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改革开放是对前30年的反动”(图)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4年7月31日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由中共党魁主持。从中共的表态看,它并不想在关键的方向问题上有任何改变。

会议发布的通稿中,第一段首先对“习近平党中央”进行吹捧。紧接着在第二段,则对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诸如“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等进行甩锅,笼统的将其称之为“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似乎这类问题无可避免,似乎中共对此毫无责任。

通稿声称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从中共的这一关键表态看,它并不想在方向问题上有任何改变。

也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而且还要大力开动宣传机器,在无数民众的骂声中,继续为自己涂脂抹粉。

其实,早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的宣传文章已经释放出清楚的信号。

例如,在7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即引用了中共党魁2024年5月23日在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所说,“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这段话,足以促使对中共所谓“改革”抱有幻想的人们清醒。

杨继绳:墓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

在中共三中全会之前的6月23日,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的一场演讲曾引发人们关注。

首先,从姚洋对中共计划经济时代的评价,可以看出他的基本观点。他表示对中共党魁所说“前30年和后30年不能割裂开来看这句判断非常赞同”。

姚洋还说,“前30年有很多正面的东西,特别是完成了一场社会革命”。

这些话让人大跌眼镜。也让人想起前《炎黄春秋》总编辑杨继绳在其《墓碑》前言中的一段话。

杨继绳指出,“墓碑”包含四层意思,其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其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其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还有一层意思,杨继绳透露自己这本书写到一半时,他在医院体检中发现“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因此他“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有幸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他说,“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同样是面对中共所谓的“前30年”,杨继绳和姚洋的态度截然相反。

改革开放”不是中共设计的!

姚洋的这场演讲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他没有像中共政治局开会一样,用大量的中共黑话遮人耳目。而是说的更加直白。

例如,姚洋在演讲中直言不讳的说,“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对前30年的反动”。不过,这也让人感到费解,既然这样,他为何还对中共党魁所说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大加赞同?

姚洋还说,“对于我来说,改革开放就是40年,2018年之后我们叫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改革开放的第二个20年所产生的问题进行校正。”

“很多中层干部没有深刻领会”习思想,“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事实上他们还生活在80年代。”

“改革开放40年是个人主义的迸发,但是走到极右边去了,新时代要干什么?把它往回拉一拉,前40年、特别最后20年走到最右边去了。当然我们要...往左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要增加集体主义的成分,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姚洋这些话说出了中共所谓“全面深化改革”的部分内容,但绝非全部。因为中共在宣传中,明确强调“全面”二字,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往回拉一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共今天虽然依旧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其实与人们当年冒死冲开的这条路截然相反。

而曾经担任过赵紫阳秘书的鲍彤,在2018年曾说出“改革开放”的实质!“改革开放”绝不是中共设计的,而是在无数中国人为了生存的巨大洪流冲击下,中共失去了控制。

他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改革也好,开放也好,它本身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恰恰相反,是顶层失去了控制,”

“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

鲍彤还指出,11届3中全会本身并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大家可以重新看看11届3中全会的公报,公报里根本没有改革开放这四个字!”

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1977年,已经没有一个私有制(单位),连修皮鞋、剃头都是国有的,一个剃头摊子,摆一个脸盆,都挂一面旗子,叫国营理发!后来为什么出现私有、出现个体、民营了呢?这些本身都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群众已经风起云涌地要活!要找出路。...这就出现了私有制,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私有经济,后来的改革,一个字都谈不上。所以我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的主体是谁?不是党,改革的主体是中国人,是中国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不愿意被一党领导捆住手脚的人。”

“后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是:改革开放第一条经验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这很滑稽,是完全违反历史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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