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抄家的文物 以惊人“天价”被“首长”打包带走(图)
江青等四人帮被审判。（网络图片）
提要：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
红卫兵查抄 “战果”累累
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是一处豪华的四合院，由东西两组院落组成。这个大院在明代是明思宗田贵妃之父田琬的宅第。清康熙年间为靖逆侯张勇宅，道光、咸丰年间，志和购得此宅，原称“天春园”，后易名“增旧园”。同治帝遗孀敬懿、荣惠二太妃曾在此居住，后被天主教神学院购得。1966年以前归北京市东城区党校所有。1967年为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后改为北京市文物管理处。1979年起，由北京市文物局使用。
文革期间拆寺院毁佛像拆下的佛像头部。（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作者提供）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被抄家或被迫交出了一大批古书、玉器、瓷器、字画等文物。按照中央指示和中共的“政策”，1967年成立了“北京市古书文物清理小组”，负责清理北京市十八个区县的“红卫兵查抄战果”，登记造册后，将这些文物、古书大部分集中在府学胡同36号院或孔庙保管，准备运动后期落实政策予以退还。
“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二办”
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市被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珍玩，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和国宝级文物，进驻军宣队后，为了“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在军宣队领导下专门成立了“首长接待组”。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而且每次“首长”来，交道口交通队必定增哨加岗，路两边戒严。因此，当时“文管处”在宽街一带小有名气。邻里之间甚至传言：别看外面挂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牌子，里边是“文二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办公室）。就连厨房的大师傅喻庆福脸上都增光，每次到宽街副食店买肉都不用排队，大家用神秘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从“文二办”来的大师傅。
打包、象征性收费、惊天价格
据不完全统计，“四人帮”一伙来“文管处”共计94次，掠走瓷器、玉器、笔墨纸砚、书画、金表等共计5738件，各种书籍、字画47275件（依据荣大为《北京文物事业发展梗概》，见《北京文博》）。这些文物古书大多是价值极高的珍品。他们来了之后，毫不客气，什么都要，只要接待人员介绍，好的，老的，他们就打包带走。
而且，江青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首长都是无产阶级出身……我们都没钱……作风正派，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连喝杯水都要给钱的，你们呐，就象征性地多少收点儿。”于是“军宣队”领导就心领神会地象征性收款。规定凡石章类：鸡血石、田黄石，几毛钱一块；寿山石、青田石、芙蓉石等一毛钱一块。此外比较珍贵的文物如：
乾隆自用珐琅彩金怀表1件，付款7元。
翡翠荷叶青蛙洗1件，付款1角。
乾隆自用和田三羊玉佩1件，付款1角。
明代吴天章款墨1锭，付款2分。
象牙杆狼毫笔1支，付款1分。
全套二十四史711册一套，付款10元（配金丝楠木匣）。
宋拓道因碑1本，付款8元。
其中，林彪劫得北宋初《放牧图》，苏轼《松石图》等珍贵文物；陈伯达劫得宋拓《道因碑》、《汉石经》等稀有文物。江青劫得《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珍贵图书文物。康生劫得宋拓《熹平石经》、黄庭坚草书《腊梅三咏》仅支付5元、《金瓶梅》等12080册善本及大批珍贵图书拓片、绘画、书法和名贵的印章，另有各种石质的砚台多达500方。
更有甚者，邱会作的儿子结婚，竟然到文物管理处要钢琴。当时某领导打算把查抄邓拓家的钢琴给他（就在开会的礼堂放着）。邱会作老婆说：“太旧了，不要。”不知道谁出的馊主意说：“天主教南堂的钢琴好，德国造的。”于是某领导真的去天主教南堂调拨那架钢琴。无奈，天主教南堂属于宗教局管辖，此事没有办成，才算罢了。
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四人帮”一伙人提供方便，军宣队还特意在36号后院专门开辟一间小屋，让金石篆刻家傅大卣先生给“四人帮”刻图章，在砚石上刻铭。
江青“制怒”、 康生“大公无私”？
江青曾在一方白寿山石上刻“制怒”二字，在一方虎皮青田上镌刻“君向潇湘我向秦”，在一方田黄章上刻“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制怒”二字，引自清代林则徐手书，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内心怒气，等待时机再求一逞。“君向潇湘我向秦”是唐代诗人郑谷《送别友人》七绝中的末一句，原意是离岐分手各自东西。“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唐朝李商隐题为《贾生》的七绝中后两句，而江青引用此句作为“闲章”有其政治目的。康生、陈伯达请傅大卣先生刻的闲章中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进思尽忠思退补过”、“知无涯无涯无极”等等。从这些闲章中可以看出，江青等人预料自己所作所为的罪行早晚会暴露。因此每天都小心翼翼，苟且偷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感到自己末日就要降临。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大肆掠夺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康生虽然在闲章中刻有“大公无私”、“归公”。事实是如此吗？他们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以大公无私为名，行贪得无厌之实。他们用毕“归公”了吗？没有，而全都保存私囊据为己有了。
1980年，国家文物局曾在内部举办过一个“四人帮”等人盗窃国家文物展。从数量到质量，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所谓盗窃文物，大多直接从故宫调出，或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直接拿走，或廉价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