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消费降级（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官方数据掩盖的衰退、债务危机、产能过剩以及地缘政治优先的战略转向。与此同时，中国多次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均被拒绝，凸显其制度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深刻矛盾。经济学家程晓农、矢板明夫以及许成钢教授从不同角度剖析了中国经济的“病入膏肓”现状及其加入CPTPP的制度性障碍。
中国经济的真实困境
- 数据造假的公开秘密
程晓农指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严重失真，远不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2025年第三季度，官方GDP增长率为4.8%，但消费仅增长3%，投资转为负增长，房地产下滑近14%，物价陷入通缩。然而，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更严峻的现实。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长率由政治目标驱动，中央设定5%的增长目标后，统计部门通过调整“规模以上”企业口径，剔除倒闭或表现不佳的企业，制造正增长假象。这种做法被程晓农比喻为“只统计成绩好的学生”，掩盖了经济的真实下行压力。
出口数据同样存在严重造假。官方以货物出海关即算出口，但许多货物并未卖出，而是堆积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仓库，或滞留在运输途中（如波兰边境的300多列火车）。程晓农形容这是“仓库搬家”，企业垫付成本却无收入，导致虚假的工业增长。矢板明夫补充，越南和马来西亚对美出口下降三分之一，表明“洗产地”货物并未真正进入美国市场。
- 内需萎缩与房地产崩盘
消费和投资的疲软进一步加剧经济困境。居民财富因房地产市场崩盘大幅缩水，省会及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普遍跌破高点30%，首付被吞噬殆尽，抛售房产却无人接盘。程晓农举例，上海普陀区一套小户型住宅挂牌一年无人问津，类似情况在深圳、北京东郊（如燕郊）等地尤为严重。房地产投资下降14%，居民消费信心崩盘，消费增长仅3%，物价指数（CPI）转为负值，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连续34个月负增长，显示中国经济已陷入类似日本20年前的债务通缩状态。
- 债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
矢板明夫指出，中国整体债务已达GDP的3倍，涵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及家庭债务，若计入企业债务，规模更为惊人。这种债务水平意味着即便全体国民三年不吃不喝也无法清偿。银行成为债务危机的核心，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房贷的坏账集中于此。银行通过劝说客户不要放弃房贷、提供免还本金和利息的宽限期等方式掩盖濒临破产的状况。2024年下半年，十余家国有银行高管集体辞职，反映金融系统内部对危机的警觉，但中央禁止辞职以维持稳定。
程晓农回忆，1994-1995年中国四大银行曾面临类似危机，通过拍卖国有资产和吸引外资化解。如今国有资产大幅减少，这条路无法重走，银行坏账问题无解。房地产企业与银行勾结，通过壳公司虚假销售拉高新房价格，进一步掩盖市场崩盘的真相。
社会主义模式的崩塌
- 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顽疾是产能过剩，尤其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和AI数据中心等领域。矢板明夫指出，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导致地方政府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热门产业。例如，电动车产能严重过剩，连龙头企业如比亚迪也面临困境。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决策模式缺乏市场化风险评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性投资形成对比。
程晓农分析，国有银行贷款缺乏硬性约束，企业只需与银行高管搞好关系即可获得资金，失败投资的坏账转嫁给银行，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导致资源错配，产业泡沫频发。许成钢进一步从制度基因角度指出，中国的政治权力和产权高度集中于党，社会共识由党控制的意识形态维系。这种极权主义制度与CPTPP要求的市场化、自由化背道而驰。
- 制度性障碍的根源
许成钢教授从制度基因角度剖析了中国经济的根本困境。他将制度分解为政治权力结构、产权结构和社会共识三要素。在中国，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产权的最终控制权同样归党所有。例如，民企虽名义上私有，但必须设立党组织并接受党的领导，企业家的人身自由和企业运营受制于党。个人住房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仅有75年使用权，拆迁问题凸显政府对产权的绝对控制。
许成钢援引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的产权理论，强调产权的本质是“最终控制权”。在中国，党通过控制企业和个人资产，掌握最终控制权。这种制度与CPTPP要求的独立工会、公平竞争和透明司法格格不入。中国的司法系统由党领导，最高法院及各级法院均受政法委控制，缺乏独立性，无法满足CPTPP的法治化要求。
中国加入CPTPP五次受挫
中国自2018年CPTPP生效以来，于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和2024年五次申请加入，均被11个成员国集体拒绝。2024年底，英国成为CPTPP第12个成员国，而中国再次被拒。CPTPP的高标准与中国体制存在根本矛盾，包括：
1. 独立工会：CPTPP要求工会独立于政府，而中国工会由党控制，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将面临打压。
2. 非市场化行为：CPTPP要求取消国企的补贴、税收优惠和银行贷款支持，允许外资进入电信、石油、航天、金融等领域。中国国企享有垄断地位和政策红利，与民企竞争环境截然不同。
3. 透明司法与政治稳定：CPTPP要求独立司法和透明政治体制，而中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司法系统受党控制，缺乏法治保障。
4. 成员国一致同意：CPTPP需所有成员国同意，中国因地缘政治争议难以获得支持。
中国迫切希望加入CPTPP以缓解产能过剩，通过低关税和市场准入消化过剩产能，缓解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然而，成员国警惕中国加入可能导致“单向收割”，对自身经济造成冲击。许成钢强调，中国的制度基因决定了其难以满足CPTPP的准入条件。习近平政府虽反复强调加入的决心，但回避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单方面喊话无法改变现实。
地缘政治优先：冷战思维的战略误判
- 四中全会的战略转向
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地缘政治优先、科技挂帅”的十五五计划，将经济发展置于次要地位。程晓农解读，这实质是“冷战优先”策略，旨在掩盖美中对抗的真相。习近平将美中关系定义为“地缘政治”冲突，回避“冷战”一词，以规避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然而，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魏佳宁坦言，若美中冷战持续，中国可能重蹈苏联覆辙，这一话题在中国被严格限制讨论。
- 美中冷战的隐忧
程晓农提到，《华尔街日报》报道习近平曾指示智囊团研究美中冷战是否会导致苏联式结局，智囊团结论是若对抗持续，中共可能面临类似命运。尽管如此，习近平选择坚持对抗路线，将中国推向“苏联道路”。矢板明夫补充，美国对越南、马来西亚等“洗产地”国家的关税打击，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出口的空间。
- 非法活动的暗流
矢板明夫揭露，中共可能通过国家安全部操盘芬太尼走私，资金通过东南亚、美国等地复杂网络洗钱。尽管国内禁毒成效显著，海外走私被指为政府资金来源。近期美国加大打击力度，中国为达成贸易协议主动提供信息，抛弃部分“马仔”，显示其策略的复杂性。
对台商的启示：调整投资布局势在必行
- 传统模式的终结
台商过去以中国为生产基地、出口美国的模式已难以为继。美国针对中国及“洗产地”国家的关税政策，使越南、泰国等地的投资回报下降。程晓农建议，台商应放弃“洗产地”策略，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和生产基地，如印度或东欧。矢板明夫指出，中国餐饮、零售等行业普遍低迷，高档酒店被迫摆路边摊，显示市场风险加剧。
- 应对中国经济风险
中国经济的内需萎缩、房地产崩盘和债务危机对台商构成巨大挑战。民企贡献85%以上的就业岗位，但目前深陷裁员降薪困境，房地产市场崩盘削弱中产消费能力。台商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探索多元化市场，降低系统性风险。
- 制度决定经济增长
许成钢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强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艾森・摩格鲁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民主化国家的人均GDP可提高20%，而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限制了经济潜力。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制度放开带来增长，但基本政治制度未变，导致当前瓶颈。
-改革的困境与前景
中国加入CPTPP需进行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权力分散、产权私有化和司法独立。然而，这些改革对习近平政府而言几乎不可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执政基础。程晓农指出，短期内中国可能继续通过数据造假和政治喊话掩盖问题，但长期来看，制度瓶颈将持续制约经济发展。
程晓农、矢板明夫与许成钢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的深层危机，对台商而言，中国经济的困境意味着传统投资模式已不可持续，需转向多元化市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对于中共政府，制度改革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但这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几乎无望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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