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而不宣 中俄邪恶轴心联盟历史回顾(组图)
2022年3月30日，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左）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军事关系是国家之间最具战略性、实质性、标志性、带动性的领域。军事结盟是国家之间最重要的结盟，它远远超过政治结盟。中俄之间早已是政治上的盟友，1996年，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11年就建立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9年又提升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2年3月，中俄两国又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令人无限遐想。就在声明发表的同时，海外就有传闻说普习在北京已经了军事结盟的密约。虽然王毅在记者会上回答关于中俄联合声明的问题时说：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但却有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之嫌，因为声明中只字没提不结盟这个字眼，而且声明的内容就是针对第三方的，矛头直指美国。这类军事结盟的密约都是国家最高机密，往往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不可能公之于众的，王毅巧言掩饰很正常。那么中俄之间是否签有这样的密约，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中俄签约了，那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已经结成了邪恶的轴心联盟，这对自由世界对全人类都是极大的威胁。而且随后就发生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这已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虽然中俄秘而不宣，但我们从两国交往的历史关系、现实需要、两国态度、国际社会的反应等诸多方面分析判断，基于事实与逻辑，是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的。
一、中俄关系历史回顾
众所周知，中共与苏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中共就是苏共一手孵化孕育的、培养壮大的，中共成立后也是从属于苏共的，就是苏共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苏共的资助与指令。中共也是在前苏联的大力援助下才夺取了政权，所以中共与前苏联和俄罗斯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但中共建政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许多起伏与波折，一度甚至剑拔弩张，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经过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有限合作与全面合作的曲折过程。具体的说，中共与苏俄建交70余年，两国关系经过了五个阶段：既蜜月期、破裂期、对峙期、缓和期、同盟期。
1、蜜月期
中共建政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这是中苏的蜜月期。1949年10月1日中共一建国，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两国随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9年12月底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之久，直至1950年2月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宣布建立军事同盟关系。该条约第一条即为“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结盟的目的，不只是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壮大共产主义的国际阵营，最根本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赤色暴力革命的高潮，要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推翻反动派，解放全人类，统治全世界，从而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
中苏结盟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苏联给了中国大量援助，提供了大量贷款，派遣了大量专家来华，援建了中国156个大型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其中就有44项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各种主要装备的制造厂，甚至包括原子弹的制造技术。特别是韩战爆发后，两国军事结盟发挥了实质作用，苏联给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从飞机、坦克、大炮、枪支弹药、车辆、后勤支援无所不包，使志愿军鸟枪换炮，装备迅速更新换代，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准，能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抗衡。但是好景不长，中苏两国的蜜月期非常短暂，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两国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与中共两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与裂痕，领导人之间争吵摩擦不断，中共羽翼未丰，就开始挑战苏联作为共产阵营的宗主国地位，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必然影响到国家关系，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联就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撤走了专家。期间中共又经历了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共又把大饥荒归咎于苏联卡脖子，两国关系降到冰点。
2、破裂期
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是从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系列评论开始的，在这一系列评论中，中共很坦率的承认，中苏交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与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分歧是从7年前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中共大张挞伐，指责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捏造了大量的谎言，使用了恶毒的煽动性的语句，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严酷的专横”，“走上了大规模迫害的道路，走上了恐怖的道路”，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苏共中央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是极其重大的原则错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
不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怎么争吵，客观的分析，中苏交恶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共对苏共对斯大林的清算不满；而是中共认为苏共提出的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行不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第三就是毛泽东对苏共中央特别是赫鲁晓夫的个人羞辱，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对苏共否定斯大林不满，并不是因为他对斯大林有多么尊重，相反，毛泽东在与斯大林打交道时很压抑，斯大林居高临下，总是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发号施令，而中共只能扮演小伙伴的角色被动接受，只能大老远去莫斯科拜访斯大林，这使毛泽东感觉很委屈不平等。毛泽东为斯大林打抱不平的原因是他认为苏共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一种以下犯上，是一种变相政变，是铇祖坟的大逆不道。特别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的大搞个人崇拜，大搞政治清洗，犯有同样的罪行，他深怕斯大林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所以他要防微杜渐，维护斯大林就是维护他自己，因此而对苏共的内政横加指责、粗暴干涉。
第二件事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运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是饱受战争创伤，大伤元气，不愿意再打仗，希望与美国等西方势力和平共处，通过“议会道路”和平演变掌握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好战又一心想当国际共运老大的毛泽东则认为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最正确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是真理。1957年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大肆鼓吹战争，说什么“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对于毛泽东来说，生命只是一个数字，为了达到邪恶的目的，人类死绝了也不在乎。他那毫无人性的话，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党魁也受不了，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毛泽东以为他登高一呼会应者如云，结果却是鸦雀无声，大家都被他的疯狂言论所吓倒，没有人响应。在九评苏共中，还指责苏共领导人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苏联与美国搞好关系是投降主义，批评苏美两国领导人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成维护和平的力量了。
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在抵达莫斯科机场时，苏联参谋长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检阅仪仗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第三件事就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意气之争。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就认为，他才是国际共运当之无愧的领袖，开始盛气凌人，当仁不让要指引国际共运的方向。相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很尊重。1953年，赫鲁晓夫主动来中国访问，排除异议给中国带去了大量援助，对毛泽东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这是苏联第一次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平等姿态，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这使毛泽东很受用。但是苏共二十大后，这种友好融洽就不存在了。1958年，苏联与中国商议设联合潜艇舰队和建长波电台之事，毛泽东出难题，要赫鲁晓夫亲自来谈。赫鲁晓夫应邀而来，结果饱受羞辱。最典型的是游泳池事件，1958年8月1日，毛泽东通知赫鲁晓夫，要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带着随员，西装革履的去了，结果被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穿条裤头，披了件睡衣，躺在游泳池边的椅子上与站着的赫鲁晓夫谈话。没谈几句毛泽东就邀请赫鲁晓夫下水游泳,“凉快凉快！”赫鲁晓夫不会游泳，被逼无奈，只得除衣下水，在水中狗铇挣扎，狼狈不堪，而毛泽东则哈哈大笑。还有一种说法赫鲁晓夫是被毛泽警卫抛下水的，总之受尽羞辱。苏联是强国，如何受到了这种侮辱？这件事激怒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回去后，就立马停止对华援助，撤退专家，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恨之入骨，认为中苏交恶，一切都是因他而起，搞掉了赫鲁晓夫，中苏关系或许可以挽回，所以在九评苏共的后两评，集中炮火很批赫鲁晓夫，幻想通过对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分化苏共，联合苏共的其他势力和兄弟党把赫鲁晓夫搞下去，换马后再修补中苏关系。殊不知苏共二十大报告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议，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更反感，认为他才是问题的根源，解决了毛泽东，中苏关系才有希望，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态度其实更温和。九评发表完不久赫鲁晓夫就被赶下台了，可换了勃烈日涅夫对中共更强硬。多亏中苏交恶，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世界才得以保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前，两国之间只是意识形态的争吵，隔空骂战。而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就开始了军事对抗。
赫鲁晓夫不会游泳，受尽毛泽东羞辱。（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3、军事对峙期
1969年3月2日至1969年3月17日，中苏两军在珍宝岛地区发生激烈冲突，多次发生交火，苏军死伤230余人，毁伤9辆坦克装甲车，中国边防军伤亡92人。这是中苏两国首次发生武装冲突，苏联方面反应十分强烈，提出强烈抗议，召开记者会，发动大规模游行，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1969年8月20日，苏共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奉命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苏联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通报美国的目的是，如果苏联对中共动手，希望美国不要干预。美国认为，一旦苏联开启核战，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不但会打破战略平衡，而且会危及世界安全。于是美国一方面向苏联提出反对，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再有就是通过报纸将这个消息捅出去，用这种方式通知中国。
1969年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发表一则报导《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中写道：“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则爆炸性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在国际上强烈反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核打击的念头。1968年9月苏共中央又计划派远程轰炸机携带核弹轰炸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彻底摧毁中共核工业，又被美国制止，美国两次拯救了中国。而中国也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国性战备运动，全国动员很快进入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被转移到西南西北三线地区，北京乃至全国大城市都大规模开挖地下人防工程。此时，苏联已经从盟友变成了中共头号敌人，苏联启动了亚洲安全体系，调集重兵开赴远东，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共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中国也大规模战略布防，双方剑拔弩张、重兵云集，在中苏长达一万公里的边境线武装对峙近20年。这种军事对峙在文革结束后有所缓和，但1979年中共入侵越南，中苏关系又趋紧张。越南与苏联签有军事同盟的安保条约，负有出兵援助的义务，苏联从欧洲快速调动了20多万精锐机动部队开赴远东，举行大规模军演，给中国施压，迫使中国从越南撤军。
4、缓和期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摒弃了冷战战略，提出了“新思维”，主张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世界各国应该和平共处，要避免毁灭性的战争，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军事上也开始收缩，积极倡导“核裁军”，并从阿富汗撤军，中苏边境的紧张关系也大为缓和。1986年，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释放了对华改善关系的善意；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做出了“苏联从中苏边境撤军、从中蒙边境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三大承诺，清除了影响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邓小平也做出了“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表态，两国发表声明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笼罩在两国之间的战争阴云彻底散去。
虽然戈尔巴乔夫对改善中苏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中共对戈尔巴乔夫并不认可，认为他的“新思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体现，正是他的“新思维”导致了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运动的崩溃，认为他是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是共产革命的叛徒和国际共产运动的罪人。八九六四后，中共在党内对戈尔巴乔夫开展了大批判，防止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防止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就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和首要任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阵营崩溃，这使中共形单影只、惊恐万状、倍感孤立。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展务实外交也就成为中共的生存之道。面对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中共的感情非常复杂，既有对往昔岁月的眷念，又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的哀叹，还有打断骨头连着筋难以割舍的渊源。面对剧变中的俄罗斯，中共深感茫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能保持一个不冷不热的正常外交关系，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等待时局的变化。在叶利钦执政的后期，双边关系有所发展，加强了经贸合作。1996年，叶利钦访华时，将双边关系从“友好国家关系”提升到“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两国总理第二次会晤时还签订了《中俄两国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正式确立了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江泽民与普京2001年7月16日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握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5、结盟期
到了普京时代，两国关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合作逐渐加深，形成了政治上的盟友。普京执政20多年里，中俄高层互访频繁，普京曾10次访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党魁也多次访俄，仅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就38次会晤普京。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江泽民出卖国家主权，承认了历史上被沙俄侵略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来换取中俄之间的政治结盟和与普京的个人友谊；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习近平和普京发表声明，将两国关系从“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了中俄的政治结盟；2019年6月5日，为纪念中俄建交70年，习近平与普京在莫斯科再次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称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蓬勃开展，国际协作密切有效”，要“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2022年2月4日在北京，两国又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在普京当政期间，两国之间还开展了23次两国总理定期会晤，签署了数以百计的交流合作协议、文件、备忘录、议定书，发表了20多次两国总理定期会晤联合声明。
中共从普京个人保存党证、立法保留苏联国歌曲调、保留苏联时代的雕塑等标志性建筑物等举措以及与俄共等左翼政党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良好关系看到了普京身上的红色基因，从普京的个人专制统治看到了前苏联的影子，从普京坚定不移的反美倾向看到了合作的广阔前景，认为普京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合作的伙伴。中共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认为中苏交恶导致国际共产阵营的分裂是国际共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双方合则胜，分则弱、斗则败。在两国交恶期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每年军费开支就高达两千多亿卢布，按当时汇率是3000多亿美元，这使苏联经济上不堪重负，苏联解体与这有直接关系。中共把维持与俄罗斯的政治结盟看着是外交方针的重中之重，认为中俄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一块压舱石，只有中俄两国友好互信合作，“肩并肩、背靠背”，互成掎角、互为拱卫，无论国际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再大的风浪也不怕。而普京也有同样的认识，中俄作为战略处境高度相近、战略理念高度相通的世界大国，双方一拍即合。对中俄合作的成果，双方都非常满意。普京称：“当前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而习近平则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对大国关系”。
二、中俄的准军事联盟关系
鲜为人知的是，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非常深入，事实上早就结成了准军事联盟关系。中俄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军事技术领域
中国的武器装备一直很落后，中国的国防工业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苏联援建项目搭起了中国军工企业的骨架，共军的装备一直属于苏制武器系统。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军工企业得不到苏联的技术支持，无法升级换代，自主研发能力也不足，只能通过仿制一些武器改善装备。由于西方的封锁，中共也得不到西方的先进武器。九十年代中俄关系改善后，中国开始从俄罗斯引进先进武器。那时候苏联解体后，社会处于转型期，俄罗斯经济很困难，也需要军火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到了普京时代，两国军贸更是节节攀升，俄罗斯为中共出售了很多大型装备，使共军的装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加快了共军的现代化进程。俄罗斯对华军售，不但量大，而且覆盖面广，涵盖了陆海空三军，还转让了大量先进技术。对华军售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是中国第一武器进口大国。俄罗斯为中共提供的装备主要有：
T－72坦克、BTP－装甲输送车、BM－21多管火箭炮、C－300防空导弹、S－400型地对空导弹、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苏－27以及生产线、苏－30战斗机、苏－35战斗机及引擎、运输机、直升机、火控雷达等。这些装备，都是共军所谓“杀手锏”建设的核心武器，是共军炫耀武力威慑台海的资本。军工领域的合作，也拉动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两国军方的交流。共军首脑频繁访问俄罗斯，中共驻俄使馆还设立了专门的军技合作代表机构，为两军合作牵线搭桥。
2、边境军事安全领域
1996年，中共当局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在上海召开了“五国两方会议”，达成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形成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上海五国”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约定五国同时裁剪布署在边境线的军队，两侧100公里纵深不设防，原中苏漫长的边境线，由军事对抗的前沿变成了合作交流的纽带。边境撤军是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表示，也是两国政治互信、军事互信的体现，“上海五国”机制后来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这也为中俄两国政治结盟、军事结盟打下了基础，使欧亚大陆成为中俄轴心的战略纵深的构想更为清晰。
3、军事教育领域
苏联解体后，俄军经过多年改革，目前只保留了56所军事院校——10所军事学院，9所军事大学，37所军事专科学院。其中，总参军事学院是俄军最高学府相当于中国的国防大学。目前，俄军高层十分重视军事院校的教学训练，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一旦配发到部队，军校马上就会得到一件成品或模型用于教学训练。此外，俄军校集中了军队70%的科研力量，一半以上的教员都是高级专家，其中有不少将军教员以及昔日的军队高层领导。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就开始派遣军官去俄罗斯军校进修培训，后来，随着中俄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这种军事教育的交流合作就已经制度化了。中国每年都要选派200多名少壮派军官去俄罗斯学习，这些军官都是共军军中翘楚，以团级为主，也有少量师级及营级军官，大部分军官是军队中层领导和高级参谋人员，也有一些军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年龄多在35～45岁之间，要求政治合格、文化水平高、身体健康形象好、表现优异，分为高级培训和中级培训两种。中央军委还在驻俄使馆武官处增设了“军事留学生管理组”，统一负责留学军官的组织管理以及服务保障协调工作。
高级培训主要由俄总参军事学院承担，每年培训中国军官20人左右。1996年7月，该校开设了第一个中国军事留学生高级研修班，当时学制为1年，每期12人；2000年后，学制缩短为5个月，一年两期，每期7～10人不等。参加高级研修班的均为师职军官，主要进修战略和战役层次的课程，由中方配备翻译，学员只需掌握基本的俄语对话能力即可。与此同时，作为军事教育交流的一部分，俄军也选派部分高中级军官赴中国国防大学进修。
中级培训由俄军合成军事学院、加加林空军学院等各军种最高学府，以及后勤运输学院等负责，每年1期，每期总人数大约200人左右，学制2～3年，培训对象主要是团职军官，少量营级军官。选派的军官，出国前都要经过语言培训。
俄方负责培训中国军官的主管部门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该局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协议和商定的计划，负责向各院校下达培训任务和教学计划等指令，俄军校接受培训任务后，一般都将中国军官单独编班，所授课程基本上与俄军相同。在管理上，俄军校完全让中国军官自行管理，俄方只提供公寓（配备厨房和餐具），衣食住行全部自理。俄军教官对受训军官要求非常严格，进行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6时起床，到晚上10时才就寝，除用餐时间外，几乎整天都在进行满负荷的训练。
中国军人赴俄罗斯受训，除了军校留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武器装备操作培训。中国从俄罗斯引进了C—300、S－400型防空导弹，苏—27和苏—30、苏—35战机，“基洛”级常规潜艇及“现代”级导弹驱逐舰等一大批新型主战装备，为此共军也选派了一大批官兵赴俄接受操作培训。
2002年6月俄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访华时透露，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俄军已培训了2000多名中国军人。现在又过去了20年，中俄两国的军事合作有增无减，到俄罗斯受训的中国军官总人数，保守一点估计六七千人，往高一点估计甚至可能超过万人，规模相当庞大。绝大多数军官都是天然的亲俄派，选派的军官都是中国军队的后备人才，选派留学就已经踏上了晋升的快车道，回国后都受到了提拨重用，共军现役部队中高级军官，军师两级级主官，有过俄国受训经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19年国庆阅兵，89位将军领队中，至少有一半曾留学俄罗斯。
中共的国防军事教育体系已经非常发达，军校众多，为什么还要派那么多军官去俄罗斯受训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学习俄军的先进理念、战略战术、以及俄军建军的成功经验，中共的军事教育本来就是师承前苏联，现在的学习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二是为了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俄军校一直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作为主要作战对手，俄军的机械化装备水平与美国不相上下，对机械化战争和大纵深作战理论等的研究相当成熟，学习借鉴这些经验，有利于未来的对美作战。三是为了增加两军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军的互信了解，培养军官之间的个人情谊。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两军最终的军事结盟打基础、储备人才，增强两军的协同作战协同指挥的能力。
2018年9月15日，中俄联合军事演习期间，俄罗斯军队进行着陆演习。(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4、联合军事演习领域
两国军演始于2005年，由中国军方首先向俄国军方提出建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响应，俄方明确提出希望搞成大规模战略性联合军演，甚至表示可以派出战略核潜艇及航空母舰参演。当时媒体报导，联合军演是两国领导人为深化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作出的战略性决策。“和平使命－2005”中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是2005年8月18日至25日在俄罗斯海参崴和中国山东半岛及附近海域举行的演习。中俄双方派出陆、海、空军和空降兵、海军陆战队以及保障部（分）队近万人参加演习。首次军演成功后，经中俄磋商，为加强两军的交流与合作，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维护地区安全，两国军演应制度化、常态化，约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和平使命”联合军演。后“和平使命”军演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参加，使“和平使命”系列军演发展成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国际军演。2007年8月10日，上合组织全部成员国参加了在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举行的“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演，中俄首脑胡锦涛、普京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到现场观摩，实战部分向全球实况转播。从2005年到2021年，“和平使命”系列军演已经举行了8次。经过多年发展，演习地域也从两国的“家门口”逐步扩展至日本海、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从俄西伯利亚大草原扩展至中国内蒙古训练基地，演训领域由陆空、陆海空扩展至信息安全、联合反导、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演习级别则从战役战术演习提升至战略演习。
2012年4月，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在青岛海域举行了首次“海上联合”军演。现中俄“海上联合”系列军事演习自2012年首次举行以来已形成常态化机制，2012～2017共进行了6次，演习地点从俄罗斯周边的地中海、波罗的海海域到中俄周边的日本海海域，再到中国周边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域，每次演习都有数十艘舰艇参加。
此外，2009年9月，中俄舰艇编队还在亚丁湾西部海域举行了“和平蓝盾－2009”的联合军演。2016年4月，两国国防部还进行了反导系统的首长司令部计算机模拟演习，连线双方的导弹指挥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防空网，央视称该演习是为了反制美国四处部属的反导系统。
为了加强两国陆军的合作，协调两国陆空一体化大兵团大纵深作战能力，自2018年，两国还举行了多场以陆军为主空军为辅的大规模战略军演，演习编号为东方－2018、中部－2019、高加索－2020、西部联合－2021。演习地点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高加索、到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国再到中国的西部地区。
最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西部联合－2021”联合军演，该次演习2021年8月9日～13日在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举行，参演兵力、投入装备、演习规模都创造了历年军演之最。中俄双方共派出兵力1万余人，投入多型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而且首次实行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合练。本次演习的实兵行动中，共军最新装备使用占比达81.6%，歼20首次亮相，无人机大量使用，预警机、干扰机、歼击机、歼轰机成体系运用；直升机大机群密集编组、超低空隐蔽突防、多波次接力突击，近距离支援掩护；新型装甲装备高速冲击、超越攻击，全程行进间射击；察打一体无人机、蜂群攻击无人机、侦察监视无人机组合运用。这次演习中，指挥所开通十余种通信手段，采取多种组网模式，构建起从指挥所直达特种单兵、陆航直升机、空军飞机的指挥通联链路，实现态势信息实时共享，指令数据互联互通。这次军演，俄方还首次使用中方提供的装甲突击车、步兵战车等主战装备参演。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两国军演之频、规模之大、合作之深，都世所罕见，已达到军事同盟国的水准，俄军高级将领讲，就是以前的华约内部军演也没有达到如此烈度。就是北约组织之间、美国与其盟国之间，在军演上也没有达到这种强度。
（本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