隊作戰中遺失的士兵家信和日記,表明「中共確實善於做士兵的工作」,「大批貧苦農民出身的士兵容易產生從眾心理,因而追求進步,表現勇敢」。
對於第一點,上面已經作了辯駁,即黃仁宇先生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完全可以作為證據。要補充的是,中共軍隊自詡「人民軍隊」,士兵為「保衛勝利果實」、為「保家衛國」作戰,英勇無畏,決不可能有槍斃連長的這種事情,因此如果有,也決不會讓親歷者出聲。
對於第二點,如果因為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將領也槍決作戰中不聽命令、自行撤退的軍官,林彪的槍決就是可以的、就不是逼士兵送死,這是說不過去的。
對於第三點,我沒有異議。張治中雖然是降將,但他關於國共兩軍的士氣和紀律的評價是投降之前作出的,是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到的,真實性無可懷疑。
對於第四點,我有部分異議。首先,楊奎松先生舉的兩條材料都是入團志願書,這類材料當然都屬于思想轉變的;楊奎松先生沒有舉出家信和日記類材料,家信和日記這類材料可能有思想沒有轉變的。其次,楊奎松先生只舉了兩個士兵的材料,沒有統計全部士兵的材料,到底轉變的有多少,沒有轉變的有多少,不清楚。
楊奎松先生說,「曾讀到錢文忠先生談知識份子思想變化的一篇文章,他用了一個很傳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識份子都會發生這樣的思想變化,農民出身的士兵們會變得服從和效忠,又何足為奇呢?」
我贊同楊奎松先生的「劫魂」的說法,即中共士兵被劫了魂。劫魂就是洗腦,但劫魂比洗腦更粗暴。
其實,黃仁宇先生在《黃河青山》中多次提到了中共的這種劫魂,他說:
「共產黨要求你和他們有同樣想法,但不關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戰時是如此。毛澤東自己總是一副沒理髮的樣子,衣領也弄得皺皺的。國民黨剛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內心怎麼想,沒有人管你。」[3]
(在中共,)「所有的人員都要被塑造成最原始粗獷的形式,只有單純和一致才能精確操控大規模的人力。……思想控制發展成去除性格及再教育的過程,較敏感內省的個人所受的衝擊最大。」 [3]
黃仁宇先生不喜歡被「劫魂」,他要保持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自由,所以他說:
「我對在國民黨軍隊的資歷幾乎毫無遺憾,雖然我們必然是輸的一方。連王上校(即投誠的軍官——筆者)這樣的老派人士都選擇拋棄的運動,我更不可能加入。」 [3]
「劫魂」是否對每一個中共士兵都有效呢,不是的。
四平戰役時,面對死亡,投降、逃亡的中共士兵就不少。[5]楊奎松先生也在《大歷史,小道德》中引用可靠材料說,志願軍有逃亡和臨陣脫逃者,為部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強。
「劫魂」的程度是否都是徹底的呢,也不是的。有很多人是從眾的,因此當「劫魂」的環境不存在的時候,被「劫魂」者就「還魂」了。這可以拿志願軍戰俘的遣返為例。
志願軍有2萬多人被俘,在遣返的時候1萬4千多人選擇去了臺灣,選擇返回大陸的只有6千多人。即70%的戰俘選擇了臺灣。過去說戰俘去臺灣是被脅迫,這不是事實。事實是,蔣介石最初不願意接收志願軍戰俘,一些戰俘自發寫血書,表示堅決要去臺灣,蔣氏才意識到其中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好處,才決定接收。當時,連美國人都覺得詫異,為什麼戰俘願意去剛剛遭到失敗的一方。親國民黨的戰俘確實私刑處死過親共戰俘,但親共方私刑處死的親國戰俘更多。所以,要講脅迫,雙方都有。[6]楊奎松先生說,志願軍士兵的成分基本上是貧苦農民,黨團員就佔了近1/3,國民黨俘虜兵只佔到1/3左右。也就是說,自願到臺灣去的,決不僅僅是國民黨俘虜兵,還有「貧苦農民」,甚至有黨團員。
人海戰術中的中共軍隊士兵確實可能不是「被逼送死」,確實是作戰勇敢,但勇敢並不等於正確,並不等於正義。侵華日軍也很勇敢。
歷史學家的任務是客觀描述歷史,但歷史學家也應該有正確的是非觀,因而應該具有正義感,否則,就可能為邪惡的事物張目,或者把邪惡的事物視為正常。
楊奎松先生說中共士兵「追求進步」,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說法,何謂「進步」?應該指跟隨馬克思主義,但如果馬克思主義是進步的,就不會有蘇聯和東歐的「巨變」,就不會有中國和越南的「改革」,朝鮮人民就不會飢寒交迫,古巴人民就不會窮困拮据。
註釋:
[1]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
[2]《同舟共進》2008年第5期
[3]《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三聯書店2001年版。
[4] 砥平裡之戰材料很多,網上俯拾即是。
[5]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midang/200812/1203_2664_905063.shtml
[6]《鳳凰週刊》2010年第23期,總第372期,2010年8月15日出版。《38度線回憶:戰俘營裡的臺灣翻譯》、《志願軍戰俘美國檔案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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