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讲述《禁城》背后的惊险故事(一)(视频)


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Public Domain)

【看中国2024年1月24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李德言报导)武汉封城四周年之际,流亡澳洲的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于2024年1月22日在一次网络读书会上分享了他在国内花了8个月如何完成纪实文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的惊险过程。该书被《经济学人》杂志等评为2023年度好书。

2022年3月在澳洲出版的书籍《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记录了慕容雪村在2020年武汉封城后期在武汉采访了一个月后记录下的封城人民的声音。

以下是他在读书会的发言摘录。

关于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其实这本书的起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时我在北京,跟所有被吓坏了的中国人一样,我在家里储存了大量的粮食,几乎从来不出门,有时候哪怕出门取个快递、取份外卖,我都要拿消毒酒精先喷一喷,特别的小心。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好像只出去过两次,后来一次出去的时候已经是3月末了。在北京当时各种各样的花都已经开了,就是迎晚春了。我走到北京的一个路口,被面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了解,北京是一座1700万人口的城市,马路上永远都很繁忙,可是在2020年3月末的那一天,我站在那个红灯路口,所看见的只有交通灯寂寞的从红变绿、从绿变红,我往前看、往后看、往左看、往右看,都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

这是很诡异的景象。当时我就忍不住想,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在那座被封锁的城市,那里的人又该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好朋友、澳大利亚的一位教授,他给我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很简短,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他问我说:“慕容,你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北京呢。然后他就问:“在北京,你为什么不在武汉?”

这个话其实问的并不是特别有道理,但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有人在我脑袋上敲了一棒子似的。我想对啊,我为什么不在武汉?一直以来我都特别想做一个在现场的作家,去记录那些发不出声音来的人的那些声音,去记录那些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的故事。而新冠已经发生了两个多月了,我居然哪里也没去,就躲在自己的家里,难道我不应该在武汉吗?

所以正是因为这通电话,我就下定了这个决心要去武汉,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我要找到那些被消失的声音,我要记下他们的故事,我要帮助他们发出声音来,而且要让这声音被全世界听到。就这样很快的,我就跟这位教授打了另外一通电话,我走到一个特别隐蔽和僻静的地方,我们用保密软件通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就和他讲好了我要怎么样去武汉,要怎么样写这本书,同时我也在紧张的准备。我买了大量的口罩、护目镜、手套以及消毒的酒精,把这些东西全都装到行李里,然后买了一张去往武汉的火车票,在2020年4月3号,我就踏上了这个行程。我在中国曾经坐过大概几百次火车。

我们都了中国的火车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满为患的,但在那一天,我所乘坐的那列火车,在我那个车厢,从北京到武汉6个小时,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火车上的时候,刚刚进入湖北省境内,我的电话就响起来了,号码很奇怪,6个0,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电话。但是我一生中接过很多次这样的电话,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秘密警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保打来的,秘密警察打来的。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的行踪。那个电话我一直没有接,就看着手机一直响,到最后自动挂了,过了一会儿电话再次响起来,但我还是没有接,然后这次对方的耐心显得并不是那么充足,很快这通电话就断掉了。

我为什么不接呢?我当时也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那通电话不好接,如果接起来他们不允许我去武汉,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假装没听到。那么这样呢到了武汉,列车停下来,我提着行李走到车厢门口,那个列车员在说:“你要下去啊?”

我说是的,他说现在武汉还在封城呢。我说我知道。他说:“可能很危险哦。”

我说这个我也知道。在武汉的整个期间,我相信我的行踪,包括我见谁,秘密警察全都有所掌握,他们可能不完全知道,但我想他们知道我在武汉在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我住在新华路上一个很好的酒店,我本来计划在晚上出去走一走,虽然没有出租车,那个时候也没有公交车,但还有很多共享自行车,我想我可以扫码骑上一辆,在夜里走一走武汉的街道,得到第一步的感受。但那个时候我住的酒店到夜里都上锁,我出不去,就只能在18层楼上通过窗户,俯瞰着眼前的这个武汉,这座1,100万人的城市。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看到的景象其实有一点惊悚,很多大楼都亮着灯,霓虹灯路灯、交通灯都在亮着,我看到很多立交桥,看到很多宽阔的马路,但没有人。而其它的灯都在闪烁着,我用有点羞耻的说法,看到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幽灵客厅。

这个景像我后来无数次的见到,比如说有一天我走到一个叫“王家墩”的地方,那里本来是很繁华的市区,我在王家墩走到一个楼口,那里停着特别多的车,路边的墙上贴着一些海报,包括一张寻找走失老人的海报,一阵风吹过来,那张海报有半边已经从墙上散落下来了,啪嗒啪嗒的响,有这些景物,但是缺了什么呢,唯独没有人,怎么看都看不见人,非常恐怖。

在清明节那天,我专门去了一个公墓,叫扁担山公墓,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的日子,按理说,那里应该人山人海才对,可是我走进去发现,那么大的一座公墓,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一座座墓前停留、驻足观看、思考。有一些很老的墓,比如说有一八九几年的墓,但已经又有一些特别新的,就是新冠死难者刚刚下葬,墓碑还是崭新的,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的家属写在墓碑上的那些文字,都非常沉痛。

在武汉期间我去过很多危险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我当时特别想去华南海鲜市场看看。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就是病毒的起源地。当我去的时候这座市场已经全部被清空、封锁了。有一排蓝色的围墙把这座市场的门严严实实的封了起来。通过这个围墙的缝隙,隐约还可以看到里边的建筑和摊位,可以闻到卖海鲜的那种咸腥的味道,但是不能进去。在外边有两个保安懒洋洋的在打盹,他们在看守这座空无一人的海鲜市场。我在那里给自己拍了几张照片,给自己录影,讲述我为什么要看海鲜市场。视频刚录到一半,那两个保安醒了,就走到我面前来,非常粗鲁地呵斥呵斥我:“哎,不许录像!“我说:“为什么不能录啊?”其中一个保安态度要和蔼一点,他说:“最近美国正拿新冠这个事大做文章,你不要录这些,万一成了给他们刀把子,成了他们陷害中国的证据,那就不好了,你说对吧?所以不能录。”

我也不想跟他们争,所以就走开了。我也去过武汉的中心医院总部,去过它的南京路分院,也去过李文亮所在的医院,在武汉中心医院里,都能看到有些年轻人往医院台阶上献花,而且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些花是献给谁的,是献给在3个月前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我跟这些年轻人聊天,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每个人都在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后,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要去祭奠和悼念李文亮医生。我也去过火神山医院,当时号称是建设最快的医院,我去的时候火神山医院基本已经没有人了。而且那边把守森严。我刚走进去不久,就看到旁边两边的橘子树都在开花,有股很好闻的花香味。我刚走进去几十米,就有一个中年男人站出来,他说:“哎,你是干什么的?”我说不干什么,就进来看看。他说:“不准看,赶紧出去。”就这样把我给轰出去了。

还有那个武汉P4病毒研究所,那里比较远。我专门跑过去看,但是没有走近,离这差不多有200米,那里有武警把守,而且气氛非常的紧张,并不像华南海鲜市场那两个保安那样那么懒散,每个进出的人都要受到盘查。我当时绕着这个P4研究所走了小半圈,我确定我自己不可能进得去,所以最后就怏怏的退出了。还有包括金银潭医院红十字会医院,我也去过很多的受难者家里,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跟这些家属一起吃饭一起聊。很奇怪的是,我当时在北京对这个病毒特别紧张,我到了武汉之后反而一点都不紧张了,我去这些危险的地方,去死难者家里边,跟这些死难者的家属、跟那些感染过新冠的重症病人握手、一起用餐,我一点都没有负担。

后来很多朋友会问我说,你这个转变是怎么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为什么在北京你会那么紧张,到了更危险的武汉你反而不紧张了呢?这个问题我要想一想才能有答案。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在北京最可怕的其实就是新冠病毒,但等我到了武汉,发现最可怕的不再是病毒了,而是另外一个东西,我想在座的已经猜到了,是的,是中共政府。

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多位公民记者去过武汉了,他们走进停尸间、走进医院,他们报导武汉市民的生活,像方斌,他直接在停尸间里边报导:“你看这个死了,那个也死了。”让外界得以知道武汉真实发生的事情。但用不了多久,这些公民就一个接一个地失踪,方斌是2月份失踪的,李泽华是3月份,陈秋实随后不久也失踪。不仅是失踪,而且压根就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我当时很清楚的知道,我去武汉就是要采访记录,要写这样一本书。而我随时都有可能像方斌、像李泽华一样被失踪,然后关在某个不见天日的小黑屋子里边,不知道何时才会被释放。

不过,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做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我所发现的不会及时发表出来。我会搜集整理,然后慢慢的去做,直到他变成一本书。所以一直到最后他们都没有对我采取什么特别强硬的措施。不过在武汉期间,他们整体上一直在盯着我,以至于我在整个武汉期间特别的紧张。我每次在出门、离开我酒店房间的时候,我都会在门缝里夹一张小纸条,然后很小心的把门关上,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检查那个小纸条在不在原来的位置。如果不在了,我就知道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

有一天大概夜里12点钟左右,我正在那整理一天的采访材料,主要是录音。突然听到外边走廊里传来说话的声音。那个时候那个酒店几乎没有别的客人。我听到外边这两个男人说话的声音,让我特别的紧张。我就悄悄地走到门后面,把灯关了。通过那个门禁小心的往外看。可是这两个说话的人并不在我的视线半径之内,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当时就有感觉,就是他们要来抓我了。我站在黑暗中,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等着。半个小时之后我才缓过神来,发现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我到现在也不确定那两个人是随机住店的客人,还是秘密警察。

我想更可能就是住店的普通人,但我当时那种紧张的反应,你可以想像到当时的空气、当时的氛围,有多么紧张、多么恐怖。我为什么最后会离开武汉呢?我在武汉大概待了一个月左右。按我当时的设想,我还要采访更多的人,找更多的材料。当时张展也在武汉,他们决定跟几位死难者家属一起维权。我想我不会直接去做这种事,但我会跟着他们,我会看他们怎么做、怎么说,我会做好记录。我还想再去华南海鲜市场去找那两个疲倦的保安,我想再跟他们聊一聊。因为这些会是很好的写作细节。但这些计划都没来得及实现。

就在我到达武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另外一通电话,来电者是名北京口音的男士,也是一个神秘的号码。电话刚一接通,他就非常粗鲁的问:“哎,你去武汉干什么?”

我当时反应很快,我说不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啊。

对方说:“看看,那看看你可要小心啊,你可千万别感染了,你要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

从表面上听来,这通电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像是两个朋友平常的交流和问候。但作为一个常年被秘密警察监视监控、甚至约谈的这样一个老的意见人士,我很清楚的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在威胁对方,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你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你在哪里做什么,我们全都知道。“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采访了几十个人,积累的采访资料大概有100多万字,这些变成了我的负担。发现这通电话之后,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只想怎么办,如果继续在这里采访下去,那他们很可能要对我下手,到时候把我的手机电脑一检查,这些就全都前功尽弃。所以想来想去,我决定先保住这100万字再说。所以我就紧急的准备离开武汉,在我去武汉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健康码行程码,共产党还没有开启二维码统计。

当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有健康码了。我去武汉的时候不需要核酸证明,离开的时候各地都需要核酸证明了。所以我去医院里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拿到阴性证明之后,我就离开了武汉。我没有直接回北京,因为在北京我随时处于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有那么多眼睛盯着我,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允许我顺顺利利的把这本书写完。我得找个别的地方,我对四川比较熟,我知道四川有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安全,那就是峨眉山。我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先到了长江对岸的湖南岳阳,待了一晚上,然后从岳阳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成都。在成都我有特别多的朋友,但在这个时候我没有见任何一个人,我直接又买了一张汽车票去了峨眉山。我本来打算住在一座寺庙里,把这本书写完。但在疫情期间寺庙不开放对外住宿。所以我只能找一家酒店,在那里住了8个月,直到把这本书写完。

在这8个月中也有很多次特别惊险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张展被捕。在我离开之后大概十几天,张展就突然被捕了。她被捕之后,武汉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聚餐,聚餐的大概有十几个人,后来还拍了照片,照片上的每个人留在武汉,都被警察约谈过了。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你肯定跑不了,你肯定是下一个。”这个话真是把我吓坏了,我就把电脑清空,把所有的资料传给我的朋友,让他保存。我在电脑里边下载了两个特别弱智的桌面游戏,那两天全都在心不在焉的玩这两个游戏,等待他们上门。那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些警察可能也怕感染,他们一直没有来找我。过了两天我想这样不行啊,不能干等啊,还是得干活,所以我把这些资料下载下来,传输回来又重新开始工作。

在这8个月期间,他们有几次打电话过来,打电话的有的是北京国保,也有四川本地的国保,电话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就问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肯定不能说实话,对吧?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写一个科幻小说。如果对方还要继续问,我就会绘声绘色地讲这个科幻小说的内容,这个科幻是怎么科幻起来的,中间的爱情是怎么样的,这个人物叫什么,说的有鼻子有眼。这其中也有个原因,因为在那之前我恰好跟朋友在策划一个科幻的电影,剧本已经写了几稿大纲,所以我对这个故事很熟悉。我想这个一定是很有作用,我相信这些国保们听我讲完这个故事,他们很多都相信了我,我说的这个就是我在峨眉山在那里正在写一个科幻小说。虽然我去过武汉,但你看我那段时间特别老实,我也不在社交媒体上说什么,也不在微信朋友圈中说什么,看起来好像真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一样,正在写一本科幻小说,他们大概会相信。

整个写作过程中的这8个月,我的电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除了睡觉的时候。其实我在洗澡的时候,我都把电脑放在浴缸的旁边。我其实有两台电脑,一台可以上网,一台不能上网。我去任何地方都把这两台电脑背在身上,同时每写完一章,我就把这一章的内容传给我在境外的朋友,让他来保存,然后从我的电脑中删除。我一章一章地写,一章一章地传,传完最后一章的时候,我真是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这件事终于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即使再出点什么事情,就是他们再找我,我至少完成了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个心愿。

当最后一章传输完之后,我在保密软件signal上给朋友留言,我说:“你记住,无论我接下来出什么事,这本书都必须按时出版。”这位朋友说明白,在那个时候我真是认真的,我讲无论出什么事,包括我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因为一旦这本书在海外出版之后,我想他们一定会来找我,像方斌是关了三年,陈秋实也关了很久,李泽华也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这个情况比他们更严重,因为我采访了那么多人,写了十几万字而且在国外出版了,我大概能够想到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我想如果运气好的话,判个三年,运气不好了判个五年六年,如果运气实在太糟糕判到10年,又感觉有点太冤枉。我想既然走出了这一步,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该来的迟早要来,那我就来承担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真是做好了准备。

后来这本书在澳洲的一家出版社快到出版最后阶段的时候,这家出版社就觉得这样不行,说:“你一直还在中国,万一我们把这本书出版发行上市,媒体报导,你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所以你必须出来,你要不出来,我们良心不安,一旦你被捕了,那我们将背负巨大的道德上的压力。”所以他们那时候几乎每天都跟我联系,催我让我赶紧离开。我一开始其实并没太想离开,但被他们催的次数多了,我就想好吧,那我试试看。其实我并不确定我能不能走得成,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多人也是被阻止出境,像我这种情况,在过去这些年里边,我写了那么多批评共产党、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发表了那么多次批评他们的演讲,我在国保的这个名单上,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算是很敏感的人物,以前呢我也曾经被国保软禁过、约谈过,所以在那个时刻我真是不确定能不能离得开。但是既然这么说了,那我想我就做一下准备吧,我买了机票。

就在出发前一晚上,我才开始收拾行李,一个旅行箱里边装了二十几本书,几件衣服两双鞋,就这么多。我当时在北京租的房子,一屋子里边都是我这47年来所积攒的、所建造的一切,不过都没有带,我就提着箱子去了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一位朋友去送我,快到机场的时候,他问我:“你觉得你能顺利出行的概率有多大?”我说一半一半吧,只有50%的可能性。

到了海关,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很奇怪的是海关工作人员居然没有问我太多问题,就看了看我的护照,看了看机票。我当时有份邀请函,是英国的一家剧团邀请我去伦敦,帮他们做一点戏剧上的事情,这个事情也是真的。这他们认为我可能就是出个短差,你看这个人连租的房子都没有退,也没有收拾什么东西,只提了一个行李箱,这应该不是彻底离开的意思。就这样我就离开了中国,先到香港,然后到伦敦,一直到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的心感觉才渐渐的落了地,感到才平安一点。到了香港之后,就是一种长出一口气的感觉,我想现在基本上他们不可能把我抓回去。我到了香港发了一条朋友圈,告诉朋友们说我已经离开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回去了。

这样就有人开始传说我已经走了。后来我在伦敦待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一直在等澳洲的国境开放。澳洲国境开放之后,我第一时间到达澳洲,然后很快这本书就出版,而且还有不错的结果。

澳洲版之后很就快出了,美国版、英国版啊、日语版也出版了,波兰语版近期也出版了,还有其他的语种,比如说德语的、法语的也很快会出版。但比较奇怪的是,就像我刚才跟主持人讲的,中文版反而一直出不来,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中文的出版社对这本书表示有兴趣。虽然这本书在媒体上、报导上包括销售上反响都不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经济学人》杂志把这本书评为年度好书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叫《Kirkus Reviews》也把这本书评为年度好书之一。但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最应该出的中文版一直没出版,最应该读到他的中文读者,一直没有读到,也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

(待续)

相关文章:海外华裔青年读慕容雪村《禁城》感震撼:记录历史太重要

本文留言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