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中國難題之解的過程已經結束。中共的存在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終極原因。結束中國人民半個多世紀苦難的轉折已經擺在面前。仁人志士苦苦追索、底層百姓翹首企盼的日子即將到來。歷史無需再走多餘的路。中國聚變的條件已經成熟。去共產黨化已成了中國必然要跨過的門坎。
中國人民將來的福祉和中國的再次崛起﹐包括人權、民主、自由、憲政等都不可能再由中共主導。未來與中共無關。中共是歷史中將被抹去的污跡。中共已是新舊歷史交替中正在逝去的現象和符號。
也許中共不甘心不喜歡這種被歷史拋棄的定論。沒有辦法﹐人民已經給足了中共機會。在89年前那場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抗爭中，無論是知識份子、學生，還是市 民，仍然是在幫中共洗心革面，推動中共自我改革。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受了中共40年蹂躪後，仍然在給中共機會。但中共一再辜負世界上最寬宏大量的中華民 族的好意，執意要走下歷史的舞臺。中共不要機會，人民就請它讓路。
一、中共改良的不可能性
中國面臨著向新紀元的轉型。但這個轉型不是中共的改革能完成的﹐這首先是因為中共本身不具備承擔此任的條件。它在一日千里不可逆轉的敗壞之中。中共沒有改良變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轉型的基本阻力。
考查中共能不能改良這一命題常用的方法是歷史演繹論，即中共的殺人史、謊言史、搞運動史、整人史等等。儘管每一段歷史都證明中共在重蹈覆轍，狗不改吃屎﹐ 但仍有人認為，歷史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與將來。有些人說，時過境遷，中共的暴政、殺人等都是過去的事情，今天的中共正在努力改良，要給中共一些時 間去變好等等。
儘管可以證明中共現在的每一個罪惡特徵，如流氓黑幫的治國手法、荒淫腐敗的高層官員，甚至可以追溯到其最初的歷史起點上，如流氓暴動起家和第一任總書記向 忠發搞腐化等，有些人仍在幻想中共「下一次」會改好。中共隱瞞薩斯後開刷兩位高官﹐加上胡溫個人的一些言行﹐使人產生了「下一次會改好」的幻覺。
有必要先撇開歷史的比較，因為「歷史」和「下一次」是循環套論。比如，當中共的「下一次」再次應驗成為罪惡歷史的時候，中共的「再下一次」還可以作為幻想拿出來。以此反覆，是沒有底的。
應該從中共本身來考查中共，即中共內部機制能否使中共成員的素質改良提高。如果中共內部機制不能使中共成員，從高層到底層，發生根本的良性變化，那幺中共改良就是不可能的，反之則是可能的。這個可以證偽的考察標準的關鍵是看中共本身是否存在自我改良的機制。
中共內部是一個「劣幣淘汰良幣」的逆向淘汰機制。中共雖然一直在把好人拉入黨內，但這些好人一旦被拉入黨內以後，遲早會面臨一個根本的選擇：如果繼續做好 人，就會受到打壓、流放、甚至迫害致死。如薩斯英雄蔣彥永醫師提出對六四的不同看法，立時遭到軟禁。中共從上到下，只要你不同意中共的意見，哪怕你有憂國 憂民的抱負和理想，想為人民做點事，結局都很慘，如趙紫陽，胡耀邦等。六四後，大批黨內精英流放海外，正是這個逆向淘汰機制所創造的奇觀。剩下的不得不同 流合污，泯滅良知屈從中共。最後的結果是留在黨內的好人越來越少。良知尚存的人都被洗刷出去，留下的都是非常尖滑的惡人。也就是說，中共的機制不斷用惡人 淘汰好人。許多憂國憂民之士和各類專業人才以「進入上層、實現報負」的理想打入中共，但最後都不免在中共的淘汰機制中沉淪。
久而久之，能在中共的逆向淘汰機制中生存和上升到高層的多是最善於偽裝的，最能壓抑和泯滅良知的。中共這種逆向淘汰機制在每次大的罪惡過後，「懂事的混蛋 留下，不懂事的混蛋滾蛋」，有保護傘的惡棍留下，無保護傘的惡棍滾蛋。中共在形式上是改良了，但改良的結果是尖滑狡詐之輩越來越成為中共主體。縱看政治局 常委中的曾、羅、賈、黃，都是這類貨色。
由於社會精英不斷被中共吸納進去，不斷轉化為專制的鷹犬，這個逆向淘汰機制削弱瓦解了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幫助中共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統治。這樣，中共每一次表面的自我改良都成了對罪惡的掩飾，從而使真正的改良成為不可能。
二、中共已在解體中
舊歷史走向新歷史的轉折體現在中共的解體上。這個解體過程並不需要去發動和去號召﹐它處於正在進行時態。
中國共產黨經歷過也化解過許多次危機。中共在30年代幾乎被剿滅﹔文革後它喪盡了人心﹔64後它成了萬夫所指的屠夫。但它每每起死回生。也就是說，危機本身只是中共崩潰的一個條件。中共的崩潰還需要有一個內部衝擊力量。
這個內部衝擊力量已靜悄悄地在中共內部黨員的大規模退黨中來臨。從大紀元編輯部2004年11月發表《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開始，就像「蝴蝶效應」﹐蝴蝶 翅膀幾下微微的擺動，漸漸捲起退黨退團退隊(三退)的巨大風暴。2005年元旦，50多人在大紀元上發表新年聯合退黨聲明。三退人數在2005年4月21 日超過100萬。到2006年6月27日為至，三退總人數達到1136萬6千9百27人﹐其中黨員人數佔60.5%﹐來自中國大陸的佔99.9%。
退黨打出的「柔性力量」正在銷熔中共於無形之中﹐令中共無法回手。大規模的退黨標誌了中共黨員的覺醒到了一個臨界點。共產黨有再強大的軍隊警察，再先進的 武器，也無濟於事，因為這是一個整體的倒戈。一個沒退黨的共產黨員(可以是官員、軍人、警察)，仍是中共的力量基礎。一個退了黨的官員、軍人、警察等就成 了中共之外的力量基礎。如果一進一出的規模很大，而且越來越大，中共就在不可逆轉的削弱之中。這就造成了中共解體的基本條件。這時﹐一個突發事件就能觸發 中共的崩潰。這就是柏林牆被推倒的原因，也是蘇共幾百萬大軍不放一槍就瓦解的原因，也是中共享「保先」和「愛國主義」都不能阻止的人類舊歷史上最後的大事 件發生的原因。當有朝一日中共頃刻蒸發於無影之中時﹐人們才會瞭解今天默默推動退黨的英雄們的真正身份及其對人類的貢獻。
中共在嘲笑它的敵人被消滅時愛用「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這句話。中共今天所經歷的是其黨員在明明白白地拋棄它﹐也是不以中共的意志為轉移的。如果說前羅馬 尼亞共產黨頭子齊奧塞斯庫被槍決的場景在歷史上劃下了一個驚嘆號，那幺這也可能是中共獨裁者最恐懼的一幕。中共黨員以沉默式的否定把中共犯罪集團逼向齊奧 塞斯庫的最後牆角。此時﹐「中國的赫魯曉夫」反倒成了救生的出路。
大逃亡是中共崩潰前非常顯著和特殊的標誌。中共高層其實最能預感到崩潰的前兆，因此紛紛給自己留後路。在海嘯、地震之前會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動物的 大逃亡。黃鼠狼老鼠大量出洞逃竄，蜻蜓成批飛到船上，魚成群跳上甲板。自然界動物出現集體大逃亡意味著動物預感到大難將至。人類除了在戰亂時發生大逃亡 外，在和平時期很難看到大逃亡現象。中共持續和加劇的大逃亡現象說明相當一部分知道內情的高層官員已預計到末日即將來臨。
高層的幹部比中層、低層的幹部、底層的老百姓，更瞭解中共真實的狀況。中下底層的由於看不到高層目前的恐懼狀態，反而會產生一種幻覺，認為中共現在外資這 幺多，表面上高樓大廈，挺穩定的，實際上高層軍心早已動搖。中共官員不斷外逃，外逃的人數越來越多，中共自己的估計已有10幾萬人在國外定居，而且人數還 在不斷擴大。高官及家屬許多都有國外的護照。中共已允許帶外匯出去，從經濟上給外逃官員打開大門。在海外定居的高幹家屬現在已經達到120萬人，在歐洲、 美洲，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定居的有20多萬人，已經入籍的有15萬。中共駐外官員也開始叛逃。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伴隨中共官員的大 逃亡，外逃資金也經常性超過了對國內的投資。
整個中共就像泰坦尼克號船。當船要沉下去時，權貴人士為了安定人心，把三等艙的人放入到二等艙，把二等艙的放入到一等艙，讓他們人們體會一下豪華的待遇， 還叫人到甲板上拉提琴，以迷惑普通民眾。但實際上，很多權貴人士已經在撤退了。中共上層中撈足的、有門路的都在逃或準備逃﹐剩下的官員還在那邊欣賞著最後 的死亡樂曲，在盡情揮霍享樂，賭資每年超過50億美元﹐「黃色娘子軍」每年創造著12.2％到12.8％的GDP價值。
中共的鐵幕仍然在屏蔽著一些主要的事實。很多人感覺不到沉沒的來臨，只因迷於表面的假象。其實﹐這個貌似人類最強大的專制政權已處於全面崩潰的境地。
三、崩潰的加速度和彈簧效應
中共的崩潰還需要有一個加速度﹐最後的推力。從2003年開始，中共的崩潰開始加速。信訪量急劇增長，民間維權四起，緊急突發事件達到平均每天160多 起。到 2004年，各種暴動頻起。四川漢源十萬農民大暴動應了明末清初的歐陽直公在《蜀警錄》警示後人的：「天下未亂蜀先亂」。到2005年，連退伍軍人也加入 了上訪的大軍。2006年，高智晟律師發起的絕食維權行動為向後中共時代轉型作了各方面的鋪墊。這場運動的定位毫不亞於當初印度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 力抵抗運動。中共的崩潰至此已具備加速度的充足條件。
但是﹐通過太石村農民的維權和汕尾血案典型地顯示出來的卻是中共政權頻頻瘋狂動用黑社會強力鎮壓維權﹐中國轉型步履艱難。但這正恰恰應了彈簧效應。中共每 一次對民眾的彈壓只是壓下了一具彈簧。中共鎮壓一個太石村或一個汕尾村，就是按下去一個具有同樣反作用力的反抗力量。壓的越低，壓力越大，最後彈簧很可能 反抗力量也越大。
中共所謂的穩定是彈簧被強壓下去的穩定。中共每摁下一具彈簧就增加一份恐懼。最近公布的「突發事件應對法」是中共自九評退黨以來的害怕和恐懼積累到臨界點 的反映。所以，中共的所謂的穩定意味著反作用力總爆發前的膠持狀態，是一種高壓鍋膨脹爆炸前的沉悶﹐是一種加持加速度的平靜。
結語:
當中國聚變成為現實的時候﹐當人們在沒有共產黨的中華大地舉措自己大事的時候﹐所有人都會以在今天這個歷史關頭的所作所為得到應有的位置。與此同時﹐中共 鐵幕下所有至今不為人知的駭人聽聞的殘害民眾的酷刑與屠殺方式﹐以及中南海所有隱藏最深的陰毒詭秘的計謀﹐都將一一陳列於眾。把握中國聚變這一瞬間即逝的 機會才是人智能的真正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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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笑，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8年﹐做過兵團戰士、營報導員和團新聞幹事。77年恢復高考後首屆考入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 系。畢業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和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國際關係和美國政治課程。1986年以富布萊特學者身份訪美。專長中國政治和外交關係。在美取得博 士後，曾在蓋洛普等民意和市場調查公司協助主管中國區域工作。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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