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北大校长傅斯年教授。（网络图片）
民国时代的教授傅斯年是一位坚持独立和自由精神，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人。1945年，他访问延安，发现中共反自由、反民主。
傅斯年访问延安的发现
傅斯年为人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而且文章见解深入，眼光锐利独到，也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敢于批评雄霸延安的毛泽东。
1945年，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还刻意腾出一晚单独、一对一的与傅斯年进行交谈。
但当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献给毛泽东的锦旗时，傅斯年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
与多数人不同，睿智又正直的傅斯年不被“高规格”的接待所迷惑，他对毛泽东有着怎样的观感和政治洞见呢？
从他离开延安后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谈话中可以得知；傅斯年曾多次向罗家伦说道：延安的作风纯粹是反自由、反民主。
谢伟思延安报告书的最后一页。(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美国外交官的误判
对比一下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会发现傅斯年当时的洞见是何其的睿智与珍贵。
抗日战争初期，谢伟思就曾撰写报告，措辞严厉地批评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者”、“不民主”、“封建专制”。1943年夏天，谢伟思以美国国务院代表的身分，正式地访问陕甘宁边区。
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成员，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在后排右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4年7月22日，谢伟思又抵达了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接下来四个月里，谢伟思撰写报告，他称：共产党的领导人相较于蒋介石较为“进步”和“民主”，并分析共产党在中国会一直存在，中国的命运亦是他们的，不是蒋介石的，内战不可避免，共产党才是赢家。他还研判美国支持中共，可以使其远离苏联的影响。
而此份报告的最终的结论，竟是呼吁美国支持共产党而非国民政府。后来新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也天真的以为国共可以合作，提出五点计划，并希望国共之间分享权力。当然蒋介石并不同意，又提出了另一版本的三点计划，虽然最终也获得赫尔利的采纳，但与此同时，中共正在日益壮大，谢伟思和其他外交官也提醒赫尔利这一点，不过这样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赫尔利重视......最终造成美国在华外交的失败，1945年谢伟思回到华盛顿。现在看来，大使和外交官们种种不识正邪的“贴身”观察与误判，又怎么对得起后来惨遭中共杀害的数千万平民百姓呢？
土改时地主被斗。（网络图片）
共产党杀人。（网络图片）
一生清廉正直 乐于助人
傅斯年身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却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傅斯年去世前，还在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傅斯年的“贫于财”，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这一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妻子和孩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傅斯年身兼数职，以他的身份和影响及人脉资源，只要心眼儿稍微活一点，保障全家人衣食无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俭朴自持，绝不中饱私囊，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
傅斯年严于律己，却乐于助人，遇到身处困境的学者总要设法接济。虽然他自己从不求人，但当他了解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困窘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请求给予紧急救助，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音非常感动，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循私”。
傅斯年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所积唯一房书耳。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间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专篆闲章一枚，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希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立独行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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