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四渡赤水”被掩盖的内幕(组图)


毛泽东和红军长征。(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中共的宣传中,“四渡赤水”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中共抵达延安后,曾经组织人回忆长征,没有人提到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役。直到若干年后编纂《东方红》要进行歌颂时,才推出“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然而在《彭德怀自述》中对四渡赤水只字不提;聂荣臻作为红一军团政委,又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算是中央红军高层决策人之一,然而奇怪的是,聂当时不知道四渡赤水是出奇兵,过后也不知道,却在四九年后听没有参加“长征”的陈毅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毛泽东军事指挥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而这一说法却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贵州赤水河。(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四渡赤水”被凭空“神话”

其实,当时毛泽东既不是“四渡赤水”指挥者,更不是提议人,而是坚决的反对者。毛泽东之所以强烈的反对“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密谋下,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取消了原红军指挥机构“三人团”。顽固为自己辩护的博古、李德坐了冷板凳。张闻天因其与苏联的关系出任中共新的“总负责”,“而(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讬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毛泽东只是重新在政治局获得了一个席位。

文革中,林彪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周恩来口风稍松,在某次会议上透露了一个在长征中发生的小故事:二渡赤水后,多数红军指挥员都同意去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那个堡垒。只有毛泽东不同意,张闻天这个“明君”开会让大家表决,结果毛是少数,气得毛撂挑子说“我不干了”,而大家的回答是:“不干就不干。”言下之意,不能因为你毛一个人不同意,就否决大家的意见。然而毛是固执的。周恩来后来说:“半夜里,主席提着马灯到了我那里,劝我还是想一想,不要去攻打那个堡垒,我同意了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大早我说服了大家,放弃了那个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鸭溪会议”。以后,红军三渡赤水,到了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今云南扎西县境内),由周恩来提议,重新组建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便机断处理军事行动(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处理军事,的确是个大笑话),毛才在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中忝陪末座(另二人是周恩来和王稼祥)。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当时的毛泽东并不是后来的“英明领袖毛主席”,连一个小小的意见都要征求别人的同意才可行,又怎么可能像三国时大权在手的诸葛亮一样,随心所欲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呢。

一渡二渡是盲动 三渡损失惨烈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就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于是开了通道会议,决定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贵州进发。到了贵州的黎平,又在匆忙中开会决定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紧张的“遵义会议”又再次决定红军转移,到四川的西北部去与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壮大力量,以抗拒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强大军事压力。

那么,从哪条路去四川西北部呢?走弓玄直线距离最近,从遵义到赤水县城,然后渡过赤水河通过四川腹地直达川西北。遵义会议就是这么确定进军路线的,然而事实上却行不通。部队才开到距离赤水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镇,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阻击。土坪一战,战况惨烈,红一军团主力团一团团长阳新战死。这一仗,根据中共后来的说法,是因为“川军郭勋琪旅增援上来了,我军主动脱离战斗的”。胜败我们姑且不论,反正不可能从赤水县城过河了。于是退回来改从靠南的二郎滩渡过赤水河。红军渡河以后,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也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现象,所以拚命的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渡过赤水河的红军左冲右撞,奈何对方兵力太强,冲不过去,只好退回来再渡赤水河,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中弹身亡,这是长征中死亡的最高级别的红军指挥员。

一渡、二渡赤水河是军事上的盲动主义,那么三渡赤水河又是不是巧妙的声东击西呢?仍然不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决定要到川西北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然要执行,但应从那里渡河呢。从赤水县城渡,锋芒太露,阻力太大,代价太高,于是迂回一下,改从再靠南一些的仁怀城渡河。这是中共“鸭溪会议”的决议。为了保证渡河时的侧翼安全,于是就有了攻不攻打“打鼓新场”之争。毛泽东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场,根本上说,就是不同意从仁怀三渡赤水。然而此时的毛,还没有军事上的决策权,只能去说服周恩来。打鼓新场一仗在毛的干预下,没有打成,但国民党中央军和滇军已从黔西地区逼近仁怀,红军为了保证侧翼的安全,另在仁怀的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惨烈不下于土城战役。三渡赤水,红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三渡赤水后,红军仍然不能攻入四川,又向南迂回到云南的扎西县,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至此毛才算正式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然而红军迂回的圈子太小,阻力仍然很大,以后红军又只好再回渡赤水河(根据《遵义地区文物志》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三次红军渡河都是搭浮桥,二、四次渡河则是用船摆渡。显示去时准备充分,回时仓促。好在冬季的赤水河水浅河窄,渡河不难)。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已不再迟疑,大军直指南下,红军要绕一个更大的圈子,避开四川腹地迂回到川西北去。这一次,才是毛泽东的路线。

四渡遭林彪反对 毛恨得牙痒

不过这个圈子绕得实在太大了,首先遭到了号称是“毛泽东的学生”的林彪的反对。红军渡过金沙江,到了会理后,林彪写了封信给中央,大意是毛的领导不行了,尽领着部队走弓背而不是走弓玄,冤枉路走得太多,迟早会把部队拖垮。要求毛交出军权,随军主持大计,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己坚决服从彭的指挥。这封信让毛恨得牙梗痒,当时他斥骂林彪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必要的路还是要跑的。”

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五八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差点因此受整。林彪叛逃后,这又成为人们攻击林彪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在中央红军刚刚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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