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民币背后：习近平的计划经济布局？(图)

数字货币（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10月28日讯】数字人民币的全面推广，远不只是很多人说的，只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次技术升级，而是为习近平不久的将来进一步实施全面计划经济、恢复更加彻底的公有制，并建立数字化的极权统治体系，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和技术工具。

习近平上台不久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时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就感觉，中国要出大事，很有可能要回归毛泽东时代，回归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曾经的极权统治时代。当时，很多人觉得我想多了。但接下来的这些年，我的判断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现实。

很多人当时没有感觉到，其实，习近平所说的“初心”，核心并不只是维持中共的执政地位，而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可能在他看来，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共已经忘了初心，就是实现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他上台之后强调，共产党要牢记当初的初心和使命。所以，他把重新实践共产主义制度，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越来越体现出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全面介入：想方设法不断打击私有产权，不断实施国有资本对私营资本的吞并；与此同时，通过法律和政策措施，压缩自由市场空间，强化行政权力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并不断提高中央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配能力。这些措施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在不断扩张公有制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计划对经济运行的全面覆盖。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数字人民币看成是金融支付手段地升级，而是习近平重新走向全面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和工具准备。

传统计划经济最大的难题，是国家必须掌握海量信息，才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谁生产，以及商品和资源应该分配给谁。过去，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命令、统计报表、单位制度和粮票、布票等配给工具运行，信息滞后、效率低下，难以精准管理复杂的现代经济。改革开放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让市场价格、企业决策和个人选择承担了原本由政府包揽的资源配置功能。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种局面。尤其是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可能为未来重新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提供过去不具备的技术条件。

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关注数字人民币。它的意义不只是让人们支付更方便，也不只是减少现金使用，而在于：当一种数字货币与统一的支付基础设施、智能合约、数据系统和国家管理体系结合起来，它就可能成为国家调配经济资源、落实行政指令，乃至控制个人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

2026年1月1日起，数字人民币运行框架升级；同年10月公布的基础设施升级方案，又进一步涉及统一账本、跨机构支付结算、智能合约生态、统一数据和智能风控等能力。官方资料显示，数字人民币的应用正在向财政补贴、预付资金管理、供应链金融、工资发放等领域扩展。这些技术和应用的结合，意味着数字人民币正在从一种支付工具，发展为能够承载更多规则、连接更多机构、执行更多管理要求的金融基础设施。

传统货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获得货币以后，通常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如何使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金融监管和行政命令影响经济行为，但要直接控制每一笔钱的具体用途，仍然面临很大的技术和管理障碍。数字人民币与可编程规则结合以后，这种障碍可能大幅降低。

例如，假设政府向某个家庭发放一笔补贴。传统方式下，补贴到账后，家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购买食品、支付房租、购买衣物，或者储存一部分资金。可是，如果数字人民币与特定规则绑定，政府就可以在技术上设定资金的使用范围：这笔钱只能用于购买指定商品，只能在指定商户使用，或者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花完。若进一步与身份认证、商户分类和实时结算系统连接，规则就可能由系统自动执行，而不再完全依赖事后的人工检查。

这还只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如果同样的管理方式被大规模扩展到工资、补贴、消费、企业采购和生产经营，国家就可能不再只是通过宏观政策影响经济，而是能够更加直接地干预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

再看粮票制度。过去，计划经济通过粮票限制粮食购买，通过布票限制布匹供应。今天，数字技术不需要重新印制一张张票证，也不必让人携带不同的纸质凭证。理论上，只要将数字货币与商品分类、个人身份、配给额度和交易规则连接起来，就可以在支付环节实现类似的限制。例如，系统可以规定某类家庭每月能够使用指定资金购买多少粮食、肉类或其他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根据行政规则调整额度。过去需要人工审核、纸质凭证和基层单位执行的配给制度，未来可能通过数字系统完成。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于企业生产。全面计划经济不仅要控制消费者如何花钱，更要决定企业生产什么、购买什么原材料、向谁销售，以及资金应该流向哪里。假如数字人民币系统与企业账户、供应链、税务数据、政府采购和行业监管相连接，国家就可能通过资金规则影响企业的采购和结算。例如，企业获得的某笔专项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指定设备；某些资金只能支付给符合政策要求的供应商；某类行业的贷款或补贴只能用于政府指定的投资方向。每一项规则单独看，都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具体的金融管理措施，但当这些规则不断叠加，并由统一系统执行时，它们就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的关键不只是“钱在哪里”，而是“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谁有权决定这些规则”。而一个失去权力制约地独裁政府，当然能轻松地通过系统设定资金用途、交易条件、适用对象和执行期限，那么货币就不仅是经济交换的媒介，也成为行政命令的载体。政府不必直接命令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的每一项行为，而可以通过控制资金流动的条件，改变他们能够作出的选择。

这正是数字人民币与全面计划经济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系。过去，计划经济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逐级传递命令，基层执行者还可能拖延、变通，甚至隐瞒信息。数字系统则能够把规则直接嵌入交易过程，让部分行政要求在支付时自动生效。过去，国家想知道某项政策是否落实，可能需要层层汇报和检查；未来，如果相关数据集中并实时更新，管理者就可能更迅速地掌握资金流向和政策执行情况。技术不能消除计划经济的所有信息和效率问题，但它能大大加强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操控能力。

而当这种经济控制能力与习近平所追求的政治体制实践结合起来，数字人民币的意义就超出了计划经济本身。

全面计划经济意味着国家不只是管理市场，而是越来越多地决定资源如何分配；数字极权统治则意味着国家不仅控制公共权力，还能够借助技术手段深入个人生活，对个人行为进行持续识别、记录和约束。二者相互加强：国家需要更完整的数据来执行计划，而更集中的数据和支付系统，又让国家更容易落实经济控制。假如资金用途、个人身份、消费记录和行政规则被系统性地连接起来，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自主空间就可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例如，一个人如果主要依靠受规则约束的数字资金支付生活开支，那么他能购买什么、在哪些商户消费、某笔钱能否转给他人，就可能受到具体规则影响。如果企业的收入、采购和支出都必须通过受到同类规则约束的系统运行，企业经营者的自主权也可能随之收缩。如果政府进一步把经济管理与政治评价结合起来，经济活动甚至可能成为实施奖惩和施加压力的渠道。数字技术由此可能把传统威权体制的控制能力推向一个更精细的层次：不仅通过法律和警察要求人们服从，也通过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基础设施，限定人们实际能够做什么。

对习近平而言，这种技术条件具有特殊意义。他的政治目标确实是重新试验马克思原教旨共产主义，那么数字人民币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传统计划经济曾经受制于信息不足、调配迟缓和执行成本高昂；而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统一数据和自动化管理的结合，使未来的计划经济拥有更强的技术执行能力。过去的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机构来分配资源，未来的数字计划经济则把一部分分配规则直接写入系统，由系统持续执行。

因此，我认为，不能只把数字人民币看作一项金融技术创新，而应当把它放在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整体政治路线中理解。单独看，数字人民币可以用于支付、结算、财政补贴和金融管理；但如果它与国家对国有经济的强化控制、对民营经济的持续干预、对社会数据的集中管理，以及习近平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它就可能成为一套更大制度工程中的关键环节。

当初，习近平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我就认为，他不会满足于简单维持现有体制，而会试图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方向。此后多年政策的演变，使我更加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可能性。如果习近平把恢复马克思原教旨共产主义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和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就可能成为他试图推进的方向。数字人民币及其不断扩展的基础设施，正好可能为这种制度转型提供传统计划经济所欠缺的技术条件。

如果这条道路继续发展，数字人民币就可能不只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形式，而会成为未来全面计划经济的重要运行工具，并成为数字极权统治的经济基础设施之一。它能够帮助国家权力更直接地操控资金流动、资源配置和个人选择，使过去难以实现的精细化控制变得更具可操作性。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数字人民币的全面推广，不仅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次升级，更是习近平为未来全面公有制、全面计划经济和数字极权统治准备的重要制度条件。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独裁体制中，一旦技术被用于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它就可能成为推动极权统治进一步深化的强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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