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候的拉薩（組圖）

1
遮蔽？是的，就是這個詞：遮蔽。不是一點，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太多，太多，幾乎全部，都被遮蔽了。我說的是那段歷史，發生在整個西藏大地上，長達10年甚至更長時間，幾乎都被遮蔽了。

每當如此言說，眼前總有揮之不去的感覺，這個感覺是形象的，就像是隱約看見了一隻巨大的巴掌懸浮於頭頂，用一個成語來描述，即一手遮天。那麼，是誰的手呢？為什麼，那手想要遮住天呢？

有「天」就有「地」。於是又想起一個成語：遮天蔽地。——這裡面「遮」和「蔽」都有了，但顯然不再被動，似有一種主動的因素驅使著。

是不是，所謂的「被動」和「主動」其實都為一體？施與者與受之者都是其本身？找一個比喻來說，就像是我扔出去的亂棒，卻都紛紛打在了我自己的頭上；我站在風中吐出去的唾沫，卻都濺在了我自己的臉上。

不過這比喻還是不確切。這比喻太明顯了，毫無「遮蔽」一詞所具有的那種隱密、朦昧甚至幾分陰謀的意味。而且，「遮蔽」還含有特意、有意或故意如此的意味。

是誰要「遮蔽」？是誰在「遮蔽」？又是誰被「遮蔽」了？

2
見過一張有關西藏文革的照片，是一張在內容上具有震撼力、在形式上具有衝擊力的照片。熊熊燃燒的烈火。大肆漫捲著、吞沒著正在燒為灰燼的無數書頁 ——在這之前都是存放在寺院裡的佛教典籍。分不清誰是縱火者，誰是圍觀者，因為他們相互混雜，表情皆都興奮莫名。而且，比較內地的同一類文革照片中出現的人群，無論裝束還是相貌都如出一轍。只有作為背景的藏式建築提醒我們：這是西藏，這是拉薩，這是大昭寺的講經場「松卻繞瓦」。

當時在「破四舊」的號召下，寺院裡所有的一切更是首當其衝，都在「四舊」的範圍以內，理當掃除得一乾二淨。因此，能砸的就砸，能燒的就燒。然而， 「四舊」實在是太多了，砸不完、燒不完的就扔，扔在大街上，扔在廁所裡。我母親曾對我說：「有一件事情給我的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去你澤仁叔叔家送東西，那是我生了你以後第一次出門。從軍區後門的堯西朗頓家到帕廓街東邊的魯布汽車站，一直到攝影站的一路上，不知道是不是正在抄大昭寺還是抄附近的幾個佛殿，過去放在寺院裡的經書被扔得滿街都是，地上撒滿了經書，一頁頁，比樹葉還多，走在上面發出‘嚓、嚓’的聲響。我心裏還是有點害怕，覺得踩經書是有罪孽的，可是沒辦法呀，地上全是經書沒法不踩上，躲也躲不過。我真不明白，想著人們怎麼連經書都敢踩呀。車也從經書上面碾過，那些經書已經又髒又破。那時候是秋天，風一吹，破碎的經書就和樹葉一起漫天亂飛。」

住在帕廓的姑姑心有餘悸地回憶：「……每次踩著經書和佛像走路的時候，心裡面的那個害怕啊，實在是說不出來。那時候還把夾經書的木板拿去蓋廁所。那木板上面刻的有經文和佛畫。天哪，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

許多信教的老年人是那樣地難過，悄悄地嘆息，人活這麼大年紀有什麼意思？活的年紀太大了，連菩薩的死都看見了，還有比這更不幸的事情嗎？我小時候的保姆阿佳益西搖著白髮蒼蒼的頭說：「難道不是這樣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連菩薩也被整死了……」

3
還見過兩張照片給我的印象極深。在大昭寺過去的講經場而此時批鬥「牛鬼蛇神」的現場——「松卻繞瓦」，一個幹部模樣的漢人滿面笑容，他顯然是批鬥會的主持者。兩張照片並不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他的動作卻是連續性的：微微後仰著身子，笑容不變，那不屑地指點著胸前掛著一摞經書正在低頭挨斗的喇嘛的手指，即使放下來也像是隨時準備伸出去。

他的笑容是這兩張照片唯一的笑容。而在其它人——即使是屬於同一個戰壕的「翻身農奴」——的臉上，卻不見如此輕鬆、暢快的笑容。他們的臉上更多的是激動、激昂和激憤，但又略帶緊張，和一種似是不敢相信眼前突變的迷惑。甚至那個押著挨斗喇嘛的年輕藏人，那個居民紅衛兵，其姿勢和神情不但不凶悍，竟奇怪地好似帶點不自覺的誠惶誠恐。只有他在笑。只有這個漢人幹部開懷地笑著。這是一個佔領者的笑容。是一個權力在握者的笑容。是一個新主人的笑容。所以儘管我們已無從得知他的簡歷，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他的笑容。這個人滿面的笑容其實具有象徵性。

而那位頭戴高帽的喇嘛同樣具有象徵性。包括他面前的那輛堆滿了法器、唐卡等等宗教物品卻被歸為「四舊」的木板車。有人指認他有可能是大昭寺的一位高僧，也有人說是色拉或哲蚌或甘丹這三個寺院的高僧。其實我們又何嘗不可以把他看作是被勒令穿上護法法衣遊街的德木活佛，或者是被紅衛兵用金剛杵打死的拉尊仁波切？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三大領主」。

至於那麼多圍成幾圈的看客裡面，有多少人是出於被解放的歡欣鼓舞，有多少人是出於恐懼和惶惑，有多少人是出於為己盤算的心計，我們也一樣無從知道。但我們知道一點，那就是，事實上，奴隸依然是奴隸。當面帶如此笑容的新主人出現時，當昔日用以傳播佛法的地點變成不公正的法庭時，當一個人被莫須有的罪名加以羞辱性的審判時，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圍觀者們，或許還構不上幫凶的角色，但至少在表面上顯得那麼馴服的他們其實還是奴隸。他們其實從來也沒有被真正地解放過。

「松卻繞瓦」在這個時刻喪失了它原本滲透的宗教精神。這個時刻，不，這個時代，這個被藏人稱為「人類殺劫」（這是「文化大革命」的藏語發音）的時代，把太多的恥辱深深地刻在了鋪滿講經場的每一塊石頭上面。「松卻繞瓦」從此成為1966年開始的那場革命的見證。

4
帕廓街，不，被解放西藏的「金珠瑪米」叫成「八角街」的那條著名的老街，在那個群情激奮的「紅八月」，以一個充滿革命意味的新名字取代了宗教含義的舊名字。破舊立新。大破大立。那種改天換地的豪邁勁兒濃縮在一塊曾經矗立在舊式石牆旁邊的新牌子上。「八角街」從此改名為「立新大街」。儘管時光流轉，如今又是藏人口中的「帕廓」了，又是漢人口中的「八角街」了，又是一條轉經的街和做買賣的街了，但也是秘密警察最多的街，那是因為曾經在1987和 1989年，在這條街上都發生過「騷亂」。

不過要把這「立新」翻譯成藏文並不容易，就像「革命」、「階級敵人」、「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意識形態化的概念，在藏文中並不能找到相應的定義。我們無法想像當時的革命者們是如何絞盡腦汁，才在語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抓住了勉強可以解釋「立新」的兩個詞彙，繼而拼湊起來，在飽含「舊文化」的藏文中生造出、硬插入又一個嶄新的詞彙。我們也無法知道當時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如何艱難地念誦並牢記諸如此類的一個個生澀的詞彙，以至於有時會鬧出把「方向性」說成藏語中的「豬肉」、「路線性」說成藏語中的「羊肉」這樣的笑話。那時候，從未有過的新詞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天性愛作樂的藏人為了加強記憶力而編造的笑話也一個個不斷地湧現出來。新生事物層出不窮。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不只是西藏人要面臨「立新」的問題，猶太作家埃利•威塞爾在《一個猶太人在今天》這本書裡寫到：「在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有過許多關於革命的談論——幾乎像今天一樣多，多得甚至讓一哈西德教派的拉比，儘管他生活在國際時事的邊緣，也決定去打聽一下。但當時他在他虔誠的信徒中詢問： ‘一場革命，那是什麼呢？’時，卻沒有一個人能夠給它下個定義，因為這一概念並未在《塔木德經》文學中出現過。從沒有這麼好奇過，這位拉比要求見一下某位猶太人，一個職業的教授，享有開明的盛譽。‘好像你對我們哈西德教徒不理解的事情有興趣；告訴我，一場革命是什麼？’‘你真想知道嗎？’教授懷疑。‘好吧，是這麼回事。當無產階級開始與腐朽的統治階級展開了一場鬥爭，一個辯證形勢就發展起來，它使群眾政黨化並引發了一種社會經濟的變化……’‘我真不幸， ’拉比打斷道。‘以前我有一個詞不認識。現在，因為你，我有五個詞不認識了。’」

當時改名是風尚，是「破四舊」、「立四新」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可不改。不但街道改名，商店改名，鄉村改名，甚至人人都要改名。我母親回憶說：「當時要求人人改名字，說藏族人的名字屬於四舊，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必須改名換姓。我們是由公安廳統一改名字的，每個人的新名字都要上報政治部批准，不是姓毛就是姓林，有的就叫高原紅。我先選了一個名字叫毛衛華，但公安廳裡已經有人叫毛衛華，我想漢族名字裡也有叫玉珍的，乾脆我就叫林玉珍吧，跟林副統帥一個姓。可是雖說要求新名字都得用，但除了軍代表點名平時都沒人喊，好多人都忘記了。我的一個同事小達娃叫高原紅，但每次點她的新名字她都沒反應，我們就趕緊捅她，‘達娃拉，在叫你呢’，她才慌不迭地連聲說‘到、到、到’。想起來簡直好笑又好氣。那時候的人都跟瘋了一樣。真的，文革時候人都瘋了，半夜三更說要去遊行，‘噌’就走了，全都跑去遊行，敲鑼打鼓，使勁喊口號，精神還好得不得了。」

5
記得有一次，一位總是沉默寡言的年輕活佛突然對我說起了他前世的遭遇——當然他是聽曾經親歷其境的老人們講的。那是1958年的時候，康區已經在進行「民主改革」，他的前世是當地寺院的主持，也是寧瑪教派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大活佛。那之前，寺院裡已有不少活佛和喇嘛逃走了，許多人都勸他的前世一起跑，但已經60多歲的老活佛不願意。他說我不走，這是我的寺院，我不能走。結果，災難的那一天降臨了。那天，「翻身農奴」在幹部們的帶領下，把這位活佛和寺院中剩下的大喇嘛趕到一個糞坑旁批鬥，又是打，又是罵，沒完沒了。還跳出一個男人，是藏人，竟用木棍挑著糞坑裡的糞便硬是塞入活佛和喇嘛的嘴裡，逼著他們嚥下去。又跳出一個女人，也是藏人，不僅如法炮製不說，還騎在老活佛的脖子上，用她骯髒、惡臭的裙子下擺罩住老活佛的頭。

聽到這裡，我不禁落淚。我問眼前這個看上去十分文弱的活佛：「仁波切，那麼你的前世他怎麼辦呢？」活佛淡淡地說，「那有什麼，吃就吃吧。」

雖然他是這麼說的，雖然我也知道，像那位老活佛那樣的大成就者在精神領域中早已超越了這些劫難，可以忍受一切不幸，即使最後被飛馳的馬活活拖死的時候也面帶微笑，而且，那惡魔似的女人，據說不久就吐血而亡，那惡魔似的男人也斜嘴、抽筋而死，然而，我還是忍受不了這樣的事實。

6
無一例外，每每在回憶那被塵封的往事時，很多人常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當時人們的狀態——「瘋狂」。他們會說，那時候，人都跟瘋了一樣。或者乾脆就說，「人都瘋了」。

「瘋狂」肯定是一種生理狀態，也是一種心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的生活無疑充滿了種種暴烈，具有駭人的力量。但若要分析卻相當不易。因為單是幾個人的瘋狂尚能按照病理學去診斷和治療，偏偏是那麼多人都瘋狂，且前所未有地集體發作，這是為什麼呢？

人若瘋狂總是有原因的。自身的生理與心理素質不必說，誘發瘋狂的契機顯然來自於外界。而在那外界瀰漫著的或激盪著的，究竟是什麼，竟使人陷於非人的狀態之中？

難道是「權力」嗎？確切地說，是「絕對權力」嗎？在「文革」甚至更長的時間裏，絕對權力的網路無所不在，疏而不漏，其中的控制與被控制、監督與被監督、服從與被服從等關係，即使兩個人相處也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說數十人、數百人乃至千千萬萬人的集體之中。

傅柯說：「人們想要這種權力，而人們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懼這種權力。這樣，一種無限制的政治權力對日常關係的干預就不僅成為可以接受的，人們習以為常的，而且是人們迫切渴望的，並同時也變成了一種普遍流傳的恐懼的主題。……在日常生活層面開始運作的權力將不再是那個既身臨其境又遙不可及的君主，他無所不能但又反覆無常，是一切正義的來源，也是所有誘騙的目標，一身兼具政治的原則與巫術的效能。」

於是，人即使有對權力淡漠的，甚至無視的，但沒有一個人能夠從生活中完全地剔除那恐懼的因素。恐懼正是基於千千萬萬種權力而產生的，因此，一個人，你可以不去理睬權力，招惹權力，但無所不在的權力卻偏偏要來理睬和招惹你，怎麼躲避也是躲避不過的。

為什麼會瘋狂？為什麼要瘋狂？為什麼不瘋狂？——這就是問題和答案嗎？

7
假如……不，我當然不可能目擊當時。除非時光倒流，而我須得保持如今的狀態和心態，我並不願意成為其中一員。在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當年的參與者們（其實個個都是參與者）漸漸面目模糊。雖然很多時候，他們的語調和神情亦如往常，但總會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記憶之門突然開啟，通向一個埋葬在記憶深處的世界，而在那劇變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單地佇立著他或她的青春時節的身影：驚詫，興奮，昏了頭，甚至迷狂間形影混亂。這身影如此突兀的顯現使他們無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穩重，終於難以控制而突然語不成句，突然淚光閃爍，但都是瞬間即逝。

尤其是藏人。我說的是當年的那些藏人們，他們有的是足夠的嘆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將殘留的恐懼蔓延到今天的時局，用一句「不敢說」就為那一段歷史挽上一個不易解開的結。但他們，說實話，我還沒有從我訪問過的哪一個當年的藏人身上，看到誰擁有比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過對那一段歷史的回顧和總結，我們所要尋找的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找一個人的良心，進而擴大到尋找一個民族的良心？然而，這個「良心」何以鑒別？它是否僅僅是一種對於「是非善惡的評判」？有時候，似乎只能從一個小人物的行為上看到這一點。比如，洛旺叔叔這個當權派在挨批鬥時，一個不知名的炊事員會悄悄地給他送上一缸子盛滿糌粑和酥油的熱乎乎的茶。

不過，尋找良心就是我們探究那一段歷史的目的嗎？何況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來進行這種審判性的工作？假如……我們生逢其時，毫無疑問地，肯定也是其中一員，肯定誰也逃脫不過、洗刷不掉，肯定誰都是那被當然選擇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選擇的。或者說，我們在工作中應該記住的，只是這樣一句話：「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酷，可是不能解釋事故」（這句話出現在黃仁宇所著的《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這本書裡，其中寫到：「……我們習寫歷史，警惕著自己不要被感情支配，但是這種趨向極難避免，即我自己的文字在內。有時縱不加評論，在材料取捨之間已使讀者思潮起伏。……這也就是說：如果被當時人的情緒牽制，我們極易將一個範圍龐大的技術問題，視作多數規模狹小的道德問題。或否或臧，我們對當時人之褒貶是否公正不說，總之，就使我們因著大時代所產生之歷史觀失去了應有之縱深。流弊所及，使我們對自己今日所站在的立足點惶惑。」他還寫到：「……以道德名義作最後結語所寫之歷史，常以小評大，有如法國歷史家勒費爾所述，‘（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暴，可是）不能解釋事故。’」）。換言之，假如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即努力地「解釋事故」，那已經是極其難得。而這顯然困難重重，所需依憑的外在和內在的條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記錄，記錄；越來越多的記錄，方方面面的記錄；那一個個「事故」才會從那些支離破碎、斷斷續續的敘述中，以無數個「偏」，漸漸地概括出一個比較真實的「全」來？

2001年－2002年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