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多部新法“空白授权”国安人士：反映中共政权高度焦虑(图)
2023年4月7日，一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拖船在台湾海峡航行，经过位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平潭岛（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屿）上的游客。（图片来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李净瑶综合报导）近期中国有多部新法律即将实施，台湾国安及两岸事务官员对此法成严正示警。官员表示，这波修法将国家安全法律定义延伸至人流、金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但条文定义空泛模糊，等同给予执法机构“空白授权”，导致台湾民众赴中国的风险增加，并引发自我审查与寒蝉效应。国安人士分析，即将上路的“国防动员法”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高度焦虑与不安全感。
将“国家安全”概念上纲至产业、资讯、商业
综合《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报导，中共国近期有多部新法已经上路或即将上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进步促进法”7月1日已经上路；“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8月2日截止意见征集、但尚未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实施；新修“国防动员法”以及“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日实施。
据两岸官员观察，这些法律凸显出中共不断上纲国家安全，把以往对国家安全的传统概念延伸扩张到产业、资讯和商业，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名义，透过法律针对人流、物流、金流、资讯流强化管理。
至于中共为何要推出这些新法律，两岸官员从中共的政治日程进行分析，今年中共将召开五中全会，明年将召开第21次全国代表大会，社会维稳与社会安全管理将会更严格，以维持稳定的社会氛围，而这些法律就是提供系统性的管理方向。
定义模糊如“空白授权” 扩大寒蝉效应
两岸官员表示，这几部法律的“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用字、定义极为空泛，陆委会形容这是“空白授权”，让执法机构可以自由界定，对赴中国的台湾人来说是不确定的风险。这几部法律也提供中共跨境镇压合法法源，只要妨碍到中共国家利益或国家安全，都可以被中共依法查处，不限于中国公民。
官员指出，这几部法律中，有部分条文提供了跨境镇压合法化的法律来源。例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以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29条，均提及只要“妨碍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可针对境外个人或组织查处，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两岸官员提到，这几部法律将执法权力下放，比如出入境管理新规，边境县市都有执法权力；即将上路的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县级公安能够查处当事人的手机、笔电和物品等。
“法律只是一个包装”，两岸官员指出，过去已发生许多拘捕与搜查情况，如今透过立法是直接授权给地方政府机构，并达到宣示效果，警告更多人某些行为、言论会导致被捕和骚扰，从而进行自我审查及扩大寒蝉效应。
两岸官员总结，因为习近平将在中共21大寻求连任，这几部法律是为他第4任期的合法性而铺路，因此都有提到习近平与社会主义，而且整体意识形态更封闭。由于中共自始自终都是“一中原则”论述，这几部法律将对两岸人流、金流与资讯流产生负面影响，站在政府机关立场必须做风险警示。
增加台商中国经营风险
另外，即将在10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国防动员法”，此法增订了保障“平战快速转换”等内容，首度定义“国防动员”是为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且将原本的“征用”民用资源扩大为“征收、征用”，并把经济与科技领域都纳入。新制10月1日正式实施。
针对此法对台湾的影响，国安人士指出，除了对台军事动员本身外，修订后对于台商在中国经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也将增加，随时可能被征收、被认定是“发展”相关资源，导致投资有去无回。
国安人士：中共政权高度焦虑
国安人士分析，2010年，中共通过的“国防动员法”着重在“军地分工”，重点是在政府在战时或紧急状态，可以如何调用民用资源、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军事。
国安人士进一步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有5大重点：一，第1条立法目的，增加了维护“发展利益”；二，国防动员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贯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军思想。
三，首次将国防动员，定义为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换为国防实力；四，民用资源从原本的“征用”扩大到“征收、征用”，差别在于不再保障所有权，只要有必要，国家可以强制取得私有财产；五，将数据与现代科技（供应链、人工智能等）纳入动员范围，并称要“开展供应链安全评估”，以因应供应链断链风险。
至于修法核心要旨，国安人士认为，首先是把科技、产业、基础设施都纳入国家管制，意即内部资源的绝对整合；其次是政权安全感的投射，以法律强化管制也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高度焦虑和不安全感，将所有议题都变为安全议题，凸显中共的“安全焦虑”。
国安人士指出，北京当局将“全面治理的延伸”结合军事动员与国家治理，显示出共产政权发展与安全、管控与稳定的内在逻辑。民营企业被纳入国防科研和维修保障系统，形成“民参军”的模式。同时，法律明确规定可征用的资源，这也为管制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并通过法律化手段将“军民融合”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