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的恐惧：忠诚难保平安(图)
游客走过一面印有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头像的墙。(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1月4日讯】一、领袖一句，生死两途
最近报载，中共处分了大量的党员，让我们不禁想起过去在毛泽东时期许多人的遭遇！同样一段曾经参加国民党的经历，可以使人遭到批斗，也可以在领袖一句话之后，不再成为入党的障碍。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吴洁曾任北平医院院长，早年加入过国民党。文革初期，这些经历使他遭到批斗、殴打，并被关进“牛棚”。后来恢复工作，他仍害怕再次受到整肃。
国民党经历带来的政治风险，并非只有吴洁的个人回忆。广州官方党史记载，建政初期，国民党等组织人员被要求限期“登记自新”，并受到群众检举。学术文献转引1954年公安部报告，镇反期间被杀者达71.2万人；这是各类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者的总数，不能全部算成国民党员。到了文革，中共官方资料也承认，许多起义投诚人员遭到迫害。曾经合作、接受领导，为何仍不能换得稳定的权利保障？
1972年2月，尼克森访华之前，毛泽东病况改善，邀参与诊治的医师吃饭。席间，他问吴洁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不容易！吴回答不是，并提到原因是自己过去加入过国民党。据李记述，毛说：“我以前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有什么关系？”随后要李通知北京医院，让吴洁入党，由自己担任介绍人。
这不是法院撤销冤案的判决，而是最高领袖对入党资格的介入。令人感慨的是：同一个人的过去，为何可以先成为迫害的理由，后来又在领袖认可之下获得不同评价？
同一本回忆录还保存另一段故事：延安抢救运动（抢救运动就是要抢救这些人的思想回归共产党）中，理发师王惠被逼承认准备刺杀毛泽东，后来才向毛说出，不照审讯者要求认罪，就不让睡觉。两件事不能混成一件，却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个人遭遇冤屈，为何安全如此依赖领袖的介入？
最近，中共大批处分人员的消息，再次引起关注。以已公布的2024年统计而言，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88.9万人，其中党纪处分68万人；前一数字已超过江泽民时期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的84.615万人，也超过胡锦涛时期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的66.8万余人。
各时期统计范围与制度背景不同，不能直接等同比较，更不能将全部处分视为政治迫害。这些庞大的数字值得我们追问：每一次处分，是否都有可以检验的证据、公平的程序与有效的救济？本文更关心的是，当权力缺乏有效制衡时，一名普通党员如何活下去。
二、忠诚不改，标准常变
张戎在《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留下了比统计更令人难忘的家庭记忆。
她的父亲张守恩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干部。1967年，他写信要求毛停止文革，随后遭到拘押。离家时，他仍劝妻子不要仇恨党，相信党终会改正错误。
然而，信任并没有保护他。依张戎记述，审讯者以妻儿将与他断绝关系相威胁，逼他写认罪书；父亲回家后，出现失眠、言语混乱与强烈猜疑，甚至把妻子的照顾理解成组织派来的监视。母亲四处求医，医疗协助却又受到政治权力阻挡。
令人痛心的，不只是他被整肃，而是支撑他一生的信念，竟与正在伤害他的现实冲突。他想相信党，又无法否认眼前发生的事；他不肯承认捏造的罪名，却也不能靠说明事实获得安全。
三、身陷矛盾，何以自处
一个人受到自己信仰的组织伤害，为何仍可能相信它？这并不是一句“被洗脑”就能解释的问题。
历史学家南希・阿德勒研究部分古拉格幸存者，发现有人遭受迫害之后仍忠于党。她提出的解释包括政治信仰、认知失调、生活资源依赖与创伤连结。这提醒我们，依附未必只是投机，也可能与理想、身分和生存需要交织！
以认知失调的角度理解，当“党代表正义”与“党正在迫害我”彼此冲突，人可能修改原有信念，也可能把责任归给少数执行者，努力保留对组织的信任。这是相当值得分析的心理历程。
精神科医师罗伯特・利夫顿研究思想改造提供我们另一个重要视角。他分析“教义高于个人”、反复认罪及封闭语言：当个人经验与组织教义冲突，受到压抑或重新解释的，往往是个人的经验。
将这个视角放回张守恩的遭遇，我们便能提出更具体的问题：当人不被允许相信自己的清白，又不能拒绝组织的裁决，他还有多少空间维持自主判断？
欧威尔《一九八四》的“双重思想”，也让人看见一种政治荒谬：昨天被要求相信的事，今天可以被宣告从未存在，而人民仍须承认权威始终正确。
因此，我更愿意追问的，是一个制度为何要让人承受如此昂贵的忠诚成本：为了保全自己，竟得反复衡量，说出真话会不会使自己及家人受到伤害？
四、权利有界，心灵有依
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性，也存在于政党内部。一名党员应能提出异议、知道指控、说明事实，并对处分提出申诉。规则应事先公开，处理程序应容许检验；党的纪律权，更不能取代国家的司法程序与公民权利。
政治立场不同、得罪掌权者或拒绝说违心话，都不应使人失去基本保障。
这些制度，也有深刻的心理意义。心理学家史蒂文・梅尔与马丁・塞利格曼对压力与可控制性的研究指出，能否对不利处境采取有效行动，是理解压力反应的重要因素。当解释、申诉与求助都可能有效，人是否更能维持行动的希望？
法治给人的一份重要安定，是让人知道：今天失去掌权者的喜爱，仍然可以提出证据；今天受到错误指控，仍然有地方申辩。
民主国家也会发生冤案与权力滥用，制度更不能保证人人免于精神疾病。然而，公开批评、独立审判与有效救济，使伤害有机会被揭露、制止和修补。
一个人的尊严，不应等到平反之日才重新出现。
五、愿你平安，不必噤声
依2026年公布的官方统计，中共党员已超过一亿人。这些人不是同一种人格，也不都怀抱相同目的；其中有人相信理想，有人尽职工作，有人承受压力，也有人拒绝伤害他人。
我们可以理解人在威胁下的退让，也应看见退让可能付出的代价。把压抑与服从美化为“适应良好”，容易让制造恐惧的制度免于追问，也让受害者承担本不该由他独力负担的责任。
对承受压力的党员，我所盼望的，是你能保留判断是非的能力，珍惜可信任的关系，在有需要时取得医疗与心理支持。更根本的责任，仍在制度：不能一面制造任意整肃的恐惧，一面要求每个人提高承受能力。
当一个人必须不断证明忠诚，却无法知道明天的忠诚标准，他究竟如何安心生活？
如果连党员的命运，都需要领袖一句话保全，普通人民又能依靠什么？
今日同志，明日敌人。真正值得追求的政治环境，是无论站在哪一边，每个人的自由、尊严与生命，都有权力不能任意跨越的界线。从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党员同志遭到处分，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身为共产党员的艰辛与不易，也提醒那些台湾期盼回归中国统治的人们了解，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管理下平安生活！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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