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被拒绝 通海大地震只送来“毛泽东”(组图)
〈“通海大地震”亲历记〉
1976年唐山9级大地震死亡，毛共同样罔顾抢救生命的宝贵时间，拒绝所有国际救援。（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大地震的瞬间杀伤力十分惊人，造成的人命和财物损失无法估计，古今中外皆然。此次大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7枚二战时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爆炸威力！
翻开中国历史的扉页，中共建政后有一场被严密地封锁三十余年的“惊世大地震”——1970年云南省通海县7.8级大地震，最大震度达10度，震源深度11公里，史称“通海大地震”，伤亡惨重，犹如人间炼狱，是首次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大地震，估计此次地震造成15621人死亡，受伤人数32431人。
当时，人们还以为是核战争爆发了……由于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大地震的灾情在发生后3天之内，官方无任何相关报导，直至灾后第4天，《云南日报》才刊文指“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未提及具体情况，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内援。
当年不到7岁的杨杨，根据亲身经历，于陆媒发表〈“通海大地震”亲历记〉，披露地震前地震学家曾经目睹的异象和地震的可怕现场。
一封“密信”说出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
197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心武从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描写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生活的小说《日子》。同事“不慎”在书中夹了一封家书。那是一封从云南省通海县寄来的“密信”，内容是向他们在北京工作的亲人报丧的，说的是这一年的1月5日深夜家乡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几乎倒平了，埋死了很多人。
信中提到了许多遇难者的姓名，从家族中类似哥嫂、侄甥、舅父、叔姨那样的至亲，到邻里同窗，列出了很长的一串名单。三十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刘心武，对那封可怕的“密信”仍记忆犹新。
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捏着一封别人的信，呆立了很久，惊诧莫名。云南1月5日真的有那么大的地震发生吗？报纸上没那么报导过，广播里也没那么广播过。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样的大地震，仅同事的亲友就死了那么多，那个地区一共死了多少人呢？”
事实上，不仅是刘心武无法知晓那次大地震的真相，在当年，甚至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发生在云南通海的那场大地震，都没有多少了解。
惊世大地震三十余年后才被曝光
石碑上记载着通海大地震凄惨的故事。（网络图片）
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列入国家机密范畴，2005年，有人翻开云南省档案馆所藏1970年6月15日《地震受灾情况统计表》，看到如下资料——总死亡数：15621人；死绝户数：836户；重伤人数：5648人；房屋全倒数：166117间；遗下孤老孤儿数：261人。这份统计材料在当时和后来的三十余年间，作为“绝密”材料封存在档案馆中，一直没有正式向社会公开过。
那次大地震波及的范围虽然很大，但震害涉及的面积却只有8881平方公里，其中重灾区面积仅2400平方公里，极震区分布在通海、建水、峨山三县交界处，即曲江两岸824平方公里内，这三个县的震亡人数却高达14917人，占死亡总数的95％以上，其中建水县震亡7479人，通海县震亡4426人，峨山县震亡3012人，尤其以高大、曲溪、东山、红旗、九街、小街、峨山城关镇等村镇死人最多，近30个村庄的死亡人数占到震前总人数的20％到50％左右。
这是一次惊世大地震，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次地震的震级和震灾被严密地封锁了三十多年，几乎与公众绝缘。
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
根据当事人回忆：“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地动山摇，充斥了巨大的声响，随后陷入了万籁俱寂之中。不过，这份宁静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开始听到哭声，还有狗叫的声音，什么声音都有，无法分辨，全乱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父亲当时是怎样把我和母亲、姐姐、弟弟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来，只记得我们一家人找不到大门，也找不到天井，摸不着出路，我们原来所熟悉的一切什么都没有了。”
“父母带着我们在黑暗中摸索，认准一个方向，不断从这家的屋顶爬到那家的屋顶，一直往村外逃命。我在爬的时候，好多次碰到死人的手、脚，或者是死人的头、脸。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人埋得并不深，有的是被土坯砸死，或被钉子戳死的。”
“天亮后我才发现聚集在晒谷场上的男女老幼，全部变了模样，每个人的面孔、嘴巴和耳朵里全是黑黑的尘垢，鼻子已被尘灰塞满，脸是黑了，如同黑人。牙齿也没有一个人是白的，一张口就露出了黑牙。”
“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觉得非常好笑，哈，怎么每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恐惧，父母一再叮嘱我不许走出晒谷场。然而，不久之后，我管不住自己，就悄悄走出那个场子，看到场子外面的路上，到处是横一条、竖一条的死尸。”
“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索性放任自己，走近那些各式各样的尸体，有的头被砸开了，到处是血和脑浆；有的手和脚折断了，身体扭曲着；有的看上去好像并没受到什么伤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其实是死了。”
“更可怕的是，大人们还不停地把那样的死人，一个一个地背着、抱着或拖着，添加在更多的死人中间，堆得越来越多。我悄悄一数，有八九十个。以后几天据说好像接到了什么通知，就不允许我们说这个数字了，不允许说死了多少人，也不允许过问。有人告诫我们，死人这个事情不能乱说，不能掰着指头算帐。”
死去的一万多条生命
大地震发生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分37秒，震中在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附近，震中烈度为10度强，震源深度约13公里。受灾地区包括玉溪、通海、峨山和华宁等地。
余家河坎村坐落在一条干涸的河床旁边，地震时约26万立方米的坝体向东南方向低凹的梯田滑移，向东滑移120米，向南滑移约200米，使这一段地面下陷2米多，田地碎裂成数段，就像乱刀之下的豆腐一般。河堤上的大树连根拔倒，河旁的村庄有16户人家近50间房屋，随着地表、道路、树木、农田，向东南方向滑移100～150余米之后，全部倒毁。周围尽是深沟大槽，不堪入目。
村中438人，死105人，重伤71人。曲江两岸的高大乡，8000多人中竟有2300余人震亡。仅普丛村70户人家，就有10户全部死难，全村死亡613人。位于震中位置的五街村，原有597人，194人死难，其中年龄最小的刚出生两小时。槽子村原有25人，20人死难，仅留下两位老人、一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老茅村，原有150余人，有近50％的人死亡。
驻扎在高大乡的公路建设七团，有15个刚下夜班的民工到厨房里吃饭、烤火。地震时，一堵粗厚的土墙向他们压去，未等他们明白发生什么事情，许多站立着的人就被墙体从头压向脚掌。当人们把他们铇出来后，看到的是这样一幅被地震定格了的惨状：15个人变成了15团肉饼，变形的嘴里还含着饭菜，烤火的人则被烧成了焦尸。
峨山县城有逢5赶集的习惯，1月4日下午就从四面八方汇集了许多前来赶集的旅客和农民，两层楼的大旅社爆满，还在过道上加了地铺。地震时，绝大多数旅客遇难，竟死亡200余人。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省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接受政治洗礼。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在这140多人中，有90多人是“革命群众”，有40多人属于罪该万死的“牛鬼蛇神”。
90多名“革命群众”住在条件较好的农场大仓库里，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而那40多个被打入另册的专政物件，则住在低矮的“牛棚”里。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名“革命群众”，被厚重的墙体和巨大的屋架整整齐齐地打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通海县城一位苏氏老太太回忆说，地震那年，他们已有5个儿子，大儿子苏文怡刚15岁，而最小的儿子苏文俊还不到7岁。那天晚上，他们带着5个儿子在家纺石棉，一直纺到12时。他们刚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夫妇俩焦急万分地呼喊着儿子们的名字，一直熬到天亮。后来才从深深的废墟里，铇出了5具被压得奇形怪状的尸体。
观音村的钱学德，1月4日结婚，夜里正在闹新房的时候，地震发生了。他匆忙拉住新娘子的手往外跑。跑到天井时，一根木头正好打中新娘的头部。在地震中，他家死了4男4女，只剩下他和父亲、小妹三个人。埋葬亲人的时候，他和父亲用皮带拴着尸体，抬上山，匆匆埋下。8具尸体，父子俩花了4天时间，挖了8个洞，来回上山8次。
代办村有一个妇女，地震前三四天生下一个男孩。地震时，这位妇女和婴孩不幸遇难，人们把这娘儿俩铇出来放在一块。当他们掩埋完其他死尸再返回来埋这娘儿俩时，突然发现，那个婴孩已经醒来，不哭不叫，正扑在他娘的尸体上吸食乳汁。
井没水 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
1969年冬，贯穿建水、通海、峨山的曲江河谷，出现了气候反常现象。这个全长120公里的地区，被地震学家称为“曲江断裂带”。在中国地震学界，最早把目光投向西南的，是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早在1965年，李四光就亲自指导组建了西南地震地质大队，他特别强调，要重视云南地质构造上断裂带的研究，而这些断裂带有不少仍然在频繁活动。
到了1968年12月，李四光再次提出，要认真研究西南地区的地质构造，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地区，要加强监测工作。1969年11月底，遵照李四光的指示，西南地质地震大队就派人下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们分成4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被分派到通海。他们于1969年12月初到达通海，并选定陶茂村的一幢新房子作为他们的根据地。
事实上，他们所住的陶茂村，距离后来通海大地震发生时的震中五街村，已经很近很近了，步行只需十几分钟。他们一直在张老村和姑娘村一带考察，白天在山坡上采石头，晚上带回来敲敲打打。那一段时间，他们看到房前屋后的竹子忽然开了花，一串串紫蓝紫蓝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着，似乎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秘密？
村前村后的桃花、梨花，也在这个寒冬季节绽开了花蕾。山坡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也竞相开放，百花灿烂，争奇斗艳。对于这些美丽景象，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相反他们的神情开始变得紧张和不安起来，眼前的百花越鲜艳，树木越苍翠，他们心中愈发感到压抑。因为他们知道，树木在这个季节开花结果，一定是由于地下温度增高，唤醒了处于冬眠状态的植物。
但是，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准，他们无法确定这一带将有大地震发生。这个地质考察小组在通海考察了1个多月。当他们收兵回营，悄然撤出高大公社时，已是1970年1月4日。他们回到县城，入住通海县人民旅社。在人民旅社里，那个姓刘的女服务员从井里打不出水来，仔细一看，原来井里已没有水，全是一股股涌动的白沙。
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生活用水全靠水井。姓刘的女服务员为此非常焦急，不知所措。地质考察小组的几名队员便帮助她一块儿淘井，淘啊淘啊，竟然淘出了两推车白沙，但最后还是没有水。当时，他们也没意识到要地震，淘不出水来就算了。
于是，他们回到房间休息，接着又整理考察资料，准备回昆明后就立即向中央地震工作小组汇报通海的情况。到了晚上，他们在房间里感到非常闷热，在屋里简直无法待下去，就相约到街上溜跶。
1970年的时候，通海县城还有一段老城墙，他们就沿着老城墙闲走，当他们走到十字街（现新华书店一带）时，看到一位老汉在那里爆玉米花，香气扑面扑来。同时，他们也发现街上的老鼠特别多，而且特别大，一群一群地跑出来，四处逃散。围在老汉身边等待玉米花的人们，见了老鼠也不打，眼睁睁地望着大老鼠们从自己的脚下或身边跑过。
他们感到很奇怪，街上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大老鼠呢？其中一个考察队员解释说，你看那个老大爷爆出的玉米花多香，把大老鼠也引诱出洞了，见人也不怕。当天夜里，也就是5日凌晨1点，大地震发生了。
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
地震发生的那天夜里，恰恰遇上了一个怪天气，震前热得大家无法入睡，震后却又变得寒冷不堪。当时，村子周围到处是村民们上山打来的柴火，点燃起来取暖。但很快就有几个民兵赶来，命令大家赶快把火灭掉。
民兵说，上面来通知，战争爆发了，敌人的飞机马上就要飞过来，如果我们这里有火，就会被敌机发现，敌机就会往我们这里扔炸弹，村庄就要遭殃。说着，民兵们一起动手，把火打熄了。
其实，那一年，广播里说要打仗了，大人们也都说要打仗了，都忙着到山下挖防空洞。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人们心中。所以大地震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认为是中苏之间爆发了核战争。在人们的想像中，只有核战争才会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伤亡。
一位姓张的小学教师说：“地震发生时，我住的老房子全倒塌了，我挣扎爬出去一看，淡淡的月光下，整个村子已变成一片残垣断壁、土块瓦砾，哭泣、呼救的声音响成一片。我当时想，肯定是敌人的原子弹投进来了，才会造成这样的悲惨场面。”
五街的普秀英说：“地震后，有人来叫我们上山去躲起来，不准哭，不准点火。天亮后，又不准我们穿红衣裳。一位极震区的老人对我说，地震发生后，在他们村头，地陷下去一大块，当时有人说，那是原子弹爆炸的弹坑。”
五街村的皮绍汉说：“由于认为是战争爆发，怕敌机来轰炸，所以夜间不准点火，到处漆黑一团，我们怎么救人？当时，我们村有315人埋在土堆瓦砾下，大家摸黑救出了121人，许多人由于来不及救而被土埋死了。”
如果允许点火的话，村里至少还可以救出60多人。
拒绝所有援助 只送来“毛泽东”
地震发生后，中央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灾区人民则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最响亮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
因此，《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像章，是大批量的，一车一车地不断运来。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是铺天盖地寄来。当时，通海有16万人，仅慰问信就收到了143000多封，几乎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封。
那时的灾区人民认为只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所以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之外的其他东西几乎不收。这样一来，这场大地震的灾情不仅被遮蔽，而且完全拒绝了国际援助，甚至堵住了内援。记得地震发生后，大家常常跟着大人不停地高呼“对于地震，我们就是不怕，一千个不怕，一万个不怕”、“地震失去的，我们要加倍让地球偿还”之类的口号。
但在口号呼完之后，人们还得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重建家园的困难，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哭起来，悲恸的呜咽、呼天叫地的嚎哭之声，此起彼伏。
另外，地震后，灾民所住的房子是临时建的草棚，一住就是一两年。草棚容易起火，有不少灾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后，又遭受了火灾。长河大队晒谷场上的几十家草棚，在一个夜晚失火了，烧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从地震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一点点衣被、粮食、水桶、锅碗，一烧而光，许多灾民绝望得呼天叫地！
（文章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