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孕育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柱性力量(组图)
六四三十五周年系列文章之一
2024年5月26日，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部分成员在多伦多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上合影，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王丹在中间（刘畅提供）
六四三十五周年系列文章之一
六四孕育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柱性力量
文/刘畅
今年是89六四民主运动35周年，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在余厚强主席的带领下、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的支持下，成功举办了多个团体共同参加的六四纪念活动暨国是会议加拿大分论坛的第二次公开讨论。
2024年5月28日，余厚强主席在党课上讲述了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建立的历史。他提到，中国民主党和中国民主阵线实际上是同根生的，起点就是八九六四，现在这两者间也开展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合作，比如这次活动也是两个团体联合主办的。
八九六四之后，中国民主阵线于1989年成立，很多人因为八九六四事件选择离开中国，希望把六四真相传遍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随后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更验证了这一行动的可行性，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和推动对终结共产暴政确实可以起到作用。实际上，延续中国的民主火种，为中国国内的反抗运动发声，也是海外民主运动三十多年来的坚持。
平行时空的另一群体主要是后来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这些人在八九六四后没有离开中国，选择了坐牢，坚决与中国共产党死磕到底。正如王军涛主席对自己的形容，“茅坑里的石头”、誓把“牢底坐穿”。牢底坐穿之后，在1998年江泽民执政期间，他们迎来了一个历史机遇，向中共的民政部申请注册，从此诞生了中国民主党。希望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从内部改变中国的体制，这是留守派的路线。
这两股力量虽然走的路线不同，但一直有配合和呼应，因为本来就是同根生的两个组织，像兄弟一样。从今天来看，这种内外呼应的战略也是必要的，应该更加紧密地合作和团结。
此外，香港人每年也会在维园纪念六四，这是从1989年开始就持续至今、有悠久历史的活动。港人当年利用香港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默默支持和悼念中国反抗运动，直到近年香港也沦陷为中共的殖民地，但即使这样，港人也没有放弃，没有妥协。在多伦多，港加联和多伦多支持民运会在加拿大与华人团体并肩作战，为推动中共解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创立之初，这两个组织都有支持中国的民运和八九六四学运的含义。华人和港人也是同根生的关系，虽然文化、语言、历史上都有差异，但关系非常密切。受到信息封锁，还处在中共统治下的很多中国大陆人并不知道香港人已经纪念六四30多年，这种坚持着实令人感动。
香港在反送中之后，面临中共的残酷镇压和破坏，海外华人民运也尽其所能支持和声援港人。这是一个互相支持的过程，从广义上说，华人和港人的民运组织都离不开八九六四这同一个根系。在反抗中共、推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大目标上，大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或立场分歧。
5月26日，王军涛主席从美国来到多伦多，从早忙到晚。早上出席了中国民主党主场主办的六四纪念暨国是会议分论坛活动，下午去了约克大学参加多伦多支持民运会的纪念活动，晚间又参加了多伦多大学的六四烛光悼念活动。从王军涛主席的几段发言看，他可能认为华人民主运动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解体中共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速度也不如预期。他是希望中共能够尽早垮台，尽早解体。他认为自己在八九六四的运动中做得还不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他会更多地献身，甚至愿意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牺牲自己的生命。
2024年5月26日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多伦多大学向六四死难者献花（刘畅提供）
我认为华人民运需要向前看，现在中共的威胁要求不同族裔必须真正联合起来，就像在美国召开的国是会议第一期会议，先搁置分歧，讨论出一个共识。国是会议目前主要针对华人，没有其他族裔参加，而我们后续要做的是更大范围的共同反抗会议，这是一个倒共、灭共的会议，需要联合更多的族裔和团体，如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香港人、满洲人，一起努力，寻求共同点，达成共识，制定抗击中共的联合战略。我觉得这比某一支力量单独向中共宣战，甚至是玉石俱焚，更加重要。
以下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5月26日晚，在多伦多六四纪念碑前的讲话：
六四35周年前夕，2024年5月26日晚，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右）在多伦多大学六四纪念碑前讲话。左为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党员易伯阳（刘畅提供）
我们今天讲的是歌颂这些先烈的勇气、热情、担当和理想，正如今天上午王丹先生所说的。我们还要谴责那些刽子手。然而，回归广场是一个比这些更复杂的事情。因为只要不回归广场，总会有年轻人一次次追忆我们。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亡灵时，我觉得我们还是心里激动，想起35年前我们永远失去的那些人。
蒋捷连只活了17岁。他永远只是17岁那么大。我们都在成长，35年前我30岁，而今年我66岁，但他还是17岁。因此，我们不能忘记那样的一个时刻。他永远凝固在那个时刻。
我们在六四前也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希望能够通过内部运动实现中国的改革，让学生们回归学校。然而，听到枪声后，我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的场面。在301医院门前，我看到了第一个被打死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亡，亲眼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
当时，一辆军车抛锚了，车里的士兵非常紧张，不断地开枪。老百姓用匍匐前进的方法接近车子，用砖块砸向车子，那场面就像下雨一样。后来，大部队过去了，又有新的部队过来，我试图和他们讲道理，但他们显然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
北京市民的反应让我终生难忘。我经历过两场事件，76年和89年事件。当时，王丹问我76年的规模如何。我觉得89年最大的不同在于，76年事件中，当共产党镇压时，老百姓没有像89年那么坚决抵抗。而89年市民的坚决抵抗，是因为学生感动了他们。这些学生本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他们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市民因此拚死抵抗。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在北京去祭奠他们？这里真的不是最适合祭奠他们的地方。最好的方式是，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地方，建立起他们死时想要建立的民主自由的中国。每个人都能公平分享发展的果实和机会，每个人在面对政府时都可以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人的尊严。这是我们应当去做的。
我最希望的就是有一天在北京，在他们洒下热血的地方祭奠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的血浇灌出的自由民主之花已经盛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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