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为韭菜甘心吗?阎锡山被封杀的真知灼见(组图)


阎锡山对宁汉两个政府持截然相反的态度。(网络图片)

阎锡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极表赞同,而对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则极为鄙夷,他认为,“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时期愈延长,愈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军阀,必不足以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

阎锡山所以对宁汉两个政府持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从他对武汉政府派来的代表孔庚于6月17日抵达太原后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说明其原因,阎锡山对孔庚说: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府,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决定约蒋总司令动员北伐,拒受汉口政府之命令”。

“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为他所把持,一切事情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汉口方面将孔子塑像抬上游街,横加侮辱,显然是毁灭中国文化。我即不与汉口往来,只与南京合作。”

这也是阎锡山何以不接受武汉政府于3月11日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的原因。而在此期间,由于奉军在津浦一线作战失利后,准备向南京政府妥协,其中奉方只提出两个条件,即“一、废除共党。二、与俄脱离关系,如宁方能行二条件,津浦战事立即停止。”

在阎锡山看来,既然南京政府是坚决的,蒋介石是“革命”的,而奉方又把废除共党作为了与宁方合作的条件,那么,与蒋介石合作既可遂其志,又不会招致奉方的报复,于是,他不久便通令全省易帜,并毅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与蒋介石携手合作。

从阎锡山这种选择上,可以清楚,他的易帜和后来讨奉北伐的目的之一,是想要通过经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消灭、扑灭共产党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等地方势力。“4・12”清党后,阎锡山曾多次向蒋介石提议“联奉讨共”,并劝促奉方与南京政府合作,“组织讨共大同盟”。

中共在山西的第一个组织——太原支部,是高君宇受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委派,于1924年5月成立的。由张叔平、傅懋恭、纪廷梓组成支部干事会,张叔平任书记。阎锡山对于党派活动虽然一直限制较严,“4・12”清党后,阎锡山也在山西“清党”。

在“清党”中,阎锡山提出了“清其法”重于“清其人”的做法。他说:“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于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弊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


对于今日台湾国会人大化举手通过表决的荒诞,有多起自发的公民运动,图为524下午三时青岛东路旁的济南路。(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网络)

对于马克思“按需分配”的理论,阎锡山也大加否定。他认为“就事实言,劳动者对其所生之产,无享有权,只能享受,劳动与享有分离,‘分配既不公道’,即‘不合乎人情’。生产的劳动为痛苦的,若成为强迫之被动的劳动,人必怠于劳动,则不‘适于生产’,其弊一”;“人之智,愚、巧、拙各不相同,乃使其获得同等的享受,不足以激励劳动创造,其弊二”;“亲人之父母,不若亲己父母,爱人之儿女,不若爱己之儿女,终老长幼之责,不能付之直系亲属,而付之政治,有老困于终,幼困于长之虑,其弊三”。因此,阎锡山认为“按需分配”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


看清了红魔,阎锡山晚年安顿在台湾台北的阳明山上。(图片来源:手绘插画  Winnie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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