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不再恐惧 最让共产党惶惶不安(组图)
被天安门枪声惊醒的父亲
横渡恐惧之海（网络图片）
童年忆旧：三岁定终生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目睹文革场景 落下恐惧症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竹竿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有时，不是一般的棍子，竟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人们告诉我，他膝下跪着的，有时，不是一般的地面，竟是一堆玻璃渣。那时，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捆绑，批斗，毒打，这就是毛泽东为他的“文化大革命”所设计的场景。毛泽东发动文革，原本出自他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却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毛发誓，要清除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敌人。这些阶级敌人，在党内，是追随刘少奇路线的大小官员；在党外，则是广大知识份子，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成份的家庭，以及具有旧政权背景的家族。
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抑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药疗伤。在那个小镇，母亲是唯一从正规大专院校学成的西医，她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与父亲为伴，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出现一幅场景，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似要随时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上演。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画面，究竟是什么意义？
家族阴影 沉重的出身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家庭，不幸就是毛泽东定义的“黑五类”：知识份子；地主成份；旧政权背景。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医生，典型的知识份子组合；中共建政时，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成份；我的二伯父，即父亲的二哥，毕业于黄埔军校，任国军团级军官，曾赴山西抗日战场，荣归返乡时，曾受到众乡亲英雄凯旋般的盛大欢迎。
1949年，中共解放军攻入四川时，二伯父任三台县国军城防官，他与中共谈判后，放下武器，和平结束该县战事。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两年后，中共以“土改复查”为名，拼凑镇压名额，二伯父竟在其中。
实际上，当时的背景是：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为了“稳住后方”，不惜食言失信，突然集中枪决先前投诚、起义和被俘的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据查，全国共计一百多万原国民政府军政人员惨遭杀害。二伯父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妻。他那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
二伯父没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政治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小镇上的“造反派”，与红卫兵无关，简单说来，就是反对当地“领导”。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还是公社党委书记，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曾经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却从未参与武斗。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文斗，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黑五类”呢！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惊异。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三岁，文革结束时，也才十三岁，何以竟能对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于我，不仅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赋予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于后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母亲 一个精美的黑匣子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也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为医生，却救治不了自己。父亲陪母亲去南京就医，两个月后，父亲一人归来，带回一个绣有白鹤、松柏、梅花鹿的精美黑匣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我们装衣服，用的都是纸箱子，如此精美的黑匣子令我们几个孩子惊异不已。那是骨灰盒！可怜的母亲，已然蜡炬成灰。
母亲骤然离世，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所有繁重的劳役，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老师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有如恶煞；出语尖刻，有如利刃。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而以我的天性，总有机会成为“孩子王”，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把他孤立起来！”随着班主任老师一声喝令，我的苦日子便开始循环。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辱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地叫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期间，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六四，北京市民救护受伤的学生。（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六四网站）
天安门枪声惊醒父亲
父亲是中学音乐和美术教师。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练唱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就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远行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苦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醒，是到了1989年，在“六四”的枪声中。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于门外。父亲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山大学的单身宿舍里，无望地等着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着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碗大的巢，儿子依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红尘滚滚的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被关押一年后，沉沉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恋人泓写自上海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猛撞了我的心房。泓在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做灯，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做节日灯，是父亲的一种手艺。）天啦！父亲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读完研究生。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尽一份孝心，难道如今，还要六十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攥着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后，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