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给了高干子女——中学生“格杀勿论”的许可？(图)
文革被打死的第一人卞仲耘副校长
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按：卞仲耘，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文化大革命时间，她在学校被该校的女红卫兵们打死，是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文革刚爆发哪年，张敏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闷热，大约九点多，突然有三四个从未来过她家的红五类同班同学进了她家门。她正疑惑她们怎么找来的，就听同学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确认张敏听清后，她们转身离去。
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贴在学校大操场边宿舍楼门口已经好几天，气氛恐怖，黑五类人人自危。“她们说‘格杀勿论’时的表情和语气，足以让我确信，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张敏多年后回忆说。
8月4日上午，张敏心怀恐惧地走进教室。课桌靠三面墙摆放，教室当中摆着几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泾渭分明的三类。红五类有革命的特权，坐在椅子上。黑五类面对大家，背向黑板，在讲台前站成一排，张敏在其中。十几个出身职员家庭，不算红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学被指定坐在地上，她们只可看批斗黑五类，可以发言，不能动手。
张敏等九个黑五类在前面惶惶站定，批斗会开始，教室门被砰然推开。同学董××被几个红五类推搡着进来，并伴随着喝斥“你什么出身？”“革军。”“革军？骗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学之间原知董的母亲是俄语教授，父亲是军医，没有谁知道原来军医不是她的生父。黑五类虽被命令低着头，仍能听见继续的推搡和董桀骜不驯的分辩，直到她不再作声，站进他们这一排。
随后，红五类头头郑重宣布：“革干出身的标准是父亲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加入共产党，军干中从国民党军起义的不算革军出身。”张敏恍然明白为什么有的同学一向以为自己出身不坏，今天却与自己为伍，看来全班同学已经无一遗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黑五类仍须继续低头，听到同学齐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接着又唱：“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末尾喊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妈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随后，二十个纯牌红五类围上来，扯下黑五类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用的浆糊、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黑五类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接着是红五类揭发批判每个黑五类的反动言行，并且动员灰色地带发言参与。“我有生以来初次领教世事险恶，从十三岁到十五岁不足两年的中学生活，我说的很多话被同学记住、忆起、提交，有原话也有断章取义。”张敏回忆说。
揭批与殴打一再交替。大约两三小时后，教室门再次被推开。高三学生黄某一脚里一脚外，与张敏所在班级的红五类头头低声嘀咕。她站在离门不远处，能听清几句，大意是时间差不多了，可以结束了。张敏终于松了一口气。也许因为黄给她带来了暂时的松弛，所以记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会前，红五类头头特别要求全班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类必须来。
张敏说：“相信我们全班同学都忘不了8月4日这一天，无论红、黑还是灰。心灵的重创刻进我们生命的年轮。并没有人被打成重伤。我的脚姆指筋受伤麻木，十多年后才渐渐复原。我没有机会知道另外九位同学受伤的情况。此后，我们没人愿意再提这天。”
8月4日这一天，北师大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像张敏所在班级这样的批斗会。那天中午，为躲避见人，她垂头丧气，慢腾腾挪蹭到饭厅吃饭时，看到同年级另一班同学吴某也满面泪痕，在悄悄吃饭。她的父亲是著名报人，几个月前突然被毛泽东严厉批评。
班级批斗会上，黄某的出现，表明全校的批斗活动是有包括高年级学生在内的校级组织统一指挥的。否则，十五岁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学的档案资料？谁决定的把这些资料告诉给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级斗争会前一天的通知，措辞已露杀机。十五岁的初二女生们，从哪里得到“格杀勿论”的许可？更重要的是，班级斗争会结束前，谁有权通知全体同学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说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经排定。如果说8月4日的日程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另一部分学生的绝对权力，那么8月5日的日程则说明一部分学生已被授予处置某些校领导的绝对权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我们今天要追究的是：这个处置权的幕后授予者究竟是谁？或更具体地说，允准学生可以把副校长打死的那个隐身的权力人究竟是谁？”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