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七二0事件」，國內已有的黨史教材大都指責林彪、江青蓄意挑起武鬥事端。前揭席宣、金春明書即說「早在1967年春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夥就把武漢軍區作為打擊重點之一。」但是現已有不少文章對此事件予以較為客觀、詳實的研究和分析。值得關注的就有徐海亮先生編著的《東湖風雲錄》和《武漢「7•20事件」－－至今爭論不休的史實和觀點》（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田園書屋2007年3月版第542－573頁），還有一些參與事件的當事人也發表一些回憶和文章等，如《王力反思錄》。但當時北京中央高層對突發的武漢事件是如何處理的披露不多，而邱會作回憶為我們彌補了這一空白。
林彪的態度。林彪對突發的武漢事件非常冷靜，指示邱會作立即帶一隻精幹的小隊伍飛赴武漢。林彪指示說：1、向毛澤東報告全國形勢。全國有的地方鬧事，但不能改變文化大革命的大局；2、請毛澤東立即轉移離開武漢，到哪由他自己選擇，以便為他作好安排；3、武漢若是亂得很厲害，而陳再道又不聽指揮的話，你在武漢保衛毛澤東，固守待援。武漢附近的陸軍第二十九師和空降兵第十五軍已進入臨戰狀態。你到武漢後就在王家墩機場建立指揮所，指揮調動救援部隊行動。邱會作回憶說：「林彪相當冷靜，認為問題的關鍵是沒有把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關係處理好，沒有把武漢軍區，特別是陳再道的思想作通，使矛盾激化了。只要處理得當，矛盾會很快緩和、化解。為了防止萬一，必須作應有的防備。林彪還交代我帶一個內、外科水平都比較高的小型醫療隊去，以備急用。」（頁147）
江青的態度。江青已從其他途徑得到武漢方面的最新消息，開始時較為緊張，聲稱武漢發生「兵變」，毛被「劫持」了，要求林一定保證毛的安全。隨後讓邱會作帶信給毛，要邱說服毛立即離開武漢。（頁147）
毛澤東的態度。毛臨飛上海之前召邱會作談了幾句話，毛說：「我太疲勞了，沒有寫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說，我完全同意他對形勢的看法。但有一點林彪同志沒有提到，那就是對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這的事留給總理處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況向林彪同志說說。」邱說：「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第一次從毛澤東口中聽他說造反派不好的話。」當林聽到邱的匯報提及毛這句話時，林彪高興得點頭稱是。（頁149－150）
中央碰頭會對武漢事件的處理。中央碰頭會決定以中央名義發表《告武漢人民書》，要求全國都要大張旗鼓地支持武漢造反派，並將武漢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但後來由於毛澤東不同意，才未最後決定。7月23日中央文革在北京西郊機場搞了盛大的歡迎王力、謝富治的儀式。7月25日北京市革委會在天安門召開群眾大會，歡迎王力、謝富治凱旋。此外，中央碰頭會還要求北京各界派代表團去武漢聲援慰問造反派，同時還要求武漢造反派派代表團來京做報告，宣講他們的事跡。7月26日由周恩來主持在京西賓館召開了擴大的中央碰頭會批判陳再道、鐘漢華等人，中央文革還順便邀請了不少造反派的代表與會，以壯聲色。8月1日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的社論，提出「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揭露出來」。顯然，中央文革利用武漢事件大作文章，希冀再次拉抬造反派的聲勢。
邱會作認為，武漢「七二0事件」的直接作用就是毛就文革中的政策作了相應的調整。邱說：「‘七二0事件’後，毛澤東修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從完全信任支持造反派，改為節制他們，加大了使用軍隊干預運動的力度。對老幹部，從一味‘炮轟’‘火燒’，施加壓力促使他們和劉少奇決裂，改為思想教育，引導幹部‘自覺革命’，站在他的‘革命路線’上來。這樣，毛澤東對‘王關戚’自然要考慮重新定位了。」（頁156）日後陳再道、許世友等軍隊幹部被接到北京參加學習班，免遭了造反派的武鬥和衝擊。這不能不說是「七二0事件」之後的一個重要結果。由於中央文革要對武漢軍區獨立師支持了造反派的對立面大搞興師問罪，對中央軍委形成很大的壓力，林彪為了不使中央文革藉機插手軍隊事宜，乾脆提議撤銷該部隊，並得到毛的批准。這在解放軍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事實上，武漢「七二0」事件的爆發純粹是毛澤東的極左政策的結果，毛澤東去武漢之前就已認定陳再道壓製造反派，中央碰頭會已決定要扶持一下造反派，然後再搞所謂的「大聯合」。但是局勢的發展出乎了毛澤東的預料，毛的極左政策引起武漢地區軍隊的強烈反彈，引發了一場意外的風波。這場風波的發生與林彪沒有什麼必然的關聯，林彪不過是在事件發生後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應急措施。那種聲稱「林彪順風扯帆，跳到前臺，‘興奮異常’」（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6年10月號）藉機滋事的說法顯然於史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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