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化名非法入境苏联？(图)
周恩来在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网络图片）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Alla L.Verchenko教授的研究，中共前总理周恩来在中共1949年窃取政权前曾三次前往苏联。因为当时苏联与中共并无官方往来，因此有两次是非法的，周恩来不得不使用化名出境入境。只有抗战期间，因为国民政府同意一致抗日，将中共纳入麾下，周恩来才可以在1939年以真名前往苏联治病。
那么，周恩来在这三次苏联之行中，都做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冒充古董商前往苏联参加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唯一在境外召开的党代会。为什么要在苏联召开呢？这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清党”有关。
对于当年“清党”的前因后果，中华民国首任国防部长白崇禧将军在1952年的一次采访中非常清晰地给出了答案。他说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容共”政策。对外联俄，是希望联合可以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共同奋斗”。彼时由于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邪恶认识不清，希望得到苏联支持的孙中山上了苏共的当，决意与苏联联合。
在与苏联联合的同时，孙中山对内则采取“容共”政策，即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推行三民主义，希望与中共党员一起为国民革命而努力，并将中共同化，将隐患在无形中消除。而中共接到苏共“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的指令后，令党员相继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中共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容共”的后果是严重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不但没有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要求，还不断发展自己，并攫取了国民党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同时制造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即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划分界限，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此外，中共党员还阴谋窃取国民党党权，反对阻挠蒋介石“北伐”。
中共对国民党的侵蚀引起了国民党内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识之士的不满。为了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蒋介石于3月下旬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收回了一部分党权，并决定北伐。此后，在北伐胜利后，针对中共发动的“红色恐怖”行动，蒋介石果断开始“清党”，逮捕共党分子，将共党清除出国民党。
共党分子不得不四处逃散，躲避追捕。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大无法在国内召开，于是决定在莫斯科郊区举行。因苏联承认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共并无官方往来，因此中共代表们只能非法越境进入苏联。
当时的周恩来冒充一名万姓古董商，乘坐一艘日本商船离开上海。他得体的衣着、知识份子的外表以及很有教养的言谈举止，让他在大连上岸时骗过了盘问他的警察。或许是听到了风声，当地警察在盘问周恩来时，试图让他承认自己的真名是“周恩来”，但却没有成功。一个原因是他随身没有携带名片，即便他自称是商人；另一个原因是他要去长春探望的叔叔并不姓“周”。
成功骗过警察的周恩来，继续前往哈尔滨，并在中共地下联络点——一家服装店安排的公寓中落脚，之后非法进入苏联。据说他的妻子邓颖超也与他一起进入苏联，但苏联史料并未说明两人是分开前往哈尔滨，还是一起前往的。
根据中共的指示，周恩来、瞿秋白的任务是组织筹备中共莫斯科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7月11日），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17日～9月1日）。也就是说，在6月18日前，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代表分批、非法进入了苏联。
来自苏共的“指导”
中共六大召开的主要目的是“总结中共所谓的‘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讨论现阶段党的工作的特殊性，制定新条件下党的明确政策”。
大会召开前的6月9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接见了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苏肇正等中共领导人。斯大林告诉他们，“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招募一百名战士，创建一支群众性的红色军队”。
对此，周恩来后来写道“斯大林的参加确定了正确的方向”，“为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正确解决当时党面临的问题的机会，成为中国共产党12年政治路线的基础”。周恩来擅长“吹捧”的技能由此可见。
斯大林接见周恩来等人后，周恩来、瞿秋白、苏肇政、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名中共党人，于6月14日至15日又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盟友布哈林会面，讨论六大进展情况。中共与苏共究竟是什么关系不言而喻。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召开前后扮演重要角色
6月17日，六大召开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自封的所谓“省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大会的召开程序、发言人名单和领导机构等组织问题。参与制定中共章程的周恩来在谈到中共章程时解释说，由于时间来不及，党章的修改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大会将继续讨论。
最终，在大会上，中共党章以投票方式获得全体通过。资料显示，邓颖超也在大会上讲话，内容涉及支持党的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任务、军队建设的重要性。
周恩来是是中共六大召开前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不仅负责监督所有日常活动，还是八个委员会，即任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青年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议会事务委员会委员。大会期间，周还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成为大会秘书处领导、授权委员会委员。在这个持续近一个月的大会期间，周还就组织和军事问题发表了讲话，主要是如何加强中共的组织和军队建设，认同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的判断。
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成为在1928年11月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是彼时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三人组成。显然，与毛泽东相比，周在早期党内的地位更高，也更受共产国际赏识。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党校向党的积极份子发表讲话时，在题为《关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研究》的报告中提出了他对中共六大的看法。其虽然给予积极评价，但却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和具体情况的误解，导致代表大会无法对某些问题作出具体答复。周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排除亲苏派影响、确立自己权威地位有关。这也再次说明周很善于见风使舵。
第二次非法进入苏联
1930年6月25日至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有1268名投票代表和891名观察代表列席，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会议。而这次，周恩来依旧是非法进入苏联的，此次他化名姓“苏”。
周恩来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因为共产国际把当时全球革命运动归功于中共。他在讲话中强调，“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诞生的”。他向大会保证，“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团结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大会结束后的7月27日，周恩来、瞿秋白再次得到了斯大林的召见。周恩来对斯大林说苏联领导人的意见帮助中共继续和发展了中共和中国革命。周的上述之语再次确认了早期的中共与苏共的密切关系。
第三次前往苏联治病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周恩来第三次前往莫斯科治疗右臂肘部骨折，并在苏联停留了5个月。对周恩来的治疗决定是由苏联中央委员会作出的，他在克林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这是因为周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而周之所以可以光明正大去苏联，一个重要原因是1936年西安军事叛变后，国民政府同意与中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军成为国民政府军的一部分。
陪同周前往莫斯科的有邓颖超、孙维世以及几个中共领导人的孩子，师哲做周的翻译。周在苏联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周恩来早些回国，但苏联医生直到1940年初检查后才允许他离境。周于1940年3月25日返回延安。
在莫斯科治疗期间，周恩来继续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效力。他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准备了几份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备忘录。1940年1月，周和邓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
也是在这期间，周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分裂和投降的危险》，称中共将继续抗日和抵抗。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共假抗日保存实力，而且还时不时攻击国军。
在莫斯科，周恩来亦尽力获得苏联对中共的实际支持，因为当时的苏联出于抗击纳粹德国的需要，为了避免民国政府不满，暂停了对中共的物资支持等。资料显示，蒋介石强烈反对苏联直接向中共供应物资。1939年9月，蒋介石向当时身在莫斯科的孙科建议，“坚决拒绝、决不批准”任何用苏联物品直接援助共产党的建议。
而周和中共希望可以继续获得来自苏联的经费支持和武器支持。1939年11月，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指示他向共产国际寻求财政援助，并要求他“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一问题，即将钱带回中国”。
1940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通过决议，同意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重点是协助召开中共七大。周恩来很快将钱运回了中国，但具体数额不详。
此外，周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用逐渐加强，旨在提醒苏联要注意限制苏联与民国政府达成的关于分配苏联武器比例的非正式协议。然而，由于1940年国共关系恶化，中共连约定苏联援助的1/40都没有得到。
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还与任弼时一起参与了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重要文件的制定。但因为种种原因，七大才于1945年在延安召开。
1940年1月23日在离开莫斯科前，周恩来向斯大林致函，请求与他“至少花很短的时间会面”，并表示相信，与这位“受人尊敬的伟大领袖”会面本身就会给他带来好处。周在信中说，斯大林的指示“被历史所验证，将进一步坚定中共的信心，激励全党”，“为中国注入更多活力，保证取得胜利”等等。不过，如此吹捧并没有打动斯大林，会面没有举行，斯大林可能是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
显然，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一直在协调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助力中共从共产国际获得金钱支持等。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无疑是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
参考资料：Alla L.Verchenko教授俄文版《周恩来、苏联和共产国际（1920-19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