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节写给中国政治犯的情书(组图)

家信与情书（图片来源：X网络截图）

【看中国2024年2月17日讯】一、中国政治犯家属写给狱中亲人的情书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又叫做圣瓦伦廷节(Saint Valentine’s Day)。相传，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要求所有单身青年男性从军，不得结婚。然而，一位名叫圣瓦伦廷的天主教神父为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秘密替青年男女征婚，结果遭到当局逮捕并被处死。

然而，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和香港，被关押的良心犯和政治犯们，却依旧面临著有“情人无法团聚”的悲剧。情人节的前一天，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和人权捍卫者(CHRD)共同发布了三封来自政治犯爱人的情书。情书的作者分别是人权律师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的未婚夫野渡和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情人节这一天，他们的爱人均因为从事中港的人权活动而身陷囹圄，“有情人却难成眷属”。

 

无法见面的情人节 #丁家喜 #邹幸彤 #高智晟@luoshch @ye_du @Genghe1 #关注良心犯 https://t.co/EgDW6mNykX pic.twitter.com/zyuNuYHDtY

— CHRD人权捍卫者 (@CHRDnet) February 15, 2024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自2017年8月从中国陕西省榆林市的家中被带走以后，没有任何关于他下落的信息，一直处于失踪的状态。中共当局对高智晟采取不审不判的态度，也对其亲属的追问不做任何回答和解释，更对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完全置之不理。目前高智晟被秘密关押的地点不详，生死不明。

耿和在制作高智晟艺术雕画（图片来源: 免费图片 耿和提供）

他的妻子耿和写给他的信如下：

亲爱的智晟，

你还好吗？在冬日，中国的北方寒冷肃杀，我总是担心你的身体。没有家人陪伴，你将如何熬过这苦寒岁月。我多么想看见你，照顾你，彼此温暖。

和你十六年的爱别离苦，让每一个都那么的艰难，让每一个有关于你的音信都那么珍贵，而最近你的音信还是七年前的。

你还记得吗？34年和你相识相爱，相信彼此终生不离不弃。但命运让我们生离死别，唯有靠信念，让我们心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家。

春节就要到了，情人节也临近了，在这样的日子，我多么希望你能够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们一家人团聚了。

智晟，所有这些磨难，最终让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家庭。我和孩子会勇敢坚强下去，直到你回家的那一天。你也要坚持住，无论遭受何种困境，请一定要回来。我们永远等你，永远爱你。

你的妻子耿和

2024年1月30日

前支联会副主席、人权律师邹幸彤，因组织香港维园六四悼念晚会而在港警被拘留，根据《香港国家安全法》，她将面临长达10年的监禁。她的未婚夫、同为活动人士的野渡目前生活在中国广州市的警方监视之下。

野渡和邹幸彤（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野渡写给邹幸彤的信《卿卿如晤》如下：

卿卿如晤，第一次知道这四个字，是在读中学时，课文收录了林觉民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亲爱的你，我要离开你，革命去了。年纪尚幼的那时，理解不了“遍地腥羶、满街狼犬”的专制时代是什么样子，需要毅然决然地告别所爱的人去反抗。

那一年，我们突然被明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那一天起，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了青春。这时才知道“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是何等的沉痛，才明白深于情、挚于爱者，必不能忍受一个不公义的社会对爱、生命、自由的伤害，那一滴泪比这个世界更沉重。觉民先生及先辈们深知，挺身而出争取自由，只是一代人付出代价，甘于被奴役，却是无数代付出代价。

而见字如面现在也无比的艰难。在安徒生的世界里，新装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不见。现实世界里，情人的情书除了一人，全世界都看得见。在这个比冬天更肃杀的极端时候，我的阳光依然要挣扎着穿过高墙照亮你昏暗的牢房。

野渡

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2023年被判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处12年有期徒刑。他在拘留期间遭受到了酷刑和其他虐待，丁家喜的妻子罗盛春直到2024年2月才得知他目前的下落。

丁家喜与罗胜春 （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罗胜春写给丁家喜的信如下：

亲爱的家喜，

已经不知道第多少次给你写不知何时能到达你手中的信了。从你2019年12月26日第二次被抓到现在，实体的书信编号是第60封，但其实在这60封信中间还有无数我想给你写却忙到没有时间给你写下来的信呢！每周日从教会回到家总是最想和你写信的时候，就像今天。因为每次去教会都忍不住想你坐在我身边的样子，每次牧师的讲道说道我的心坎上有触动的时候，我都会问“亲爱的家喜，你没有同感吗”？自从受洗以后，我总是想问你的信仰究竟是什么，真是遗憾在你被抓之前，我俩没有花时间交流这个问题。今天的布道讲的是如何倾听和应答神的呼召，完成神交予的使命要经历多少的磨难和曲折，给了我很贴心的鼓励。

过去的一个月又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和我们的女儿同龄。和他们在一起可以交流很多的事情，很开心。今天就和他们一起探讨了女性权利方面的一个重要议题，让我视野开阔了很多。

每天提醒自己快乐是我们成功的重要前提，还记得你说的快快乐乐做公民！

为了让家人不被国安骚扰，我不会叫家里的人去探望你了，所以写信成了我判断你是否安好的唯一标准，等你来信。求主看护保守你，愿你健康平安！

深爱你的胜春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和共犯关系——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

近年来，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小粉红”在中国大量兴起。人们也渐渐追问，这一现象背后，中国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工具？其载体又是那些人？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王柯在2月14日于《中国民主季刊》上撰文，以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为例子，回答了这一问题。

文章开头，作者引用了一段对新疆边城小镇当地汉人的采访。这座小镇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下称：塔县）内，大多数汉人都是1970年以后的移民，然而他们去充斥着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此外，当地充斥着对人口占到80%的少数民族塔吉克族的歧视，比如汉族人口虽然少，但是主要官员却占到了84%。

这样的现象充斥着全新疆。“新疆的大多数汉人不仅对政府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置若罔闻，而且对镇压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国外，我们也几乎见不到愿意为受难中的维吾尔人发声的来自新疆的汉人。”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民族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比当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们在当地感受到自己才是‘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有关”。

然而，作者表示，实际上新疆的汉人大多数都是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经济条件要低于内地汉人社会，更不用说远低于沿海居民。这种“国家主人公”的心态“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民族集团对峙的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能出现于新疆的汉人社会与内地的汉人社会之间。

由此，他认为“正是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距、明显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比如，在塔县这个例子中，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因此“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区找到更体面工作的汉人，一般都会很快离开这里。在各种意义上，生活在塔县这个中国边缘地区的汉人们，无疑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边缘的人群。”然而，这里的汉人却口口声声说中国要收拾美国，说中国“有四亿我们这样的退役军人”。

作者通过新建汉人和其他的例子表示，“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可以对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他认为“正是通过造就……像生活在塔县的汉人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格差、因而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中共政权造就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

他还引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研究，表示“在一个社会构造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人更热衷于民族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起源中提到过一个群体，叫做Mob。中文翻译中多为“暴民”，但作者认为这一翻译实际上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Mob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边缘人。“因为议会里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制度。”而该群体有三大特点：崇拜强人、采用占主导地位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的方式以及热衷民族主义。

最后，作者认为中国的“小粉红”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满足以上全部特点。“社会边缘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自卑感和确认自我存在价值的渠道和空间。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让社会边缘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因为在没有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更没有批评政府权利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的领域，才被政府允许用来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在发生于大城市的各次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狂潮中表现最为狂热的，就是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日本，根本不了解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工和出身寒门的外地大学生们。”

“越是生活于底层的社会边缘人，就越是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在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社会边缘人之所以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前提是他们看出当局对挂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主义的默认和暗中鼓励。”

“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可能它嘴上会喊着人人平等，而实际所做的，必然是通过建立和保持各种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例如城乡二元化等，持续生产出社会边缘人群、即民族主义的载体。换言之，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是不可能真正致力于实现社会平等，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

三、滕彪采访陈健民：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社会

陈健民是香港著名学者和活动家，2014年香港社会运动“占中三子”之一，现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对于民主转型理论、中国民主化和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政治版图等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在2024年第一季的《中国民主季刊》上，《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就这些问题对陈健民教授进行了访谈。

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与牧师朱耀明（图片来源:公用领域Wikipedia public domain/VOA）

中国数字时代部分摘录如下：

滕：西方对中国的engagement(接触政策)，背后也是相信现代化理论（即经济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化）吧?

陈:对。跟中国做生意、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等等，一定促进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改变，然后出现政治上的改革。这是现代化理论影响到外交和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克林顿等很多西方领袖，就是这样去做的。可是这种理论没有看到的是，后发展国家经历的整个发展环境，跟以前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非常不同了。那时候完全是市场经济，不是靠政府；直至要打开东方国家贸易大门，政府才介入搞殖民主义。但在国内基本上是靠资本家(那时候的中产阶级)，通过市场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后发展国家的经验不是这样的，它面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全球竞争，他们更依靠政府的协助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有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这种讲法，包括韩国、台湾等，政府会积极以开发土地、税务优惠、培育人才等支持产业发展甚至实行贸易保护在金融方面，香港虽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可是在1998年金融风暴时，连香港政府都要直接介入股票及外汇市场，跟索罗斯的对冲基金对赌。政府扮演的经济角色越来越重，因为要更有效率应对全球化瞬息万变的大环境，导致权力更集中在行政部门而非立法部门。

同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非常不同。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Victor Nee提出Market Transition Theory(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中国会走市场带动的方向，企业家比干部会赚更多钱等等。但后来发现，政府和党没有退出来，而是直接参与经济，如很多早期的乡镇企业，董事长都是地方干部等等。这个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所谓中产阶级，已经不像早期西方的资本家般独立于贵族阶级的中产阶级，要争取政治权利，没有选票就不交税。在中国，无论民营企业家、还是国企的高管，都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接触政策”忽视的方面;现在这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格局，完全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

滕：像一些学者（如秦晖）所指出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问题，债务、贸易、失业，民主制度受到的威胁等等，实际相当一部分都和中国介入全球化有关，原因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只有经济的全球化，没有民主、人权标准的全球化，甚至会造成制度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的经济腾飞让专制体制更有野心，已经成为对全球自由的最大威胁。

……您如何看待威权主义的回潮呢？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对独裁国家越来越依赖，您从香港到台湾应该有非常切身的感受？

陈：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这个市场，是很明显的事实；可是中国也很小心，知道过度依赖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等，它威胁国家安全，所以要开发一带一路的商机，在中国较能掌控的范围内做更多贸易；不会容易受到制裁。

香港很早就面对是否过度依赖中国经济这个问题了，因为它是面对中国的最前沿地区。香港特区成立初期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很早就此提出警告。那些亲北京的政客、商人，批评她太过抗拒中港的融合，但她觉得香港的价值在于它的国际性，它要在各方面(金融、贸易、旅游等)，跟西方保持紧密的关系。但对商界的人来说，中国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和大量的热钱，那是很难抗拒的诱惑。最后陈方安生在各种压力下离开政府，转投民主阵营而遭受中共打压。而特首梁振英更着力发展“内交”而非巩固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香港虽然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取得好处，但同时亦付出沉重的代价。举个例子，香港股市上的所谓蓝筹股，绝大部分变成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个股票市场的起跌完全受中国影响。最近中国的经济那么坏，很多西方投资者觉得香港的股票过度依赖中国，就不太愿意投资太多钱。又如零售业，大量的珠宝店、药店，都不是面对本地居民，而是面对中国游客。结果是，表面上有很多钱进来，可是整个结构完全依赖中国以后，变得非常脆弱。1980、1990年代，中国觉得香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带动者、火车头，后来变了，觉得你们香港的经济是要靠中国的。所以在政治上，你更没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它要打你的时候也不留情，你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了。

滕:……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中国人不适合搞民主，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不适合西方那一套。而台湾应该是最有力的反驳：台湾现在的民主程度在亚洲名列前茅，有一些指数已经超过日本、韩国和不少欧美国家。另外，您是否认为，如福山所言，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终结呢？

陈：说中华文化是不适合发展民主，台湾就是最佳的反驳。马克斯・韦伯(Max-Weber)等人的研究认为，一些文化可能本身没法长出资本主义或民主，可是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对接的可能性。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了，很多文化互相渗透，所以文化决定论不成立。但是断言历史的终结也过于乐观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出版后，亨廷顿写了《文明的冲突》，以后911事件就出现了，大家会觉得文明的冲突是一个很实际的讲法，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跟西方文明，这三套文明体系在长时间很难妥协，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可是，儒家文化里，台湾、韩国都反驳了这种文明不可能走向民主的观点。一个伟大的文化往往有很丰富的内涵，中华文化里，孟子很早就谈民本主义，伊斯兰教里也有一些宽容的元素。当然可以说，有些文化要发展出民主比另外一些文化困难一点。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实行民主，只是在近年倒退了。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它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我也相信民主的价值内涵，是跟现代化最能够对应的。

举个例子，韦伯讲的认受性(legitimacy，也译作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魅力型、传统型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里很难碰到或很难奏效，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现代化国家，那就要寻找理性和法律(rational-legal)基础，那是跟民主最相关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讨论现代性的特征，譬如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与民主制度亦最兼容。看起来人类社会的确往这个方向走，但过程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说什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没这么乐观。

滕：……中国无论从人口面积、经济总量等角度，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各地又有不同的民族、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不平衡。这些因素是否一定会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呢？大国的民主化的转型，是不是格外的困难呢？

陈：我觉得大国相对小国来讲，面对的问题会更多，会出现非常多元的民族、宗教、语言的问题，在通过民主的手段去整合的时候，会有很大困难。所以不单是大小的问题，更是怎么处理多元的问题。

民主其实也可以处理一个大国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问题。二战以后，民主理论有很多的反思。在二战前，很多所谓国家其实只是众多部落的凑合，殖民者以武力把它们圈在一起，在战后变成一个国家。不同的部落不单是语言、种族、文化不同，甚至彼此有很多矛盾，殖民者退出以后，这些问题便浮现出来，如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分裂，非洲亦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出现分裂主义、甚至内战。英国殖民地遍布各地，但其民主体系只适合于单一民族、文化、种族、语言的国家，如果硬将英国那一套引入这些多元族群的前殖民地国家，某一个人口较多的族群在选举中取得多数票，其他与之矛盾的少数族群就失去安全感，宁愿分裂出来也不要永远做选举的败将。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处理？阿伦・利普哈特(Arend-Lijphart)

早期用consociational-democracy(协和主义民主)，后来用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model of democracy)来回应此问题。你看到在比利时、瑞士，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让不同的族群都能共享权力，谈的是大联盟政府，要用比例代表制产生议会等等。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思考。美国最重要是用联邦制，允许不同地方有文化的差异，地方高度自治，值得中国借鉴。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他们可以通过一个文明的讨论，最后更容许当地以公投决定其前途，结果虽没有独立，却展示如何透过理性的讨论、文明的方法来处理这种多元文化的主权争议问题。

滕：……相关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下滑或经济危机，会不会在中国产生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呢？会不会给中国的民主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更多的机会？

陈：苏联的解体当然是跟它经济比较坏有关，可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比起当年的苏联跟东欧，还是比较强大的。它靠内销，再加上一带一路之类，可能会撑很长的一段时间。全世界有很多经济很烂的国家长期维持专制体系，比如北韩等。所以经济危机未必马上导致政权崩溃。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中国会留在这种中等发展国家非常长时间，没法再往上走，它出现的是Decay，不是Collapse，是溃败，而不是一下子崩溃。我们看到民众的政治力量是非常弱的，虽有很多不满，但没法组织起来。看看白纸运动，几天以内你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去动摇这个政权的话，就没法持续下去。互联网也控制得非常严密，党内的改革派也都被扼杀了。

中国掉进发展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很难出来。要维持多久，才会出现一个政变？政变是没法预料的，目前也没法找出另外一个派系。就算是政变也好，独裁者自然死亡也好，它只是提供一个政治机会，可是不一定马上就出现民主，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普京。胡安・林兹谈民主巩固，有五个很重要的力量：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治，政治社会(政党)，国家官僚体系。如果在民主化前，这五个东西完全没有或只有很少，那一下子民主化，很容易倒退或崩溃。所以中国在民主化之前比较能够做的，包括市场经济，公民社会，起码的法治，这些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做的，这也是胡安・林兹重要的提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