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自由广场(图片来源:SAM YEH/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4月14日讯】前些年去台湾,给我最深的感受不是台北故宫的珍宝、不是同宗同族同语言的亲切,而是每一个人,每个时间和每个地方都体现着文明礼貌。和北京、上海相比不是高几个层次,而是一种质的不同。
在路口问捷运(台北的轨道交通)车站在哪里,一位女士告诉我最近的站在东边路对面,刚走没多远,她又跑过来对我说,那边红灯亮了,你跟我从南边过街,现在是绿灯,稍多几步,但可先到。走到车站,她还一再叮嘱:“你小心噢。”
在公车(台北的公交车)上问前边座位上的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在哪里下车,他问我,你没来过吗?去哪个所?我说去参观胡适先生故居。他说你跟我一同下车,我带你去。我说你不必麻烦,给我指个方向就行。他说我是物理所的,办公室就在故居旁边。下了车,我随这位先生步行,走了约十分钟,看到“胡适纪念馆”的石牌和故居的房子,他才转身离去,我道了谢,目送他从来的路往回走,几百米外我看到的有物理所字样的楼房。明白这位先生是专门把我这个访客送到的。
在商场购物,问女店员,某种商品在哪里买,她告诉怎么走,我走了几十米,听到后边脚步声橐橐地逐渐临近,穿高跟鞋的女店员跑来跟我说:“先生,你走错了,你要买的东西在下一行。”有一次找一位老人问路,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并帮我找其他人问,等我问清楚,他还一再向我道歉,感觉是主人没有对客人尽到责任。
在台北街上走累了,进了西门町一家星巴克,收银小姐收费后,问我:“先生,贵姓?”取饮料和食品处有几个人排队,快轮到我时,柜台里的配餐小姐说:“袁先生,下一位就是你了,对不起,请再等一下。”我端着咖啡从一楼上到三楼,在这家店里看完了一本杂志,坐了近一个小时,当我下楼离开时,一楼的两位小姐同声亲切地说:“袁先生,再见!慢走。”我觉得在来来往往的顾客中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人容易记住,想她们是这样对待每一位顾客的。在上海、北京、深圳我经常进星巴克,却从未享受过这种待遇。虽然都是霍华德·舒尔茨先生的连锁店,感觉很不相同。
在台北乘计程车,司机都非常周到,从不让乘客伸手拿行李。有一次我为了找一家小商店买一件大陆买不到的小东西,停车下车了六七次,司机没有一声怨言,每次我回到车里,他都轻声问:“OK了没有?”直到我说“OK”。半个多小时,只花了一百新台币,也就是二十多元人民币,要是在北京,司机早赶我下车了,上海司机就算不赶人下车也会抱怨一路。在台北我有好几次乘计程车没有零钱,司机都没有要一二十圆的零头,没有丝毫不快,好像没有零钱找给乘客是他服务不周。北京的司机多半让没有零钱的乘客自己想办法,我多次为此下车买超市的小商品换钱。近些年有了电子支付才少了这个麻烦。
台北的捷运和公车车厢里十分整洁、安静,都设有与其他座位颜色不同的“博爱座”,椅子上方有一行字,写着:非老人、孕妇及抱小孩者请不要坐。有时车厢里很挤,博爱座空着,年轻人却没有人去坐。台湾朋友告诉我,年轻人坐博爱座会被人看不起的。
在台湾,文明礼貌是每个人的习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海峡这边,对很多人来说,文明礼貌还要教,就像幼儿园的老师教小孩行为规范一样;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很不情愿的强制行为,只要没有人监督立刻就忘了礼貌;还有人看场合,有领导、外国人在就收敛着点儿,自己是主人、是老大时就肆无忌惮、旁若无人。文明礼貌在许多城市远不是人人时时处处,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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