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组图)
北京文革第一个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长，被杀害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五十八年前，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校长被杀害于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她是北京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人。十三天后后，该校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红卫兵袖章。毛针对宋的名字“文质彬彬”，说“要武”。在城楼下，一百万红卫兵高举红色毛语录本，高呼万岁走过广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气氛最为狂热的集会之一。会后，暴力和杀戮在全国大规模升级。在二十天中，仅在北京就有官方宣称的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这种对和平居民的虐杀，用的武器是红卫兵的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一、卞仲耘之死：五十八年不准报导的虐杀
无辜者的生命和中华文明遭到的这样惨烈摧残，应该被记录、分析和谴责。多年来我尽力收集当时的文字材料，采访文革经历者。要写出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恐怖。余英时教授把我的研究方法称为利用了孔子说的“文”和“献”两种资料来源。文献二字，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并非现时“文献”一个词。
这不是卞仲耘一个人的惨剧，这也不是一所学校的惨剧。在我调查过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共有三名校长和三名教员被打死。他们的名字是：沙坪，韩靖芳，北京第三女中；梁光琪，北京第十五女中；孙迪，北京第十女中；齐惠芹，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在遭受侮辱、殴打和监禁之后“自杀”身亡的人未包括在内。在二十多年的调查中，在全国范围内，我没有发现文革中没有发生过暴力迫害的学校，也找不到没有受到暴力迫害的校长。打死卞仲耘校长，仅仅是这场规模巨大的惨剧的开端。
红卫兵还发明了“红五类子女”“黑五类子女”的说法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且对一大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包括被整肃干部的青少年实施迫害。例如，北师院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北京106中学的学生。在北京八一学校，不但该校领导被“斗争”，十三岁的六年级小学生习近平也遭到殴打，还被“游街”，因为他父亲习仲勋是“反党集团”成员......
八十年代初，文革被官方“彻底否定”。但是对卞仲耘之死，对这场红卫兵暴力的报导一直不准许发表。二OOO年，我做了一个网页纪念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是网页上最早的一篇。网页做在芝加哥大学的服务器上。十七个月后，文革受难者网页被封锁。......我出版了52万字的《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内有六百五十九个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迫害经过记录，“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有多名读者告诉我，他们在香港买的《文革受难者》，返回时在海关被没收了。可以想见，这本书传入中国大陆的数量肯定十分有限。
这种对文革出版物的禁制，是完全没有道理，也是很荒谬的。事实上，网页上和书里的受难者们，全都在文革后得到了“平反”；他们的家人，一般也得到了四百二十元钱的补偿，作为抚恤金和丧葬费。现在人们描述希特勒的纳粹党人对犹太人的杀戮和迫害时，使用“群体性杀戮”和“群体性迫害”的字眼。文革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名，迫害了如此众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也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性杀戮”或者“群体性迫害”。
是不是为了回避这场迫害的严重性质，就不让谈不让写文革的惨案？——但是我无从知道封锁文革受难者网页的权力者是谁，法院的司法判决署有法官的名字，也允许上诉。为何网上的判决却没有。我问北京人，没有人回答。有人甚至认为这问题提得很奇怪。似乎大家觉得，历史写作，可有可无，这让人悲哀。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主席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二、《南方周末》要求我向宋彬彬道歉
《文革受难者》出版十年来，这本书虽然没有走红畅销（编按：是一本没有停止的长销书），但在读书界，不乏赞语，网上有时可以看到书的片段转载，或读者表示肯定的反应，没有明显的异议。然而，十年后，二O一四年，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文革受难者》书名在中国大陆媒体上出现了。不过，不幸是以负面的方式被提到。三月十三日，中国发行最广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发表了整整四大版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对宋彬彬的专访。在详细描述了宋彬彬怎么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难者》书名。《南方周末》没有介绍书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出版社和出版地点，也不加论证，就声称这本书“歪曲事实”。
“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对一本五十二万字的、在大量调查访谈基础上写成的大书，用三言两语给读者灌输一个结论，这种武断让人吃惊。至少，指控一本读者未有机会阅读的书“歪曲事实”也显得相当奇怪。报导不能指出这本书的哪一页哪一段那一行不是事实，就作此断言，简单粗暴，这是一个大报应有的文风吗？
我一直认为，对文革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各自表达，但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应该清楚。南周这篇报导对我书中写到的文革受难者做了不合事实的描述。该报导声称“不少受难者本身也选择了遗忘”，例子是受难者张放（北京二龙路学校英语教员）的女儿烧了关于张放受迫害的案卷，不让弟弟知道。事实正相反。张放的孩子看到了报导立即给我写信，传来了他们全家写好的想要发表而几十年来无法发表的纪念张放老师的文章。
另外，《文革受难者》写有“李文波”一章，北京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被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李文波住的房子是他自己的，以前有过小产业，所以遭到红卫兵抄家。红卫兵指控李文波用刀砍了她们（事实其实另有说法），当场把李文波打死，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两周后被枪毙。拥有自己的住房，拥有自己的饭馆、商店或者工厂和公司，这是中国现在很多人的社会身份，也就是说，今天社会中有千千万万李文波一样的大小业主。但是在一九六六年，在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后，李文波一家遭到这样的残杀。《南方周末》把李文波事件说成是“杀人高峰出现的缘由”。即把受难者说成是大规模虐杀的原因，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事实上在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北京单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已经达到四十四人。
我和《南方周末》联络，要求让我说明事实。他们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情，中宣部已经有批示。他们不能再发表有关文章。也就是说，宋彬彬和其“团队”（一些人如此自称）说完他们的长篇大论以后，别人不准许发言回应。至于是哪些部长作了批示以及说了什么，他们不肯透露。人们只能猜测：这是否意味着从前不准发表文章谈文革的政策变成了可以让单方面说话、不准讨论？
听说写报导的该报记者冯翔在文革后长大，我担心他年轻不了解历史，于是给他打了电话。我说，他在描写谢富治和宋彬彬商量献袖章的事情时，似乎当谢富治只是个一般的高干。我问他是否知道谢富治在文革后被法庭审判定为对文革负有重大罪责的“主犯”之一。只是因为谢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去世，才缺席了那场审判。冯翔听后的反应是：“这又怎么啦？”然后，他大声质问我：“你为什么还不向宋彬彬道歉？”
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我向宋彬彬道歉。我感到惊讶，不过也不太意外。很多年来，宋彬彬和她的“团队”一直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南周这篇报导也已不指名地要求对宋彬彬作了“不实报导”的人“道歉”。他们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故事不是历史》的书，意思是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我和冯翔电话谈话未能继续。这位记者并无兴趣对事实、逻辑、辩论规则作讨论，只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一边倒”的态度。
三位退休教师补充对红卫兵暴行的记录
这就是卞仲耘之死在四十八年后终于登上媒体的故事。卞仲耘和红八月受难者之死，他们的被害过程，当时就大量地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中发生，既不被当作秘密，也并不复杂。被害者是群体性的。施暴者也是群体性的。对暴力迫害的法律上和道德上判断，更是清楚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由青年学生大批打人杀人的传统或习俗。除了文革理论，找不到任何把卞仲耘致死合理化的理由。但是，卞仲耘之死硬是被排除在历史记载之外几十年。在大陆印行的几部文革通史，都没有提到卞仲耘之死和“红八月”杀戮。假使没有《文革受难者》，卞仲耘之死和其他无数普通受难者的死亡，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连《南方周末》这篇报导也全不需要费心制造。今天，卞仲耘之死终于登上大型媒体时，四大版的文章，由红卫兵担任述主角，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求揭示和记录卞仲耘之死的我来道歉。
这不给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感觉吗？这不仅仅是在冒犯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这是在挑战千千万万文革经历者的智商和道德准则。因为中宣部长们的“批示”，这个长篇报导发表之后，媒体上没有出现讨论和异议。这种情形，使人想到近两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的空气污染“雾霾”。在文革历史的写作和述中，一种精神和思想的雾霾也已经落下。受难者的名字在被否认，暴力的规模和组织性在被否认，暴力杀戮的起因在被否认。在雾霾造成的昏暗中，事实与谎言，罪恶与正义，善与恶的本来已经相当明显的界线，再次被混淆。
我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中，写了一个“牛鸡之间”的真实故事：牛记得他们群中被杀者，鸡却不记得，甚至抢食被杀同类的肠子之类。我想要指出历史记忆中的道德元素。中国发行最多的《读者》杂志那时候选载了这一段。但他们没有交代出处，没有提《文革受难者》，也没有告诉我。我理解他们的苦衷。
曾有三位退休老师约我见面。他们是一九六Ｏ年从北师大毕业的同班同学。他们告诉我，《文革受难者》书中的张辅仁和靳正宇，是他们的大学同班同学。在“红八月”中，他们班还有一名同学被害死。她的名字是廉秀文。廉秀文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书。她还没有结婚，住在父母家中。父亲从前是小商人。红卫兵抄家，命令他们交出私藏的枪支，他们交不出来。红卫兵说不交出枪来就在下午打死他们。廉秀文在中午跳楼身亡。
廉秀文老师是《文革受难者》名单里没有的受难者。如我在书的扉页上表达过的意思——这本书远远没有记录全文革中发生的迫害和杀戮惨剧。实际上，《文革受难者》书需要批评的是对文革迫害的描写远远不够，而不是如现在红卫兵指控的是言过其实。（编按：文革受害死亡者不采叶剑英的二千万之说，也有数百万。王友琴记录的不过是万分之一。）
他们说到的张辅仁，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教师，在红八月中和另一名老师张福臻一起被打死。那是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献红袖章的第二天。靳正宇是北京师大附二中的语文老师。在红八月二十五日被该校红卫兵打死。那一天，还有该校负责人姜培良和一名高二学生的母亲樊希曼也在学校中被打死。在这一天之后，北京红卫兵每日打死的人数，从两位数变成了三位数。我写《文革受难者》时，只知道张辅仁和靳正宇两位老师死得非常悲惨，并不知道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现在知道在北师大一个三十来人的班里，在红八月，有两人被打死，一人被逼“自杀”。老师们遭遇的这种悲惨程度和死亡密度，让我再次震惊与悲愤。感谢三位老师的指教。我敬佩他们没有忘记四十七年前被害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因年老而变得更加强烈。他们还自费出版书籍，表达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对暴行的谴责。他们和《南方周末》那篇关于红卫兵暴力的报导的轻浮和偏向成为对比。
图为1958年，习仲勋（右）与习近平（左）、习远平（中）在一起。（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陈老师记得习近平在八一学校被殴斗
这三位老师中，陈老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八一学校。陈老师讲给我听在八一学校发生的暴力迫害，包括毒打和“自杀”。这些在我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中将会进一步介绍。同时，陈老师也告诉我，从一九六五秋天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停课闹革命之前，习近平在她教的六年级语文课上。陈老师说，习近平当时住校，他的父母那时候被关，他成了所谓“黑帮子女”。习近平在校中被殴打，还有一次被“游街”。当时习近平曾经问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指打人和暴力迫害）。她说，她当时没有能很好回答这个六年级小学生的问题（谁又能回答呢？），但是她记住了他的提问和思考。她知道他很痛苦，但是他沉稳，没有闹，没有去“造反”，没有打砸抢，没有害别人。
为写作《文革受难者》我做了大量的访谈。我从不泄露消息来源，这是重要的原则。但是这里我写到陈老师。这是因为她不但告诉了我这些事情，后来，当国际记者要求采访她时，她大大方方接受采访，并且留下了录音，让记者采用。陈老师谈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她的三名大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教员的悲惨遭遇，也谈了习近平的遭遇。这并不是因为习近平现在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陈老师从道义原则上看待这件事情：应该揭露和反对这种对一个十三岁少年的身体的和心理的摧残。陈老师对事实和陈述和分析，都非常清楚。她否定的不仅是迫害本身，而且还有事情后面的迫害原则。
我曾听到过一种说法：高层领导人不会喜欢别人说他们以前的倒楣事情，普通人应该回避说这类事情以免招麻烦。我不知道是否高层领导人都这样想。但是陈老师并无这样的顾虑。她陈述了历史事实，阐明了她的价值原则，也表达了她的期待。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但是外貌端庄，言辞清晰，有热情，有勇气，有思想。她能扫除对那一代人的过分谨慎、胆小窝囊的刻板印象（即使有这样的情况，也应该说是长期的精神压抑所致。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吧。一个班的大学生，毕业六年之后，一个月间就有三人在红卫兵暴力下丧生）。所以，我把她的故事写在这里和读者分享。
在《南方周末》报导之后，有位作家向很多人打听：这篇报导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大人物在幕后？我理解这种做法，虽然我认为对这个文章的判断应该首先来自历史和道义的角度。我甚至也同情，为什么几个在两年跟我说他们是在宋彬彬和我之间的“第三边”的人，在《南方周末》的报导中已经成为宋彬彬一边的。当媒体控制作家的发表的时候，作家为了发表，就得打探媒体的某种行动的权力背景。我不知道这一打探的最后的结果。他最后打听到了什么？《南方周末》报导是来自习近平的支持？还是仅仅是宋彬彬和她的团队的意向？
如果习近平分得清中国与中共，不坚持保党胜过一切，中国人还会如此苦难悲戚吗？图为习仲勋于1967年获批。（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宋彬彬在道歉和要求道歉中转来转去
最近几年，中国媒体发表了一些红卫兵向曾经被他们“斗争”的老师们道歉的报导。去年底，陈小鲁道歉使得这个道歉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他的父亲的地位，因为他在北京市和他的中学的红卫兵中的地位，也因为他的道歉的深度。这场红卫兵道歉是关于个人道德的，也是关于历史真相的。红卫兵道歉一时间甚至成为世界新闻，因为媒体看到这里面的双重含义。这个道歉，是否可能成为让社会得到一个在文革迫害后得到某种和解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宋彬彬和她的团队在今年一月作了个急转身，也作了“道歉”，而且是在媒体出席的场合“道歉”。然后，他们再次急转身，要求向他们自己道歉。他们转来转去，没有顾上他们的言说中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不过，尽管自相矛盾和缺乏理由，他们的这种做法，加上《南方周末》的四版长文，他们还是显示了某种力量。在《南方周末》三月发表报导以后，一本已经筹备多年的书《我们忏悔》在五月出版了。接着，我就听到在中央大媒体的一名编辑说，这本书已经被捣成纸浆，不准流传。我找到了其中的作者，听说书已经发行。我为他们松了一口气，“被捣成纸浆”只是一个传言。但是这能成为传言，还是因为有这样的压力和气氛存在。另外，这样的传言实际上也构成了让其他作者和编辑却步的作用。《我们忏悔》这本书的宗旨，从书名就看得很明显。作者们“忏悔”，是为他们当红卫兵的时候做的不好的事情，才忏悔。也正因此，尽管“忏悔”是个人的事，比“道歉”更个人的事，他们还是可能被认为是开罪了其他不想“忏悔”的红卫兵，所以他们必须低调。我至今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书评或者广告。
北京的一位学者告诉我：没有人做文革历史研究，因为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不能得到学术职称。所以，就没有做这种研究。他说得直截了当。
在现实中，雾霾不但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让人看不清世界，同时，雾霾被吸入肺部，也损害人们的肌体的健康。精神的雾霾也是这样。精神的雾霾让人们看不清历史，也损害着人们的道德方面的健康。当人们已经意识到物质的雾霾并且想要设法解决的时候，这种精神的雾霾也一样在侵蚀人们的道德和理性啊。
我刚刚看望了王晶尧先生，他已经九十三岁。他的妻子卞仲耘被打死的时候，他47岁。他在妻子被打死后，立即买了一个照相机拍摄了当时的场景。他也始终保留着妻子被害时的血衣和被打得金属表链都被撕裂的手表等等。他的头脑和谈话依然很清晰，他的健康也好于他的同龄人。我坐在他对面望着他。在隔开我们的桌子的上方，是卞仲耘和他的照片，那时他们不到三十岁。我想到这位老人的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妻子被打死的阴影中。他们一家经历了悲惨的文革迫害，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坚持，使得即使四十八年之后，红卫兵们也无法绕过卞仲耘之死的历史事实。感谢王晶尧老人，也感谢陈老师，他们为我们带来一片道德的蓝天。写于2014年8月。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