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今天,六月五日,是我離開中國二十週年紀念。去國前五十多天的日子,至今仍歷歷在目,鳴鳴在耳,未敢稍忘。只是,如今已物異人非,不堪回首了。何曾想到,二十年了,再也沒有踏上返國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特命此文,以祭奠二十年前北京乃至中國天空中未曾瞑目的亡靈。嗚呼哀哉,尚饗!)
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畫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二十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東理工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裡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畫,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週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 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
2008年10月,作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創辦並主編《縱覽中國》網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於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但卻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 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已經不是我的故鄉。
(原作於2006年6月5日,修訂於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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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月五日,上海。一個灰朦朦的早晨。我坐在赴機場的汽車內,繞過重重疊疊的路障,目睹滿街瘡痍,遍地狼籍。由於交通癱瘓,路上居然屢屢見有騎自行車並扛車跨路障的去機場的旅客。我的車左奔右突,總算抵達了虹橋機場,登上去美國訪學的飛機。從機窗回望家園,耳邊似乎還在迴響著這50天來亢奮的吶喊聲和昨晚香港電視錄像上的子彈爆裂聲…。反觀機艙之內,乘客寥寥無幾,神情蕭索木然,互不交談。就是在這種五味雜陳的詭異氛圍下,我匆匆離開了那瀰漫著狼煙的故國。
六月七日,兩天之後,在上海我任教的大學(當時名為華東化工學院,現名華東理工大學)接到北京三個衙門(國家教委、中組部、中宣部)聯合下達的文件,指名不准我出國。然而,抱歉得很,在下我剛剛離國兩天,難以返校恭敬從命了。
原本我的訪學計畫僅是半年。但是,歸途已斷……。
二十年了。沒有料到,我再也沒有踏上返鄉之路。「從此故土變異國」。
回望前塵。六四前,從1987年末到1989年,我從復旦大學應邀去華東理工創辦並主持了一個文化研究所,兼主編《思想家》雜誌。
1989 年三月十四日,我在北京舉辦《思想家》雜誌創刊座談會,因國安騷擾破壞,釀成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這次半座談半流產的「會議」上,戴晴、蘇煒等拉上我,徵集了1989年第三次知識界簽名上書活動,即四十三位人文社科學者的聯署活動。同時,戴晴也把她千辛萬苦印成的關於反對三峽建壩的書連同我們的《思想家》創刊號一同派發了出去。
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先生突然去世,北京學運轟然而起,我急急派遣所裡兩位研究人員駐紮北京,就地觀察,隨時聯絡。同時我自己也在上海市內,連同幾位學界同仁,四處張羅,徵集簽名,同時支持北京與上海的年輕學生們與當局的對話訴求。因此,原已定好的 4月30日應波士頓學院之邀赴美訪問的計畫,因學運之故,也因一所美國大學的代表團五月份要來文化所訪問之故,推遲到了六月五日。
六月四日晚,本所同仁聚會我家為我次日赴美送行,校長陳敏恆先生亦在座。酒酣耳熱之夜,有人急遽而至,手持一份由香港電視節目轉錄下來的錄像帶,播放出來,竟是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中共野戰軍屠城影像!槍聲響處,血流漂杵……
六四,作為一個驀然的轉折點,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一生的軌跡。
自六月五日飛離那血腥之死地後,一系列事變接踵而至,一發而不可收拾了:
1989年六月八日,應《波士頓環球報》採訪,痛陳六四慘案。
1989 年七月十三日,應剛逃離虎口的嚴家祺、吾爾開希等人之邀,我們前往巴黎參加為期一週的海外學人共商中國國是會議,見識了法國人當年的羅曼蒂克。他們拒絕邀請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七月十四日的200週年法國國慶觀禮,而把我們這批流亡者請上了貴賓席。最令人涕淚難禁者,是典禮的第一方陣隊伍竟是由中國人組成,他們簇擁著三個巨大的中國鼓,上面赫然大書六個漢字:「自由 平等博愛」………。全場起立,掌聲、泣聲交混迴響,久久難息………(當年那些熱血法國人而今安在哉?)。
1990年一月,應邀去普林斯頓大學任訪問學者,參加《中國學社》研究項目,主筆《民主中國》雜誌。
1996年底,應邀主持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至今。
2002年初,參與籌辦中國信息中心,主編《觀察》網刊。
2008年10月,作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創辦並主編《縱覽中國》網刊。
……
諸「罪」種種,我遂成了故國的「不可接觸者」,被拒之於國門以外,至今,也整整二十年了。
我曾經千百次地想像過有朝一日歸國時的情景心境,總是不得要領,難以拼出一幅具體的圖像。但是不期然的,腦海中卻突然冒出劉禹錫那首略蘊滄桑的七絕來: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
物異人非,不復當年。昔日友朋,有彈冠相慶者,有門生遍天下者,有坐擁豪宅者,也有落寞寡合者。人各有運,各得其所,我無意也無權去物議臧否。只是,當有人問我,你不悔嗎?我很詫異發現自己情緒竟是波瀾不興,心境很淡地回了兩個字:絕不。
遺憾自然是有的,並且很深,不足為外人道。最痛者,是父母雙親在這段時間相繼離世,不孝子我未能奔喪萬里,扶棺哭靈,捧一抔之土,筑室守墓。雙親生前之暮年,我亦未能敬茶送飯,侍奉湯藥。這是我身為人子最難釋懷之處。然兩老深明大義,多次捎來信息嚴厲阻我探視之妄念。彼情彼言,沒齒難忘。我只能叩首東拜,接領教誨,涕淚交流。
我自然明白詢問者之好意,因為的確有人曾直率地指我的選擇「不划算」。意謂你本有一個相當好的基地和位置,倘若不要過於執拗,就將如何如何,云云 ……。
我自問並非自命清高淡泊名利的化外之人,也不是無視身外之物不食人間煙火。既生為常人,七情六慾自然難於超脫,親情鄉情亦時時縈繞於懷。然而,沒有辦法的是,有些人倫的底線是絕然不可逾越的。我不能騙自己。我無法假裝沒有看見野戰軍在大街上濫殺無辜,還要仰人鼻息,假模假式地舉手擁護;或者製造一套理論說辭來安頓自己的良知,自欺欺人,換取靈魂的片刻安寧。
我更加無法割捨的,是靈魂的真正寧靜,是心靈無塵無埃無愧的坦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良知與自由。
我無法長久維繫一個分裂的人格,時時活在一幅面具背後,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無法長久地被框定於欽定的「語言和語法」內,用一種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方式,撰寫一篇又一篇的裝腔作勢的「學術」論文和一部又一部言不由衷的「理論」專著,成為人見人愛,但卻不知所云的「學術權威」和「青年導師」,製造出一代又一代的學術垃圾。
我更無法忍受的,是無時無刻無處不在襲人耳目的謊言宣傳,那類小兒科式的愚民音像文字,鋪天蓋地而來,日日轟炸,使你無所逃遁於天地之間。那是對人的心靈和智力的雙重侮辱。
……
簡言之,在我心中,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但六四事件並未結束。它還沒有進入歷史,它還在等待正義。它甚至還未曾被事件發生國的人們公開談論,公開評判,甚至事件中死傷的確切人數至今還籠罩在沉沉黑幕之中。論及六四,很多人依然熱血沸騰,有些人依然諱莫如深。它依然是當代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代政治中的一根基本槓桿。它仍然在等待「最後的審判」。1989—— 仍舊是活著的現實。
質言之,只要六四事件還未獲得公正審判,只要正義未張,一黨壟斷未亡,我對那片紙醉金迷的「人間樂土」就了無興致。那已經不是我的故鄉。
(原作於2006年6月5日,修訂於200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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