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下的塔尔寺——藏传佛教浩劫的起点(图)
西藏红祸——土改中的藏地悲歌（二）
乌云下的青海塔尔寺。（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高原的天空高远得让人心生敬畏，白云也被狂风撕扯成各种奇异的形状，有时像奔跑的雪豹，有时像喇嘛飘动的僧袍......
在藏人财产被收归集体，“牧主”、“富牧”被斗争的同时，藏地的寺院和僧众不但没能幸免，反而被抢夺的更为彻底和暴烈。
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1958年5∼6月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对于宗教，要看到它是会逐步削弱以至消灭的，并且要从各方面加以促进，使它削弱的快一点。”
中共青海省委据此在1958年7月通过了《关于改革宗教制度的决议》，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彻底改造宗教人员，使大部分宗教寺院瓦解”。在中共内部文件中，这一行动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而中共对外的宣称则是“反封建运动或者四反运动”，其核心内容就是要用反封建的名义，强逼僧人还俗，摧毁和关闭寺院，彻底摧毁藏人的信仰——藏传佛教。
时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高峰，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道：“对抓住的僧人，年老的杀掉，活佛和管家杀掉，审讯中态度顽固的杀掉。”
在藏人心目中，喇嘛是最受尊重的人。藏人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第一时间去求助的就是寺院中的喇嘛与活佛。每个寺院都有固定的村庄或者部落提供僧源，提供财力、物力供养。所以对于藏人来说，千百年来，佛寺院不仅是自家孩子出家修行的地方，更是藏人们日常生活最重要的场所，庙宇不仅提供精神层面的灵性指导，还发挥着学校、图书馆、印刷厂、档案馆、医院、银行、避难所、歌舞剧场等等功能。
一直以来，藏区牧民的生活习惯是：几乎每家人都会把家中的一个儿子送进寺院当喇嘛。藏地的寺院实际上也具有汉族的“宗祠”意味，是由所有藏人的每家每户积极供养，共同支持的重要场所，所以一个寺院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地区藏人共有的重要的精神和物质财产。而对此，共产党的做法也是一贯和彻底的——全部没收。
根据前青海塔尔寺住持阿嘉仁波切回忆，1958那年，他还是8岁的孩童，亲眼目睹了青海塔尔寺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天，塔尔寺内所有的僧众3千多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开会，就连小孩子也不放过。通常塔尔寺在开法会时，活佛仁波切都会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一般的僧众会席地而坐听上师讲法。而那天，所有的仁波切和普通喇嘛全部坐在地上，高大的法座也被移除，换成了一排排的桌子和凳子。在桌子后面就坐的是共产党的干部们，桌子的前面还挂有一个很大的横幅。而令阿嘉仁波切印象最深刻的是，就坐的这些干部中，还有身穿着草绿色军服，荷枪实弹的军人。”
阿嘉仁波切在自传《逆风顺水》中，如实记录了那天的场景：
杜华安讲话了。他是青海省统战部的副部长……他个儿不高，嗓音却不低……“哼，你们这些反动派，剥削阶级，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都是寄生虫……”
接着，杜副部长还在台上走动起来，每迈出一步，都用劲儿地跺一下脚：“哼，塔尔寺就是反革命窝子，你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封建盖子！不打倒你们，人民就当不了家，翻不了身……”
杜华安的讲话一结束，所有的人就开始喊口号。内容就是：“揭开封建盖子；彻底批判宗教；破除宗教迷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喊完口号，即刻开始抓人。
阿嘉仁波切回忆说：“第一个被抓的是塔尔寺的前任住持。逮捕捆起来之后就开始打。殴打以后就开始批斗。斗争大会就是那样开始的。那天，我估计前前后后抓了大概有四五百人，我的经师、秘书、管家统统都被抓走，就剩我一个人。当时我才八岁，那时经常有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宗教活动等等，包括我的起居，都是有人照顾的。就从那天开始，就没有人照顾了，就我一个人回来，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可能也是哭哭啼啼的，就跟着其他人回来。”
批斗大会结束后，塔尔寺的僧人随即得到了“上面”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接受供养，要去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阿嘉仁波切的袈裟也被染色、裁剪，改成了一套“毛式制服”。他和其他几位小僧人一起，被送到镇上的小学。学习诸如“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之类的课文，说是要培养他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1959年初，所谓的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时，甘肃、青海、四川和云南四省藏区的2300余座寺院，绝大多数都被严重损毁、关闭，有些则彻底毁于战火；17万余喇嘛僧人被杀害、被“还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