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质生产力出自王沪宁赶超美国的策略？(图)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图片来源：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5月2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外交政策》报道，今年3月初，全球投资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北京，因为来自中国各地的2977名代表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总理李强将发表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场合。此时，将宣布指导中国政府明年活动的重点。国内外金融家都急切期待中国政府在此宣布拯救中国经济的计划。
然而，2024年的报告缺乏令人欣慰的迹象。2023年的报告将“扩大内需”作为当年的首要任务，以应对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损害、因清洗而瘫痪的官僚机构、因不利的经济环境而困惑的官僚机构以及太大而难以破裂的房地产泡沫。2024年的报告没有效仿之前的一年。相反，它制定的路线图不是为了经济复苏，而是为了更广泛、更积极的目标。
在新报告中，“扩大内需”不再是首要考虑的目标。首先，中国政府必须“加快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次，必须“科教兴国，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用更直白的话来说：中国国家的核心任务是建立一个能够将人类推向新技术前沿的工业和科学体系。
这一战略让西方观察家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很难理解任何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如何能够解决他们发现的任何经济问题。要理解政治局的计划，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其背后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有几个来源：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初“新文化”知识分子试图解释中国为何成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现代崛起的胜利宣传；以及对西方关于大国兴衰的学术研究的深入研究。
这套观点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认可，并受到中国政策精英的欢迎，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转折点。中国领导层认为，在这些罕见的时刻，新兴技术可以推翻现有的经济秩序。大变革意味着大机遇：大英帝国和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霸主，是因为它们各自开创了全球技术经济革命。现在过去的事情又重演了。人类再次发现自己处于科学剧变的边缘。全球经济增长的基础即将发生转变，习近平决心中国将引领这一转变。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用科学“救国”。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意味着追赶。近年来，北京野心越来越大。用2016年顶层规划文件的话说，中国现在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强国”。习近平在当年举行的一次中国科学家聚会上解释了这一目标背后的逻辑。他将技术实力视为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始于历史认可的时刻。历史上的某些时刻，“重大技术突破”有望“大大增强人类理解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并提高“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指出，“历史经验表明，科技革命深刻改变全球发展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另一些国家则不然。认识到革命并积极利用革命的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能力迅速增强，综合国力迅速增强”。
对于习近平和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清朝是一个拒绝看到革命在其面前展开的大国的典型例子。习近平在2016年表示：“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我国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科技革命。”其结果就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所说的“世纪国耻”，即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迫害的时期。因军阀争夺而分裂。由于未能抓住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中国“从一个世界大国变成了一个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如果说清朝是在技术竞赛中落后的强国的代表，那么美国就是技术潜力的活生生象征。自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正式将美国确定为中国现代化的标杆以来，中国思想家就将其视为科学实力的体现。
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的宠臣王沪宁在他1991年出版的《美国对抗美国》一书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王沪宁对他在美国发现的“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感到震惊，他坚持认为“如果要超越美国人，必须做一件事：在科学技术上超越他们。”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的分析人士最近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对这些想法进行了深入探讨。CICIR由中国最高情报机构国家安全部配备和管理。这本书名为《国家安全与大国兴衰》，是一系列书籍中的一本，旨在将中国民间安全分析人士的共识观点提炼成课程，供那些渴望从事国家安全职业的中国本科生使用。该书向这些学生揭示决定国家命运的“一般规律”。由此看来，超级大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科学技术。
英国和美国是如何确保“前所未有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的？CICIR分析师坚称，导致霸权的既不是战略天才，也不是外交智慧。相反，他们指出伦敦和华盛顿“在科学创新方面……的突出优势”以及“各自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有利的人口、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都是国家实力的基础，但在现代条件下，实力来自于“经济、科学和技术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模式下，“科技创新……成为衡量大国实力的重要指标”。因此，崛起的大国必须首先融入“全球市场和核心技术中心”，然后成为“制造大国”，最后才能“占据创新主动权”和“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
就这一点而言，作者承认“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与美国仍有不小的差距需要缩小”。然而，他们相信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和科技发展的世界领导者”。这是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的引领将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经济秩序中发挥与美国经济在20世纪相同的作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的老口号。它与习近平最喜欢的另一句话密切相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国领导人和宣传人员谈论百年一遇的变化时，他们是在暗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类似于20世纪初的历史时期，当时苏联和美国取代了欧洲殖民统治。帝国作为最重要的世界强国。
这些“变化”往往与西方民粹主义的破坏和“其他地区”的日益繁荣联系在一起。但对于许多中国分析师来说，它们还包括新兴技术的革命潜力。这些分析师指出，前三波工业转型浪潮——18世纪的蒸汽机械化、19世纪的电气化和20世纪的数字化——正在形成未来将遵循的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将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由于此前的工业霸权争夺只发生在西方列强之间，“这是五个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巨大变化”。
在习近平看来，这场新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展”。正如他在2021年对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讲话中所宣称的那样，“科技创新呈指数级加速，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走在前列。”这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理解的范式转变”。这些革命性的进步正在“迅速转化为社会和经济生活”。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中共还将材料科学、遗传学、神经科学、量子计算、绿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等领域确定为这场革命的支柱。习近平在2021年指出，中国在这些领域“有基础、有信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我们已准备好在这股浪潮中崛起并实现伟大的抱负。”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场革命正发生在关键时刻。2018年，他对党员干部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发展方式转变不谋而合”。习近平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共围绕“新发展理念”定位，强调更高质量的增长，而不是在大衰退后几年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基础设施支出。高科技制造业有望成为替代增长引擎。这就是2024年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新质生产力”。
正如中共旗舰理论期刊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解释的那样，“新质生产力代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新生产力进步中占据领先地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抢占世界新兴经济的“制高点”。
过去几年中国的大部分政策——从提升工业技术官僚到党内高级领导职位的决定，到“十四五”规划中承诺构建“举国上下”的技术创新体系——仅从这个更大的叙述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一些努力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国现在是电动汽车销量的全球领先者。华为的产业链正在打造先进的芯片。彭博经济研究预计，到2026年，高科技行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能超过房地产。如果对人工智能爆炸性增长潜力的预测非常准确，那么先进的技术可能会为中国提供其所需的替代增长引擎。
但这是一场冒险的赌博。中国的战略基于两个赌注：第一，世界确实处于规模可与工业革命相媲美的经济转型的风口浪尖；第二，如果这场新技术革命发生，中国将引领它。两个赌注都不确定。
在这里，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命运对北京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这并不是共产主义政权第一次希望对新技术和工业流程的投资可能扭转增长放缓的局面。欧洲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也下了类似的赌注。苏联希望引领计算机革命；东欧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的目标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高端制造中心。这些赌注没有得到回报。新产业没有成功发展，新技术没有成功传播，新产品与东亚或西方同行相比在价格上没有竞争力。很快，账单就到期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首先被迫实行紧缩政策，然后彻底崩溃。
在中共的讲述中，苏联的垮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叙述的一部分，一个关于内部腐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外国颠覆所构成的危险威胁的故事。中国的宣传人员对那些陷入困境的经济几乎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对最新的技术浪潮寄予了太多希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故事不是关于那些陷入困境的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胜利者的故事。时间会告诉我们中国领导层应该最关注哪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