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黄土 血肉盛世(图)
（图片来源：作者）
【看中国2026年2月20日讯】【按：河南卫视春节晚会被断播后，挂出八个字“长夜终烬，山河月明”，颇为大气，一部中原史，大气之余，皆为苦难，洪水饥荒，黄土搅拌血肉，六〇年饿死几千万农民，发生在粮食丰收年景，只因“领袖”热昏、瞎指挥，当年”信阳事件”，村子里断粮八十天，而救灾的粮食车皮在京广线上一字排开，也有汽车运输能力，就是没有道路通到村子里，一些村子易子相食，人也死光光、绝户几何，最后记帐到“地富反坏”；共产党里出了个焦裕禄，为救民水火而累死，好人政治到胡耀邦，活活气死；而“邓改革”却在中原酿成血祸，中原人赵紫阳也做到了总书记，却是幽禁至死，好个“长夜终烬”！】
一、漫说中原
河南人最爱把河南叫作中原、中州，那典型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潼关以西，黄淮之间的这块黄土，当真是随地一脚就能踢出盛唐大宋的土坷垃。洛阳是六朝古都，近郊白马寺是亚洲大陆的佛教“祖廷”，那一带的农地至今还是海外垂涎的出土文物“高产田”，一犁耙下去兴许就掘出个武则天朝的熏炉来；东边的巩县埋着北宋七帝八陵，往东南走是武林胜地嵩山少林寺，再往东就是开封，那个“水浒传”和“清明上河图”里的京师汴梁，如此等等，在历史文物方面，中原人除了还要往西边的长安咸阳让一分，便睨视天下，连燕京、建康也不放在眼里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原极度衰落，但那种以古老悠久为荣的心态还在。
中原本来极富饶，哺育了一个最长久的文明之后，只剩下脊薄黄土。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种“耗竭式”的资源利用模式，使中国从十五世纪就开始了能源危机，富比罗马帝国的北宋，中国经济已达峰颠却不可能迈进现代经济的门槛，最大的障隘是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留在这块黄土上的中原子民，伴随着物化了的文物古迹和传统虚荣，却注定要挨贫受穷。加之“中原乃兵家必争之地”，本世纪以来烽火频仍，盗贼蜂起，各种战祸蹂躏中原，到四十年代，河南人说自己的家园是所谓“水、旱、蝗、汤”的苦境，那“汤”是指驻扎中原的汤恩伯部队。这四个字，到1949年以后，便要稍加修改，叫作“水、旱、谎、党”。
二、万冢千茔是百姓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一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至今还是一个谜，官方羞羞答答似乎承认两千万，民间有四千万和八千万两个说法。这是颇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当代中国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这个数字之前，那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成败、中共制度建设的意义、毛泽东功罪等等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包括西方学院里的汉学界），还有什么事实基础可言？假如我们抹去纳粹灭绝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那么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基准线会不会坍塌、而人类的精神及思想还有何种新的积累？
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基础支撑就是数字，数字化的可能才是现代化的可能－－不仅是人均GDP计算的可能，也是计算体制误错的可能，而中国现今这半个世纪，一直处在一个数字被蒙蔽的羞辱之下。这个蒙蔽其实就是蒙昧，因为八亿中国人（五十年代的人口）里，七亿人无法对另外一个亿里面的数以千万计的饿魂负责，这种负责简单地说就是把数字弄准确，再问一问究竟该谁来负责，这是起码的文明，不问或问不了，则这个民族离未开化并不太远。
于是文明里面有人来问了，Hungry Ghosts（Mao'Secret Famine,Mirror Books）讲的是“中国饿鬼”，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先生是英国记者，阅读他对东方一次大饥荒的采访、考证、梳理，让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他的训练有素，而是文明人的一种态度。
其实我知道，在中国民间，很早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调查六零年的大饥荒，但那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底层的努力，常常被强大而无孔不入的体制轻易就粉碎了，所以几十年来都不可能有调查和研究成果浮现，一位著名的民间研究者丁抒的《人祸》，也是到海外才发表的，由此可以想见一个外国记者来做此事的艰辛程度。八十年代初我亦曾涉足这个领域，起因于偶然得见关于信阳事件的几份党内秘密文件，旋而试图实地察访，却发现处处讳莫如深，视为禁脔，无奈之下我将其束之高阁，几年后撰写《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二十五万字一路写来，行文至结尾处，描述那个神仙会之后的全国大热昏乃至大饥荒，其中有河南惨状之四页文字，就是以这几个秘密文件的内容敷衍而成。
1、中央处理的惟一地方饥荒事件
贝克的著述搜集研究的大量饥荒资料中也有党内秘密文件，但似乎未见过我遇到的这几份－－这大概是一组文件：主件是河南省委报给中央的《关于坚决纠正错误，端正政策，转变作风，彻底扭转局面，争取农业丰收的报告》（修改稿）；附件有三个，陶铸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讲话、关于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处理意见、关于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的处理意见。若问这场大灾难还会留下什么确凿证据，大概只有这几件书面文字了；若问数百万条人命的丧失为什么没留下任何民间记载而只有党内文件，则要究问那种特殊的极权社会形态了；若问大饥荒的善后为什么是一堆报告、讲话、处理意见，那就是我至今还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中共对饥荒的处理模式，生动地映射了它的制度性格，后者恰又是酿成饥荒的渊薮。
河南信阳事件在全国大饥荒中的位置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对毛泽东的“奇理斯玛”（魅力领袖）热昏，当头泼去第一盆冷水，乃是大跃进冷却的一个转捩点，此其一；刘少奇周恩来等所谓“法理型”领袖，借此逼退老毛，以查办信阳事件而出台一套救灾模式，并启动了调整方针，此其二。大饥荒虽是全国性的，但中央出面处理的地方性饥饿事件，河南信阳可能是唯一的，其不了了之的结局，又显示即使在毛泽东自认犯了错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境况下，党内纠错的可能性依然是杯水车薪，徒劳一场，甚至，根据南京大学高华的分析（《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刘周等的此次纠错，恰是毛泽东后来搞“四清”以至“文革”的诱因，则梳理出权力博弈的最坏选项：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纠错的效果是导致更大灾难。这种选项，后来也为邓小平所继承，即改革路向最终选择了下下策。
信阳事件的几个文件的产生背景，也一片迷蒙。大致来说，就是饥荒、隐瞒、调查、汇报、决策、救灾、工作组进驻整顿、清算处理等等，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程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陶铸讲话，已是尾声，若倒推回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闭幕，约一年半时间内，中国就死掉了几千万人，那么需要后人检视的，就不只是导致大饥荒的制度因由，更是一个制度的救灾（紧急动员）能力，以及它的拯救冲动首先是老百姓还是制度本身。
2、将大饥荒罪责推给“阶级敌人”
出了天大的事情，谁的责任？中共拿下江山不过十年，此刻却凭空又跳出来非常阴险的一个“阶级敌人”，请看河南省委当时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怎么说：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年春季，以信阳地区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区出现了大不好形势，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情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利用两年来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利用省委常委在执行政策上‘左’倾冒险的错误，用打进来、拉过去的阴谋手段，实行反革命复辟，篡夺了一部分县、社、队的领导权，向贫下中农进行最残酷的绝望性的阶级报复。在这样的地区，组织大多数烂掉了，阶级斗争最激烈复杂尖锐，一时敌我矛盾占居了主导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阶级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毁灭人上，他们用种种最残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饿死、打死，其状之惨事难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有的地区（如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灾难。’
所以党内斗争虽残酷又常沦为儿戏。河南省委舍卒保车，拿一个县委书记的人头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党籍向中央作交代，惹刘少奇大怒，他主持罢免了一批饿死人严重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如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也打算逮捕法办一批地县干部，以挽回共产党的威信，可老毛那头不舒服了，竟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陶铸王任重在河南，也是“风声大，雨点小”，起初给事件定性很重，对死了上百万人非常震惊，多次讲过不杀几个干部不足以平民愤，也内定将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判处死缓，工作组并对这两人罪行详细取证，形成文件，但是到六一年四月间，调子就渐渐降低了，先是陶铸不让下面再报死亡数字，说再这样统计下去，对整个党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不利；接着他就不让大家再提庐山会议以后的问题，说他同刘少奇通了电话：‘少奇同志提醒我们，庐山会议是一个界限，不能因为出了信阳事件，就否定庐山会议的正确路线’。后来陶铸的几次讲话，明显地为吴芝圃开脱。
毛泽东强逼几亿中国人跟他玩“共产主义”大实验，后来搞砸了，刘少奇队以务实救急，此务实的精髓也在“救百姓才能救党”，所以“法理型”通晓权力胜于“魅力型”，但并未进步一寸；后来老毛又强逼全党跟他玩“文革”大实验，也搞砸了又有邓小平救急，这回便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们就会拥护我们”，此“改革”无非刘少奇救灾的翻版而已，但这个党只要活过来，天下依然难过，于是八九血光之灾以降，中国虽经济腾飞，却是香港政论家陶杰所说的“血肉盛世”：
‘圣诞树是中国制造的，买来一棵，搁在客厅的一角，彩球、电灯泡、小手杖，一棵圣诞树亮晶晶，细看下来，圣诞树上挂着的，是河南民工的断臂、髑髅和手指。’
这倒叫人想起邓小平另一句话来：‘只要他们日子过好了，就会忘掉一切的。’
他实在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而这个党的存活所需要点熬的，不是天然气，也不是石油，而是民脂民膏。
三、清官圣贤之哀绝
1、中国人相信道义吗？
我们都在海外争睹“菊豆”的时候，大陆里面却在被另一部电影“焦裕禄”所震动。据说，老百姓给衙门里的官儿们寄去许多电影票，那意思是很明显的。大陆人习惯于请出好人的亡灵去谴责恶势力，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六四”杀得这么惨，过后他们依然这么做。我不知道，是人们被压得只有这样来表示抗议，还是他们真的仍然相信道义的力量?
如今四十岁左右的大陆人，都记得起焦裕禄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他和雷锋不同，虽然他俩并列为大陆共产主义的人格楷模。但焦裕碌的名字是同中国农民“解放后”的苦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可以嘲弄共产党那种“树典型”的做法，却不能嘲弄这种苦难。焦裕禄也不象雷锋那样虚伪，把自己做的好人好事，天天记在日记里，好象是在自己“树”自己的典型。焦裕禄是死了几年后才被“树”起来的。
焦裕禄的故事发生在河南。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清官故事，只不过重演于共产制度之下。记得1965年春天，中国人都可以收听到广播里的长篇报导《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人们都听得泪流满面。那年我才十五岁，从小长在都市里，压根不知道农民长得什么样，当然也不知道农村的干部长得什么样。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讨饭的叫花子。焦裕禄的故事，他那为解救兰考农民倒悬于水火之中而死的精神，确乎是动天地、泣鬼神的。奇怪的是，我们那时只会惊叹共产党里有这么好的干部，却决不会去想一想，中国农民为什么会落入这般绝境?
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焦裕禄故事发生的背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河南是全国搞合作化、放高产卫星、强迫高征购最疯狂的一省，因而也是在后来的大饥荒中饿死人最惨的地方。豫东兰考一带，本是水涝、盐碱肆虐的黄泛区，大跃进的后果对这里是摧毁性的。1961年河南信阳事件暴露，中共中央撤换了包括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内的各级干部。焦裕禄就是在这时，从洛阳矿山机器厂被派到兰考当县委书记的。那时有一大批干部被派到农村去救灾，焦裕禄两年后累死在兰考。但他的故事，外面无人知晓。碰巧当时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新华社记者，下放在兰考劳改，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被当地农民救活。是农民们求他一定要把焦裕禄写出来。然而，焦裕禄的故事到了北京，正好给共产党“雪里送碳”。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政权同农民的矛盾需要化解。共产党此时太需要一个为民鞠躬尽瘁的清官形象了。据说，那位记者的原稿，把兰考惨烈的灾况，和农民对焦裕禄个人的怀念，写得淋沥尽致，后来都被删掉，只突出党的英明和毛泽东的伟大。其实相反，共产党和毛泽东倒是应当感谢焦裕禄和那位记者的。
2、清官的极限
后来我常想，有焦裕禄这样的清官，中国农民会不会过得好一些呢?
焦裕禄是五十年代那种比较正派、纯朴的共产党干部。他有侧隐之心，他也认兰考的百姓为自己的父母。这是中国传统下层官吏的基本品格。焦裕禄到兰考后，劝阻外出逃荒的农民，组织他们治理盐碱地；他还给兰考引进泡桐树，既可压沙，又能给农民换一点收入。焦裕禄的确做到了把农民从死亡边缘救回来，为此他自己给活活累死。然而，这也是焦裕禄这样的清官，在那种制度下所能做的极限了。他死后，特别是他被树为全国典型以后，兰考的知名度爆胀，中国无人不晓，但它依然是河南最穷最苦的地方，农民依然是一年只有半年粮，这半年粮还都是红薯。与焦裕禄的兰考一样出名的，是兰考的讨饭人，遍布中原一带。
时隔二十多年后，1989年初，我为拍《河殇》的续集，专程到兰考去寻访焦裕禄的小儿子。他如今是那里一个乡的副乡长。他领我们的摄制组去凭吊他父亲的陵墓，那是一座与破烂的兰考县城极不相称的大建筑，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就在父亲的墓前，他对我说，他的父亲虽然赔上了一条命，却没能使兰考摆脱贫困。父亲死后，兰考人还是在穷窝里打滚。只有实行包产到户，把土地还给农民以后，兰考才渐渐富起来。可是，农民同干部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如今他当了干部才知道，他们每年要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东西。农民说，你们同我们的关系就是三句话：要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他说，如今当共产党的干部真难哪!
那次去兰考，我还碰到现任的县委书记。这人和焦裕禄是同时代的干部，在河南也是一个很出名的、肯替老百姓办事的父母官。我们喝几盅酒后，他微有醉意地说：“我1948年南下到河南，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给老百姓办了一些好事，也办过一些坏事。五八年大跃进时，我在长葛当县委书记，搞虚报产量、放卫星很积极，结果饿死了十几万人，我差点儿去坐牢……。”
我想，焦裕禄那时幸亏在工厂里当干部，如果他也是一个县委书记，谁能保证他不会饿死一些农民呢？要知道，1959—1960年，河南全省饿死了780万人，又有哪个县委书记当得了清官？在这种制度下做官，心肠好很难得；可有那么几个好人清官，还是无力回天。我们后来不是有了胡耀邦这样的大好人、而且还当了总书记吗？他的结局是被活活气死。
从今天来看，焦裕禄的“典型意义”恐怕正在这里。
3、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焦裕禄被树为典型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毛泽东刚刚利用了一个清官的故事，现在却要批判清官思想了。“文革”直接发端于关于清官的一场争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至今我们不知道这位明史专家写海瑞是不是在替彭德怀鸣冤，但毛泽东却非常敏感地认为，写海瑞骂万历皇帝，就是影射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骂他。然而，文革后党中央给吴晗平反，却不敢说吴晗就是为彭德怀叫屈，因为那有“投鼠忌器”之嫌。
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有清官的风气。这不仅在于士大夫的理想是道德治国，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他们的道德勇气，还在于民间是认同官场里的这股清流的。至少，它是对腐败了的皇权和吏治的一种制衡和化解。近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政治一直在瓦解之中。皇权被强人政治所取代，极权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吏治的腐败便象癌症一样无可疗救，清流早已风流云散。
共产党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它既摧毁了传统政治框架，也不会导向民主政治。毛泽东对新中国政体的设计，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他接受列宁的国家学说而剔除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则，他也接受传统政治的“家天下”而剔除清官政治。现代中国政治是一个大怪胎。
共产党的干部，本来就没有古代士大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勇气，传统社会那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观念又极淡薄，仅有的那点良知和不忍之心，也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渐渐被摧毁。特别是经过“文革”，尝受了失去权力的恐怖和痛苦，大大小小的干部，上至邓小平和共和国大老们，下至摘掉“走资派”帽子的老干部，和靠年轻化政策坐火箭上来的新贵们，都会有一种对权力“过期作废”的恐惧，由此产生掠夺性的“仕途经济”。这样的吏治，只能是绝对的腐败，如今共产党想治理也治理不了。如果有人向他们建议，是否可以采取西方分权、制衡的办法以遏制腐败，他们就疑心你要夺他们用枪杆子打出的天下，他们就毫不客气地用坦克、机枪来消灭你。由此看来，这个政权只能眼看它在腐败昏聩中自杀，即古人所云“灭秦者，非六国也，秦也”。对此我们大概不必抱什么其他幻想。
我倒在想以后中国的治理。我们似乎也不能太迷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把它设想得那么完美，仿佛在中国老人们谢世后将这一套搬到中国了事。
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不是靠一些西方式的民主程序就能调理好的。这一点，我们从海外的民运操作中已经窥其端倪。为官者没有道德感和廉耻之心，专讲中国式的黑厚学，什么完美的制度能奈何得了他？
在这里，我倒相信人的品质比制度更要紧。共产党不准中国人谈论西方的三权分立，毛泽东又批倒了传统的清官观念，前些年我们也仿佛接受了毛留下的这份思想遗产，反传统总忘不了捎上一句两句“中国人没有民主传统，只有清天意识”、“为民作主不是民主，只是清官思想”等等，仿佛“为民作主”比共产党的专政还可恶，仿佛批掉清官就不会有贪官了。
这几年大陆官场里的腐败让我觉得，在我们还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之前，又让当官儿的连清官也不必去做，他们可乐得只跟我们耍黑厚学了。
老百性比我们要实际。他们化钱买了电影票，请当官儿的去看《焦裕禄》，这真比我们高喊两句“民主”更让共产党难受。
四、垮坝
洪灾总是冷不丁又降临中原，“现代化”一眨眼就被冲得精光，就像“盛世”泡了汤。“七五八”信阳两座大坝坍塌，人们会想一想这些洪水之间的因缘。
满街飘荡的烙饼香味儿，也把一九七五年夏天，烙进我的记忆里。在河南省会郑州的大街小巷，人们搭起无数临时炉灶赶制烙饼，一种救灾的全民式动员。七五年尚在文革中，但毛泽东又启用了邓小平，于是骚乱将将止息，政府的功能在复苏中。我是省报一个跑农村的小记者，从豫北清凉的太行山区赶回来谈稿子，一进编辑部便听说南边有两座大水库垮坝了。
省城里说垮坝谈虎色变，说从水库里蛟龙般逸出十来米高一个直立如壁的水头，一路横扫而去，把京广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庄户人都在梦乡里淹进泽国。凤凰网副总裁乔海燕，当年正身处洪河上游石漫滩水库十几米远，三十五年后他回忆道：
‘从水库里泄下的洪水，简直是一头暴怒的猛兽！四亿立方米的水在两三个钟头内全部泄尽，那种惊人的冲击力和毁灭性，绝非人间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激流先是朝北，顺着往下游冲撞，浪头有十几米高，一路奔腾咆哮，肆无忌惮的撕裂、吞没着一切。冲到距舞阳县不远的一处高地，旋即掉头向东，留下一个湍急的漩涡扫荡四周。掉头的大水继续向东狂奔，一直冲到京广铁路，与板桥水库决口的洪水汇合，形成汪洋。几个老百姓对我形容垮坝那一刻，“像天塌了一样！”，“从来没有听过那声响，大，吓死了人，满世界的轰响，响着响着，轰！一声，啥都不知道了，等你醒过，在树窠杈上担着呢”。’
当时就有六万人攀在树上，堪称一个世界奇观。32个县、347个公社、1800多万亩耕地，一片汪洋；二百万人困在坝上、堤上、房上、筏上……中央慰问团团长纪登奎乘一架米—8直升机飞临灾区上空，随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从空中描述：
‘俯瞰辽阔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绿黝黝的庄稼不见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犹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边。午阳、西平、遂平、上蔡、平兴、汝南等大部分县城都已经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没被完全淹没的房顶上站着许多人……村庄的房屋和田野的庄稼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了，偶尔看到一些大树枝头还露在水面上……。’
1、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
这就犹如一场长江洪峰泛滥到了人口稠密的豫南。汝河上游也垮掉的另一座板桥水库，库容是五亿立方米，溃坝流量达到７８２００立方米／秒，二十多年后据水利学家王维洛计算，这流量超过了长江宜昌站实际测到的历史最大洪水量。据幸存者回忆，夜幕里天上一道闪电，一串炸雷，暴涨的水库陡然萎瘪，几亿方库水滚滚下泄，有一个声音喊道：“出蛟了！”
那一次豫南同时垮坝的共有五十八座中小型水库。纪登奎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整个事件在国际上被统称为“板桥水库溃坝事件”，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也是所谓“全球科技灾害第一名“，或称“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国际上著名的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和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才分别名列第二、第三。大自然与天文气象导致的洪水威胁，在中国其实是超过六十年安澜的，荒唐却是“人定胜天”建造的水坝水库之失控而酿成“人造洪水”，更荒唐还在于中国制度无问责机制，无论多少老百姓都是白死，而且是在闭关锁国中庾死。
张广友回忆，当时纪登奎就明令：“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文革后纪登奎又解释过一次：“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
2、邓小平心肠
究竟死了多少人？水利部至今谎称“不超过一万人”；但是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们揭露，“七五八”豫南垮坝，夺命２３万人，等于另一次唐山大地震——一年后的幽燕陆沉，苍龙死去，乃是惊天动地的，可怜此前中原洪水滔滔，竟被遗忘得无影无踪。我仍依稀记得，甚至大水过后人们热衷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的是，邓小平由纪登奎陪同，坐直升机亲临灾区上空，俯视豫南一片泽国，难过得掉眼泪。哪晓得纪登奎的长子纪坡民在2011年爆料，真相居然如此：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急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他们决定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当时除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利和能力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有事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但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家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想象力，实在是贫乏得可怜，尤其是关于政治强人的心肠。人们至今也没有发现，“七五八”豫南垮坝，对日后震动世界的“邓小平时代”具有某种反讽的象征性含义——邓小平的执政，自始至终都头上顶着一盆水，那盆水犹如达摩克利斯剑，他的倾覆乃是须臾间事。这是后毛时代中国政治永远的宿命。“垮坝”的概念便从水利学延伸到政治学——以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政治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原则是“稳定”。
历史的诡异又在，“豫南垮坝”虽不像“唐山地震”成为毛时代坍塌的神秘预兆，却开启了别一种“洪水恐怖”的水利大事功。当代中国的水利工程，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政治决策，神州遍野深受其害，祸殃子孙万代。豫南属于淮河流域，那里的一次垮坝，惊动比邻的黄河流域，再次掀起“江河治理狂热”，一路挺进到“高峡出平湖”的长江三峡大坝，也洞开了“南水北调”、开发大西北乃至青藏高原的野心，卷起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未曾有过的一股好大喜功——原来，“资源高消耗型”发展的“中国模式”，都可以追溯到“七五八”垮坝。
五、八九惊天一炸
八九两个命门：学生绝食和赵戈会“抛邓”，皆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四十年后，我们对此依然不能有定论，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赵紫阳乃是对邓摊牌，置邓小平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他也不管后果了，第一，这里有领袖的责任伦理问题；第二，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检讨的根源。
《赵紫阳录音回忆》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可与《赫鲁晓夫回忆录》媲美。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于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这同时也就留下了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就来尝试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从政者（politician）。他已长眠地下，可任历史评说。
1、“钢铁公司”
胡耀邦去世，学潮骤起，党内改革派便忧心忡忡。陈一谘意识到“搞不好这场运动又要闹悲剧了”，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早在二野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也批评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运动群众”，邓小平是“害怕群众”，在受辱的情况下，邓小平决不会作半点让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劝学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紧疏通邓家。坊间皆知一个跟典故：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五月三日下午，陈一谘带着副所长李峻、白南风到了邓家，与邓朴方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文革中陈一谘在北大落难，跟邓朴方相识了，改革中，两人也常交换意见，八七年为制止反自由化的错误做法，他们也合作过。陈先讲了李锡铭、李鹏汇报的不实，“四二六”社论只会激化矛盾，照这个方针中国会陷入灾难。
邓：“那你说怎么办？”
陈：“现在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话。”
邓：“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
陈：“学生对你们老爷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论狠了，盼是盼老爷子说几句学生是爱国的话。比如，接见外国来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年轻人嘛，总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这么说又肯定，又批评、矛盾就缓解了。”
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
陈一谘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谙决策机关窍门，急中生智去安抚老爷子，是此刻应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够得着邓小平的儿子。
2、“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于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谘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什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什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的宗风鸣着《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录音回忆》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3、总书记务必“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个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时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一个细节，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惊讶的是，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个细节，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据说，赵紫阳待记者告诉他确是“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根据这个“现场直播”的细节，便一目了然，赵紫阳有备而来，要说出什么不能说的惊天秘密，那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不久果然天下哗然。广场出现的标语，是前所未有的：
邓大？党大？
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下台就是好猫；
帘子破了！小平辛苦了，请退役；
想小平，盼小平，小平来了不太平；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
如此“帘政”，国将不容；
人老了，弦子也调不准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天下为“公”；
人过八十要糊涂；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
小平您好（一九八四）糊涂（一九八九）；
要廉政，不要垂帘听政；
帘子后面找政府；
邓小平（八五）戈尔巴乔夫（五八）……
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称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大批知识分子签名。
4、两个“五一七家庭会议”
赵紫阳反对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无效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5月17日晚饭时，他向家人说：‘我执行邓小平戒严的决定，可能还担任总书记。如果我不执行，还坚持反对意见，可能命运会很严酷，也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但我不能执行这样的决定’。家人一致支持了他的“决定”。自此以后，赵紫阳被软禁了十五年零八个月，而他的家人则无一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与此同时，5月17日晚饭时，邓小平一家人也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据说邓榕指着严家祺、包遵信等人的《五一七宣言》说：“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把我们剁成肉馅了！”本来就“害怕群众”的邓小平做了最后的决策。
两个不同的“五一七家庭会议”，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前途。
然而，又因为是“家庭会议”，一项“国家决策”，居然是由中国的两个顶级家庭全部成员参与决策的，只不过，邓家决策的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从此瓜分天下；而赵家决策的，是所有家庭成员承担无底线的后果，为这个民族下地狱。
陈一谘二十日上午去看鲍彤：
‘他刚毅的脸上充满了正气和义愤。一见到我，就说“紫阳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唯一合理解决问题的方针。可是，又一次非法的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戒严？和人民对抗，和人心对抗，会有什么好结果呢？这是困兽犹斗！”我插了一句：“也许会狗急跳墙呢？！”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真想挂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鲍彤’的牌子，到天安门和学生们一起绝食、抗议！学生明明是爱国的，非说是动乱，还有是非吗？”我们对李鹏的倒行逆施都极表愤慨。’
5、紫阳风头正健
赵紫阳为什么做这个大动作？
在他禅尽竭虑，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成命，便决定诉之天下舆论、国际关注，将邓小平的决策，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等于一种“全民公投”。邓小平要“当家”，却又怕“暴露”，这种非理性统治，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赵紫阳看穿这一点，借力使力，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民意公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什么？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是他敢为的主因。赵曾欣赏“新权威主义”，他说邓也是，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政治改革”，赵才令鲍彤组建“政改办”，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
那么，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邓与赵“同舟共济”，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只剩下右臂赵紫阳，改革已在半途而废，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赵紫阳告诉宗凤鸣，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亦可知废胡后邓依仗赵之深，此其一；
十三大前，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停刊《红旗》、差额选举“差”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是极大的鼓舞，让他看到“民心可用、党心可用”；同时，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赵比胡有韬略、有技巧，这也是邓所需要的，此其二。可以说，“八九”风云骤起前夜，赵紫阳正踌躇满志，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李鹏，自己登车去平壤了。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历数老人政治。“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说“两个聋子都听不见，开什么会！”照说赵接胡，境遇更难，他竟能游刃有余，“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一次他责怪我为什么还不开会。我回答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陈听后说：啊！大秘书长一个！”——赵跟宗风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
6、杨家将“玩火”的空间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注定失算的事情，赵是不会干的。面对保守老人，赵的靠山是邓小平，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谁是他的盟友？那时会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联盟”吗？
万里、乔石、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但毕竟人微言轻。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启动人大常委会否决戒严令的尝试，也被邓小平轻易摆平；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只敢中立。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是杨尚昆。无疑他的角色，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而奇怪的是，《录音回忆》对此人似惜墨如金。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他们之间曾有过的“联盟”便石沈大海，却仍可钩沈一二。
陈一谘也回忆，赵紫阳五月三日、四日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大会和亚洲银行会议的讲话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特别是在亚银讲话一结束，杨尚昆就走过来，一边拍着赵的肩膀，一边紧紧和赵握手，并说：“讲得好极了，我完全同意。”接着乔石也和赵握手，说了相同的话。此时大部分学校也停止了罢课，情况在好转。
然而即便如陈一谘沁润权利中心多年，也没有想到，‘中国政治黑暗的汹涌暗潮是善良的人们难以估计的，既得利益者们久蓄的清算改革力量和民主力量的阴谋又岂会轻易收兵？他们一方面挑动学生、激化矛盾，一方面激怒邓小平、攻击赵紫阳。’
“杨家将”这位老大，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位居中枢，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称他是“大玩家”，很传神，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而联手保守派倒赵，与赵的说法不符。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反对镇压，似非错觉，许家屯也从旁证实。但是，杨领李鹏去邓府求见，引出“四二六”社论在先；又受赵之托，试图通过邓的秘书、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不想赌错。他重用胞弟，遭忌军中，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他不妨也掂量，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他兴许也当一回“太上皇”呢？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颇可玩味：5月16日夜在邓府，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此外，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找不到杨白冰、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
一番腥风血雨后，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但几年后，这位“镇压执行人”，又对301医院军医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另据吴稼祥分析，2001年旋风般横扫中外的《天安门密件》（又称《六四真相》），也是“杨家将”背景，为了洗刷“屠城”罪责，此说很有见地。杨尚昆的“国家主席”顶戴上，沾着赵紫阳的血，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大玩家”一直在玩别人，最终是玩了自己。
7、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了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滞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覆出后，八零年初废华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覆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邓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果，都说是为了邓接掌兵权。叶剑英八零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沈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也是为了兵权，而叶帅就在“十一”前要撒手，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8、愧疚为那般？
赵紫阳的光彩，在被废黜之后。第一次拒绝检讨，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第二次拒绝检讨，又放弃中央委员，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陈独秀和赵紫阳。
但是，《软禁中谈话》和《录音回忆》两书问世后，我们才知道，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却反反复复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不断地用“懊悔”“遗憾”等字眼。两厢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愧疚，大概要到政治之外去解读。赵的意思恐怕是：你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会“有意伤害你”？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我只好诉诸民意，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酿成大悲剧。时过境迁，我实在觉得很抱歉！赵紫阳这种态度，反映了传统“君臣之道”的某种残影，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赵紫阳不检讨也无反省，他愧对邓，却不说愧对历史。这里一直悬挂着对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追问：无论赵的动机是什么，在缺乏起码政治理性的前现代条件下，有意无意地动员民众，轻易与独裁者决一死战，是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和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
李商隐有凭吊诸葛亮的怀古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首七律《筹笔驿》，通篇浸透着“遗恨”二字，映照赵紫阳，可谓妥帖；而诸葛亮拟古辞《梁父吟》，取典春秋齐相宴子“二桃杀三士”，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至今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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