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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知名服装品牌“加拿大鹅”捐两千件羽绒服给地震灾区，部分羽绒服被人倒卖。台湾爆发共谍案层出不穷，专家示警中共夺台有三个步骤。中共央行人事大变，习近平掌控金融，恐会出现很多致命性错误。
在进入话题之前，首先感谢网友庞先生（@Wochaupang）对我们的爱心支持！
捐赠的羽绒服遭倒卖
中共当局控制的慈善机构腐败丑闻不断爆出。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生大地震后，加拿大知名服装品牌“加拿大鹅”向灾区捐赠2000件高档羽绒服，随后爆出部分羽绒服被人在网上倒卖。
目前正值隆冬，甘肃当地气温低至零下15摄氏度。地震发生后，大批灾民街头露宿，严重缺少物资。
12月21日，“加拿大鹅”官方微博发文称，联合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逾2000件羽绒服及防寒物资，表示“尽绵薄之力，援助甘肃震区，共度难关”。
加拿大鹅是高端御寒服饰品牌，在2018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从官方旗舰店公布的价格信息来看，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单价普遍在一万元以上。
然而几天后，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图显示，有卖家在网上出售疑似援助甘肃震区的加拿大鹅羽绒服。
26日，在阿里巴巴旗下的“闲鱼”二手交易平台上，一名用户发帖称：“援助甘肃震区鹅，看视频就知道货不一般，只有几百件，先到先得，不退换。”并配有视频。
临夏州民政局、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回应称上述信息不实，临夏州宣传部郭部长称，这批物资还没有发下去。
尽管官方针对相关舆情火速“灭火”，但不少网友质疑，这些捐赠的羽绒服能不能真的送到普通灾民手里，大家普遍认为，中共领导及其家人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有网友说：“雁过拔毛，估计到基层领导就发没了！”“经手的肯定人手一件！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得留着，领导都不够分！”
有人说：“傻傻的加拿大人以为羽绒服能送到灾民手里。”也有网友建议：“各品牌捐赠的衣物，都应绣上“赈灾专用”这四个大字。”
中共夺台三步骤
近日，台湾媒体披露一起中共策反台湾军人的案件。相关计划败露后，有现役飞行员被捕。专家分析，中共夺台有三个步骤。
台湾高雄地检署最近破获现役军人遭北京策反案件。据台湾《周刊王》报导，台湾陆军航特部谢姓中校遭策反，计划驾驶军用直升机叛逃，中共利用大型航母或登陆舰后方甲板供停机接应。事成后将获得1500万美金的酬劳。国军与国安单位接获内部检举后，在事发之前逮捕了谢中校。
北京方面承诺，帮谢中校的妻子和小孩取得泰国菁英签证，并声称一旦台海开战，谢中校的家人将能以泰侨资格优先撤离台湾，每月将获得约20万元薪资。
但北京的条件是，谢中校必须驾驶CH-47“契努克”军用直升机，在中共军舰接近台湾24海里军演时，沿海岸线低空飞行，只需5分钟便可降落到中共军舰上。但谢中校认为风险太高，没有同意。于是中共将引诱的报酬提升到事成后可获得直升机售价的一半，约1500万美元，只要他答应就先付给他100万至200万美元“订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台湾国防院所长苏紫云指出，CH-47军用直升机执勤一般配有正、副驾驶，谢中校若想投奔敌营，必须控制甚至戕害另一名同行飞行员才能控制直升机。
如果他叛逃成功，不仅打击台湾士气，也会导致美国对台湾的信任度大幅降低。中共没有这类飞机，如果落入中共手里，就会冲击到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以后台湾再采购美国军事设备就会有更多的阻碍。
台湾前空军中将副司令张延廷分析说，中共夺台有三步骤：第一步“共谍案层出不穷”已经实现了，这是没有炮声的战争。前国安局局长在立法院曾说过，共谍在台湾渗透约有5,000人，“那潜伏在国军中有多少人？”。台湾国防部建军备战再怎么努力，但军中潜伏的共谍策应中共，将武器机密情报泄漏出去，那国军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第二步“策反”。谢中校驾驶的CH-47“契努克”直升机，是中华民国国庆日国军出动的吊挂巨幅国旗的任务机。如果他驾驶这款美军现役主力装备的“契努克”直升机投共，将成为国际大丑闻。
而这绝非个案，台湾高检署起诉的10人中，其中有现役军人受利诱拍摄遭策反的视频，向中共表示效忠。台湾国防部要严密提防再有现役军人投共。
第三步“阵前叛变”。今年3月已有金门小兵遭策反从前线游到对岸，最近又发生台湾陆军航特部遭中共策反事件，让人忧心中共恐怕已经在策反台湾空军、海军现役军人开战机或军舰投共。
他提醒，当年中国大陆在国军手里丢失，原因就是太多国民党将领遭中共吸收成为第五纵队，让共军掌握了国军作战计划和部署。然后第五纵队叛变，与共军里应外合，中国大陆才会遭中共窃政。
中共央行人事大变
中国金融领域过去由朱镕基、王岐山的人马长期把持，他们多为技术官僚，而且和西方关系密切，已经形成了“山头”，这让习近平不安。近日，北京当局改革金融机构基本尘埃落定，央行沦为习近平的执行机构，这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央行是中共国务院的一个部门，近期人事大变。
12月26日，中共人社部网站发布国务院人事任免信息。陆磊任央行副行长；免去刘国强的央行副行长职务，已满60岁的刘国强，被央行内部人士评价为“很有担当”。
潘功胜在8月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兼党委书记。他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曾在剑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担任哈佛大学研究员。
他之前并不是央行行长的热门人选，这一任命让许多内部人士感到惊讶，因为他即将年满60岁，这是许多中共官员的退休年龄。
中共央行的影响力一度比较大，前行长周小川从2002年起领导央行长达15年之久，还与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内的外国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这批技术官僚在过去三十年的金融监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王岐山、朱镕基人马长期把持金融领域。这种“独立王国”、山头，正是习近平当局的大忌，习也不愿央行受西方影响太深，所以央行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职能被大幅削弱，人事也出现各类异动。
不过李林一表示，被削权之后，未来央行沦为习近平的执行机构，新行长潘功胜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中国经济政策会更僵化，问题会更大。
10月底，当局举行了五年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习近平讲话，李强“部署工作”，何立峰在会上“作总结讲话”。习强调必须坚持“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李强和何立峰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曾是习主政浙江时的大秘，而何立峰比李强还早，他在福建时就是习近平的故交兼旧部，外界普遍认为何立峰不是经济专家，而是政治官僚，他掌握金融实权，更受习近平信任，而身为总理的李强只是挂名。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金融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需要有大量的专业人士来管理。但中共是党要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是用政治化的东西来管。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过去中国所谓改革开放能够有一定成功，是因为有一批不错的技术官僚，他们曾长期留美，或者说有跟外国接触的经验，有实务经验，但是现在上来的这些人恐怕在这方面就比较少经验。由于习近平要求效忠至上，不搞西方一套，出身西方或是有西方思想的幕僚就不会被重用。
黄世聪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虽然前一段时间还是继续沿用旧人，但最近已经换上自己的人。
央行的高层人员需要相当的专业性，而习近平把金融掌握在自己手里，未来他要影响到央行的决策，央行的专业度就会遭到质疑。“因为习近平的想法一定是政治优先、以维稳为主，或是说他在经济方面并不是非常懂，搞不好会出现很多很致命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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