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臂立法 台湾吁29国携手反制跨国镇压(图)

西藏（Adobe Stock）

【看中国2026年6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李亭综合报道）北京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中涉及境外追责的第63条条款，近日在国际社会引发高度警惕。就在同一时间，台湾以东道主身份召集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29个国家的官员、执法人员与专家学者，举办“全球合作和训练架构（GCTF）”国际研习营，聚焦跨国镇压议题。两件事的时间节点高度重叠，折射出威权扩张与民主防卫之间日益激烈的角力态势。

《民族团结法》7月上路 第63条成国际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由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今年3月12日表决通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签署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全法共65条，涵盖总则、精神家园建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繁荣发展、法律责任等章节，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北京官方将此法定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立法，强调各民族共同繁荣、维护国家统一。然而，让国际社会目光集中的，是其中措辞简短却意涵深远的第6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短短一句话，却将北京的法律管辖范围从境内延伸至境外，引发多国人士忧虑。日本评论家、东京都千代田区议员白川司近日在日本商业杂志《President》撰文指出，这部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在日本批评中国少数民族或宗教政策，也可能被中国认定涉及犯罪；即使只是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也可能成为第63条的追究对象。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于6月22日强烈批评，直指“北京现在就是用各种方式在恐吓支持台湾的友邦、国际友人”。陆委会副主委沈有忠也曾表示，这部法律虽名为处理境内少数民族事务，实则涉及境外，可能成为北京在两岸议题上对付所谓“台独分子”的新法律依据。台湾立委陈培瑜更直斥中共“把脏手伸向境外”，批评此法荒谬至极，呼吁台湾朝野各党应齐声谴责，展现一致立场。

法律之外的目的：让人不敢说话

多位分析人士强调，理解这部法律，不能只看其执法可能性，更要看其“恐吓设计”的结构性目的。

时评人矢板明夫指出，这部法律真正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大规模逮捕境外人士，而是制造一种“说错话可能会有事”的普遍心理。只要让人们相信批评中共民族政策、声援台湾、关注新疆与西藏人权，都可能面临法律追究，自我审查便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正是中国式法律最厉害的地方——不需要动用警力，却能让人主动封住自己的嘴。”

分析人士陈文甲也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的设计，是将此前《香港国安法》第38条的“域外管辖”模式，进一步延伸至民族、宗教与分裂议题，等于把“境外批评中国”逐步包装成“境外危害中国安全”的法律论述。这种立法逻辑，实质上是中共威权治理体系向境外延伸的最新一步。

矢板明夫也点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在台湾，越不需要赴中国的人，享有越完整的言论自由；越依赖中国市场的人，越不敢说出真心话。那些必须赴中经商的台湾企业家、赴中演出的艺人、赴中交流的学者，乃至计划赴中旅游探亲的一般民众，今后恐怕都要事先翻查自己过去在社群媒体上的留言、按赞纪录与分享文章。“北京没有修改台湾一个字的法律，却让部分台湾人开始自己管住自己的嘴。”

英国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今年5月发布报告，警告中国正系统性地升高“域外法律战”风险，核心概念包括“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及“跨境执法”。报告并指出，随着中国扩大这一法律战框架，拥有台湾客户、员工或资金来源的外国企业，同样需要正视来自北京的压力与风险。

台湾主办GCTF 29国汇聚应对共同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台湾外交部与美国、加拿大、日本等驻台机构联合举办的“全球合作和训练架构（GCTF）”国际研习营，于今日在台北开幕，主题直指跨国镇压问题。来自29个国家的官员、执法人员及各界专家应邀与会，共同探讨威权政府如何利用数位科技渗透、跨境胁迫海外异见人士，进而影响并破坏民主社会的正常运作。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词，开门见山地点出当前民主阵营所面对的严峻形势。他表示：“民主国家所面对的威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疆界。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单独面对。当威权势力企图分化团结，民主伙伴就应该携手合作。”

赖清德也说明台湾的内部应对策略。他指出，台湾已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同步强化对跨国镇压的应对能力，同时持续加强与各民主伙伴国的情报交流与合作。

民主防线的新战场：数位空间与法律话语权

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与会国家数量之多，更在于议题范畴之广。跨国镇压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身迫害，而是延伸至网络监控、社群媒体追踪、海外华人社群渗透，乃至以法律名义进行的跨境威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正是这一趋势的最新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法律战略越来越善用“模糊地带”制造最大威慑效果。何谓“破坏民族团结”？何谓“制造民族分裂”？法律条文未作明确界定，解释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这种刻意留白，恰恰是恐吓机制最有效的设计——当人们无法确定哪条红线不能踩，往往会选择全面退缩。

分析人士指出，民主社会的反制策略应从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其一，加强公众教育，让民众了解跨国镇压的运作方式与潜在风险；其二，建立政府层面的预警与支援机制，协助赴中港澳人员评估言论风险与数位足迹；其三，在国际层面与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深化合作，共同揭露并抵制威权国家的长臂管辖行为。

法律战的时代 沉默是最危险的选择

此次GCTF研讨会的召开时机，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高度呼应，其象征意义不容忽视。台湾作为民主防线的前沿，以具体行动召集国际伙伴共商对策，正面回应了北京试图以法律工具压缩全球言论空间的企图。

随着7月1日施行日期逼近，这场关于言论自由、司法主权与民主韧性的角力，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界普遍认同，面对威权政府日益精密的法律战工具，民主社会最不应该做的，恰恰是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