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4年5月31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于2019年六四30周年前夕首次在外媒公开披露她在“六四”血腥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在六四35周年前夕，《看中国》对她进行了专访，她首次披露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7上将上书前曾单独上书中央要求不要开枪的信件内容，以及从未披露过的骇人听闻的屠杀以及销毁民众尸体黑幕，她相信英国情报处六四屠杀造成两万死难者的估计。她还揭密当时戒严部队新闻处的内部运作如何颠倒黑白，洗脑民众。
六四当天，她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时任总参军训部战役局局长）一家三口一起去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开枪的一幕，令她无法接受、心痛不已，也造成她30年来被噩梦缠绕。
前军官江林已年过7旬，35年前的六四她36岁，拥有中校军衔。下面是《看中国》对江林的专访全文第一部分（为表达清楚，下文经过编辑）。
记者：请你回忆一下35年前的6月3号和6月4号，在北京见证了什么？
江林：我真的见证了非常恐怖的一幕。其实六四屠杀是有前兆的。
89年3月，拉萨戒严，当时我作为《解放军报》记者到了拉萨采访。就是共产党建政以来的历史第一次，对老百姓大开杀戒，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镇压平息了，拉萨市一片瓦砾，都是烧杀那种景象。采访的过程当中，所有的人，包括政府，管拉萨民族事务的主要官员，他们都不赞成拉萨戒严，特别是拉萨公安局长说拉萨人这么少，我们公安局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根本不用你们（军人）来。
1989年3月，江林在西藏拉萨采访参加戒严的部队官兵。军报记者江志顺摄。 （江林提供）
1988年，江林在山西采访总参战役演习。军报记者摄。（江林提供）
我当时觉得很诧异，我说你现在说这话有什么用，军队都来了，就证明你们无能，你们解决不了问题，军队才来的。
他说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带你到监狱看一看。我就跟他去了，一进监狱门，所有的人叫他爸爸，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管你叫爸爸。他说‘因为我都认识他们，所以他们这样称呼我，现在你可以相信了吧。’
我采访其他的人，包括医院的医生，还有很多援藏的人，在拉萨生活了几十年，用中国报纸上的话，说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他们都是不赞成戒严的。他们说你们戒严开了杀戒，就破坏了我们和藏人之间的关系，你们开了枪走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开枪，整个性质都变了，等于是我们汉人对藏人欠下了血债。
这是我当时从拉萨回来的见证。现在回想以来，这就是六四血腥镇压的预兆。
回来不久就赶上北京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当时我也在现场，因为我每次从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经过天安门。我非常震惊，胡耀邦去世能引起百万人上街纪念他。
天安门的纪念碑全部都是花圈，路上也都是。我回去跟其他人讲，从人数看超过了76年四五天安门纪念周恩来的规模。他们都不相信，说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后来因为四二六社论（定性动乱），学生开始游行悼念胡耀邦，当时我们看到游行的场面，学生非常有秩序，因为他们害怕一些不法份子混入到学生队伍，假装学生干扰学生运动。所以他们一路上都是拉着手往前走，旁边有维持治安的，外人是进不到学生队伍里的。他们害怕再次重演86年悲剧，所以他们这游行队伍设计的非常好，组织非常有秩序，根本没有任何一起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我非常关注这个运动，从军队的报纸来说，我们没有责任去干涉，因为我们的职责就是报导军队的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军队的状态是好的，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到了1989年的时候，反思文革和反思我们这个体制，这种深度已经开始了。就是大家都在想怎么样在政治上把这个体制改革一下，包括军队，要不要从党军转变成真正的国防军。军队职能只是保卫国家，而不是对内去镇压老百姓。这个职能应该是很明确的，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没有对这个学生运动进行报导。
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心里是非常明白的，而且对这个学生的运动也不是很反感的，有多么赞成也未必。从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并不是很赞成学生一个一个运动，后来发展成绝食，长达几个月。我希望他们能够适可而止。因为我目睹了1986年的学生运动迫使胡耀邦这样的一个改革派领导人下台。我觉得在国家转型时期，这种抗议应该有节制，跟政府能达成一些妥协。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可以逐步的解决。但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到会发生解放军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出动坦克机、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和北京市民开枪。
在这个期间有预兆的，我路过天安门广场，正好赶上38军的几辆满载士兵的军车，被学生团团的围住，这些学生很理性的在跟这些车上的军人在讲，我们是和平请愿，戒严是没有必要的，你们不要对我们采取行动。就是讲道理，而且呼喊都是很和平的口号，类似“军民一家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口号。
所以我回到报社跟领导提议写一篇内参，建议中央军委考虑要求参加任务的解放军全部换成武警的衣服，因为武警是执行对内任务的，解放军对内没有职责，如果他们来做这件事情，矛盾会继续激化。我也是从拉萨戒严看出来这个问题，拉萨戒严当时是动用的武警，然后是西藏军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开枪，和老百姓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但是没有人听我的建议。
我心里很不忿，就去找了（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儿子张胜，他在总参军训部战役局任局长，我跟他讲你能不能跟你父亲讲一下，让军队不要参与。几天后，他给我打个电话，说我父亲还有七位上将联合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说几位老军人建议人民解放军不要进城，更不要对老百姓开枪，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这么几句话，讲明了军队的性质、军队需要做的方法、应该采取的态度。这封信让邓小平还有当时的领导非常害怕。当时，我用笔记下来了。
我把这封信的内容打电话读给我特别熟悉的一位《人民日报》副总编，他是《人民日报》的七个编委之一，版面由他们七人决定。他说这个太及时了，我们马上留版面，争取在第一版上见报，一定会产生非常大的反响。（后来并未见报）
因为大家在戒严令下来后，从各个方面都在努力，看怎样化解矛盾，不要对广场学生产生伤害，特别是回到学校以后，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想平息这个事情。所以7上将当时就想化解这个矛盾，因为戒严本身已是第二次激化矛盾，第一次是四二六社论。
这个社论出来以后，整个党政军机关全部上街了，就到了这种程度。你没有平息下去，又来了更狠的，就是我要戒严，调动的军队非常多。我们军报知道，15个集团军要来包围北京。这么点学生，调这么多军队来干嘛？20万军队用得着吗？那些年轻的学生真的是手无寸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七上将的那封信我在2019年时才说出来，在这之前没有人知道，也没人知道张爱萍在这之前已单独上书但未果。
记者：你在6月3号目睹了军人向学生、老百姓开枪的过程，请讲述一下当时的情景。
江林：6月3号上午我在回家的路上，当时北京戒严没有公交，我就腿走，那时候是中午了，因为是星期六，走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感觉广场人比平时少了很多，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学生，但是广场仍然很活跃，很多人在散发传单，油印的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就捡了几张。
走的太累了，就走到张胜的总参宿舍，他们刚刚吃完晚饭，我就简单跟他们讲了情况，把传单给他看。我在他们家吃晚饭时，他去接了个电话，出来就跟我说：坏了，开枪了。他的部下在五棵松目睹了开枪。他说看来这个事态激化了。我说我要去天安门广场，我是记者，我一定要去。他说我跟你一起去。他的儿子准备考大学，说他也要去，他太太一听，说那我也去。
我们四个人就一人一辆自行车出发了。走到西单路口时就过不去了，北京市民把路都挡住了，就跟人墙一样，密密麻麻的人群，对面就是公安的那拨人，他们冲这边密集的人群投掷催泪弹，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爆炸的时候真的眼睛看不见了，全部都是泪水，人群就散开了，这些警察就往前走，老百姓把眼泪擦干后又重新聚集，然后又把警察往那边推，就这样不断的拉锯。
我们就看这个根本过不去啊，也没有看到军队，听到开枪这个消息还是不相信，一定要见证一下是不是真的。后来我们就想走长安街的北边的一条平行的路，走到木樨地那个桥的时候，发现桥上火光冲天，有很多辆满载士兵的军车，桥的一侧全部都是老百姓，中间带是好几辆燃烧的公共汽车，是市民设置的路障，不让军车向天安门开进。
我们就看到在立交桥上的军车上的士兵向立交桥下面的市民开枪，我们看到受伤的市民被用平板车、自行车拉着往医院跑。
然后我就想接近这个军车，看看到底是哪个部队（开枪），当时我们（指她和张胜一家人）都穿着便衣，就趴在地上匍匐前进，试图接近这个军车，但是接近不了，因为燃烧的公共汽车烤的脸特别疼。后来看到这个军车开始动了，这些老百姓喊“打倒法西斯”，这边就一通机枪扫射，这边一喊，那边一通机枪扫射。军车开进的非常慢，凭我们军人的经验，立交桥通向天安门的通路已经打通了。最后伤亡到什么程度真的是不敢想像了。
我就想到中午看到的天安门学生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原道返回，走西华门直奔天安门，一路看到更多被打伤的老百姓，这些人一路就喊“打倒法西斯！明天要罢工罢课，绝不去上班去给他们卖命！”在西华门已经能听到天安门那边的枪声了。我就开始流眼泪特别伤心，我们家都是军人，从小的教育都告诉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今天居然调转枪口向老百姓开枪，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啊，所以我一路走就一路哭。
从西华门进来的时候，天安门的枪声是最密集的，密集到可以用鞭炮来形容，此起彼伏！从天安门那个门洞看，就是一片火光，能够看到那些士兵的钢盔剪影，后来袁木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简直胡说八道！
1989年6月4日凌晨，士兵在天安门广场准备清场（合成图：原图来自六四档案图）
1989年六四事件，图为平民伤亡。（六四档案图）
有人不让我们前行，我说我们从东华门出去，话刚一落，我就被武警的电棍打倒，电警棍一万伏高压加上力度，把我打飞了，放在我胸前口袋里的记者证也飞出去了。如果我们四个人有任何一个人说明自己的身份，都不会挨打，因为我们军队的身份太显赫了。但我们都没有说自己的身份，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想的是一样的，觉得那天就是一个军人的耻辱。我想你打我吧，你打死我我都不说我是军人，那天我就不是军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要忍受这个痛苦，我也不要这个名分。
那天我们四个人被电棍打伤了非常严重，我的整个后背被打的皮开肉绽，当时张胜去救我，帮我挡了好多。第二天在我们家他整个身上全部都是绷带。张胜感觉他的肋骨被打断，张胜太太的额头被打出一个洞（后来一直流脓），他的儿子被打断了一个小拇指。
我被外国记者送到协和医院后，才发现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地下到处是血，大批受伤的人，太惨了。
我后来对那天的所见所闻做了一个非常长的记录，记录上写着，就像看到你的妈妈被人强奸一样，你是什么感觉，你根本不能接受，就是那种感觉。
第二天，张胜来看我，他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证明这个事态严重到什么程度。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江林你记住，我们永远都不是英雄，哪怕有一天就是被平反了，我们也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目击者，就是一个过路的人。’
张胜的儿子后来走散被逮起来，小手指被打断了，就是那电警棍打的，他被关在天安门的临时拘留所。
当时武警一边打一边把我们赶着往天安门走，最后一棍打到我头，就觉得那血哗的一下出来了，我就喊我死了就晕过去了，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就觉得有人把我往外拖，我当时穿着一个新的凉鞋，一条新的裙子，裙子有一溜黑的珠子，在拖的过程当中都没有了，后来把我放下了，他问我可以走吗？我一看是张胜，他把我从午门拖出来。我说走不动，他说那我背你，我趴在他身上，头上的血顺着他的脖子流在他的T恤衫上，他就背着我也特别缓慢，到东华门的那个门口把我放下来了，他说要休息一会背不动了。他喘气说觉得肋骨断了，感觉呼吸都很疼，骨头扎在肺里面的那种感觉，后来他说也是被电警棍给打的。
正好这个时候，旁边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张胜就跟他说把我给拉走，我说你也受伤了，我们两个一起走。他说我不能走我老婆和孩子还在里面。我一听我心里面特别难受，我提出来要来采访，然后把他们一家人都给连累了。他就跟那个小伙子说一定要让他把我带走，那小伙子让我坐他那车后座，我就坐不住，我一坐我就往下倒，因为头部伤，后来他就让我那个趴在他身上，然后他推着自行车跑。正好碰见一辆外国记者的车，就把这个车拦住，车上的女记者拉开车门，让我上车。
女记者把我送到协和医院，当时一个大公共汽车就拦在进医院的通路，车上司机下来一边哭一边喊，快来救人！我车上全部都是伤员，死的死、伤的伤。协和医院急诊室跑出来好多人去救那些人。女记者和自行车那个学生两个一边一个架着我往里面走，当时我满脸满身都是血，我后来把那个血衣捐献给纽约的六四纪念馆，反复洗都洗不掉血迹。送进去后，医生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清创（指消毒），只能直接给你缝，你回家后一定要打一周的抗生素。缝到最后她说没有麻药了，你能不能忍住，我说我可以忍住你缝吧，我拉着她的白大褂，就觉得最后那针特别痛。医生说你看那么多人都比你的伤重，他们都是枪伤，你这个是棍棒伤。让我到护士那打一针破伤风针。然后把我送到体疗室，协和医院体疗室非常大，有好多体操的垫子，只有一个很小的床。垫子一个挨一个，伤者一个一个输液瓶挂着，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放在一起躺在垫子上。我属于被优待的（因我说自己是《人民日报》记者），所以把我搁在唯一的床上。
让我特别震惊的是，这些中枪伤的伤员没有一个人叫疼，诺大的体疗室鸦雀无声，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1989年六四事件，图为平民伤亡。（六四档案图）
（待续）
参考六四纪录片：追忆历史-六四事件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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