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的故事（中）(图)

金门县大胆岛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标语（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3年11月30日讯】（接上文）

八．家父的婚姻

家母在云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工作时期，常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参加会议及过党组织生活，那就是每月回处里汇报工作的家父。在挤满了穿着臃肿肥大军装军人的会议室角落里，常出现一个西装革履皮鞋贼亮，鼻梁架着金丝眼镜，总是吸着烟，神情冷漠、不屑一顾的高个男人。女同志们称他“资产阶级”并遭到本能的反感和冷落。而在一个司令部周末的舞会上，当一帮土八路干部拥着女同志挪动着笨拙的舞步时，英俊潇洒的家父，鹤立鸡群般的出现在舞池中央。（家父在国民党军潜伏期间，不但抽喝嫖赌五毒俱全还成了交谊舞、华尔兹的高手）他和当时的十三军军长陈康夫人郭青的翩翩起舞，以及后来得知这位年轻干部的传奇经历，便彻底改变了女同志们对这个“资产阶级”的认知和印象。天真无邪淸纯如璐的家母就是那样的坠入了爱河。（家父家母一九五四年成婚、次年冬我降生于军区医院）。

九．英国猎枪换周超

一九五六年，初为人父的家父厌倦了长年的军旅生涯，向昆明军区司令部提出转业申请迟迟未被批准。家母的上司，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吴鸿宾（也是家母闺蜜吴鲁民的丈夫）对时任昆明军区代司令员陈康将军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向陈将军贿赂了一个特殊礼物，最终让家父得以转业。礼物是原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老毛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邀请”（实际上是监督）进京居住前赠送给中共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一支英国猎枪。这是一支通身镀法蓝、枪托镶嵌宝石、精美的贵族双筒猎枪。这对身经百战爱枪如命的陈康中将，无疑是如获珍宝。（据说陈将军每次向人炫耀猎枪时都会说：“这枪是用我手下的爱将周超换来的”）。

家父转业到了云南省委统战部参事室，继续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勤恳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全国起义，省政府及滇军高层将领投共，云南和平解放。之后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和时任主席卢汉被毛泽东、“请进”北京居住，而原云南省旧政府的厅局长及滇军的高层将领则归入省统战部参事室（享受中共高干待遇“参政议政”），其实就是养了起来。当时参事室的主任是李戒弥（延安时期的老红军干部），家父的表面职务是秘书，负责三十多位国民党军政前朝元老的政治活动和学习，而真实工作是通过这批起义人员在台湾和东南亚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行对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情报刺探、收集和策动。

家父周秘书这一时期的工作就是成天和国民党高干和将军们混在一起：开会学习、讨论时政、喝酒吃饭、下棋打牌、钓鱼打猎、游山玩水。（在我童年时的记忆里他有猎友：云南文史馆长唐瀛九、棋友：旧警察厅长李子正、旧教育厅长安恩浦、钓友：滇军某军长蔡英武、参谋长罗展……）。

离开中缅边境艰苦环境和枯燥部队生活的家父，在六十年代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没有陷入这一时期党内的政治运动。他去党校学习、去温泉干部疗养院疗养，打猎钓鱼摄影跳舞，家里养着一条军区训犬场送给的退役德国军犬（烈虎）和一群可飞行千里的军鸽。这一时期他在云南党政军内交结了一批朋友，周末总是带着我去交通厅长党元成家聚会，大人通宵打麻将，孩子们吃了宵夜就挤在大床上睡觉。一九六四年家父在大比武中还曾获省级机关干部神枪手奖（手枪步枪站卧跪姿全十环）。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加上保姆一家七口从没挨过饿。歺桌上总有家父猎回的大雁、野鸡、野兔各种野味。

十．十年浩劫

一九六六年，在党内矛盾日趋尖锐的状态下，熟读二十四史、精通历代帝王统治术的毛泽东精心策划，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扫除异已、重建新王朝）。同年八月五日他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拉开了这场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历史序幕。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随着“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摧毁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行动口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上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心腹亲信（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法律、宪法、党和国家政府之上，主宰着从国家主席到布衣百姓的生杀大权，为所欲为的在全国范围内停工停产停课停业，发动群众造反，对从中央到地方的“走资派”“当权派”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云南省委、各厅局党政机关直至各市、地、县委都被革命造反派“夺权”而陷入瘫痪。云南省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阎红彦上将被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逼迫自杀，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建民在批斗游街中被残暴殴打致颈骨断裂，全省各地市县及工矿企业数以百计的大小“当权派”都不同程度的被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在批斗中变相体罚或被打伤致残。记忆中家父一次被批斗回家，满头满脸和双手被涂了黑漆，脖子被挂着写有（特务坏分子周超）铁牌的钢丝割的他脖颈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一家人忙了一夜也无法将头发里的黑漆洗净，无奈之下家母给他剃了个光头，没想次日再被批斗回来的家父，被造反派用瓦片藏在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塑料外壳内将他整个脑袋打得瘀青肿胀。更有甚者，家父朋友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吴鸿宾、批斗会上坐喷气式（双手反背猛的上推）时、手指被造反派故意折断。当时我和他儿子在台下观看，只听喀嚓淸脆的一声响，八尺大汉一头栽倒昏死过去。家父还有一战友时任下关市委书记郑刚，被造反派用老虎钳夹住鼻子牵着游街批斗，最后整个鼻子溃烂毁容。（罗刹国里进入到了彻底的颠狂状态）。

十一．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在当年那黑白颠倒是非混乱、中华民族进入了疯狂状态的时期，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称为造反派。云南的两大派为毛译东主义炮兵团（炮派），云南八二三革命大联合指挥部（八派）。造反派由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组成。两派持尖锐对立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由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的口头争论发展到群体性武斗。一九六七年在中央文革毛泽东夫人江青的文攻武卫号召下，全国各地两派开始了冷兵器（长矛大刀）的厮杀博斗，最后冲击武器库、抢夺各种枪技（长短枪、冲锋枪、机枪）各自武装起来、并发生多次流血战斗。

由于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云南省广大干部陷入恐慌和迷茫的状态，他们被夺权、被批斗、被殴打、被侮辱、有的遭到过去被共产党镇压的＂敌对分子＂的报复而致伤致残。面对那种形势，家父按奈不住了，他不顾家母的百般劝阻＂跳＂了出来。他四处奔走，在干部群体里大声呼吁：“党出了问题，老头子（指毛）不要我们了，要自保自救！”。

一九六七年夏天，家父和郑卿（省人委办公厅交际处长）、李清祥（某化工厂党委书记）三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干联站首批核心成员有：高志国（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亮（轻工业厅长）、张兴华（重工业厅长）、候良辅（商业厅长）、建政民（省委秘书）、张恩朴（省经委主任）。一时间干联站一呼百应，全省各市、地、州、县被夺权罢免揪斗的走头无路的四百多名中高级干部奔赴昆明，住进了翠湖宾馆（省政府招待所），他们参加炮派投身文革运动，同时也被干联站保护了起来。

“做为干联站的发起人之一，周超在炮派干部中十分活跃，他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出谋划策、严重干扰破坏了云南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摘自家父的政治审查结论）。

十二．家父的文革“罪行”

家父在文革中的主要罪行：一、发起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干扰破坏云南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见前述）。二、使用阴谋诡计，欺骗耍弄革命造反派。三、策划绑架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革命干部周兴同志。四、死保叛徒特务赵健民、积极参与推行“赵健民云南国民党特务计划”。

一九六七年秋、云南两大造反派进入了严重的对立状态、两派在各自的占领区、层层设防、戒备森严、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为让炮派了解八派的内部情况，防止被意外偷袭而造成不必要的流血牺牲，特工出身的家父略施计策，迅速取得了对方所有的情报细节。（家父找来四个串联迟滞昆明的北京林业学院的大学生，请他们吃饭、赠送军装、背包和武装皮带，面授机宜后让他们冒充中央文革小组派来了解云南革命造反派情况的联络员，前往八派总部。当三男一女穿军装的北京大学生示出伪造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时，八派的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立即组织会议，毕恭毕敬的向文革小组联络员汇报了八派的战略部署、组织结构、指挥中心、人员编制、火力布防、武器装备等详细情况。）。后来当炮派公布了八派这一切内幕后，着实让八派所有头目对周超这“狗特务”恨之入骨！

“策划绑架周兴”其实是在当时形势下家父一个敲山震虎的计策。（周兴、行政五级、时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是毛泽东的嫡系红一方面军的骨干，长征时期毛泽东任红一军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周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延安整风运动中周兴在陜甘宁边区保卫处长任上时，曾追随从苏联受训回来的中央社会部长兼情报部长康生，以除奸为名清除党内异已，在延安整风的三年内共抓出“特务”一万五千人，整死超过一万人。建国后周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军区政委，一九六五年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一九七零年由中央文革小组推选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由毛泽东钦定为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兼云南军区政委）：

家父四处放出风声称“周超组织了别动队，搜索跟踪周兴，计划绑架周兴”。绑架周兴案其实是个虚拟的威慑性谣言，目地是心理震慑和限制周兴过多与八派接触。据称绑架周兴消息一经传出，周兴这个中共的老公安立即躲在军区大院内深居简出，大大减少了和八派的接触，不再参加八派会议，出门戒备森严，乘坐嗄斯69旧军用吉普车，并增加了警卫。虽然家父的“绑架周兴案”始终没查出任何行动和人员，只是一个虚构的谣言，但确让周兴对家父恨之入骨，欲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十三．赵健民云南特务案

中华大地十年浩劫，毛泽东操弄权术，翻云覆雨，将整个党政军玩弄于股掌之上，全国上下有成千上万个冤假错案。“赵健民云南国民党特务计划案”就是个凭空揑造的，云南省的特大冤案。（该案件有138万7千人受牵连，1万7千人被杀害，6万1千人致残，涉案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6％）。

赵健民一九三三年任山东地下党工委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一九三六年在叛徒的指证下以普通地下党员身份被捕，经历了国民党严刑拷打和三年的牢狱折磨，始终未暴露自己党内高层领导身份，也从没出卖过任何同志，他在监狱里成立党支部，自任书记，领导狱中的党员与狱方开展斗争。一九三八年因抗战需要、国共合作，赵健民和大批党员一样，在不写悔过书没有自首的情况下被释放出来，奔赴抗日前线。抗日战争期间赵健民曾任冀鲁豫军区政委，后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十七军政委（后兼任军长）、建国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山东省长、省委副书记、一九六五年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出身于山东乡绅地主阶级，深受孔孟儒学教育熏陶的赵健民，性格豪爽刚正不阿。抗战和内战中率千军万马，身经百战为中共履立战功。建国初亲率十万军民建成新中国第一条（成渝）铁路。一九五八年主政山东时（时任省长兼省委副书记），为不让更多饥民饿死（大饥荒山东饿死三百万老百姓），他与毛泽东的亲信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反目，坚决拒绝中央再向山东调粮，他挺身而出阻止二十多车皮粮食运出山东，因而得罪中央（毛泽东和政治局）被打成右倾主义分子，拔了白旗，从省长一落千丈贬职成一千工人的济南钢铁厂副厂长。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在周兴跟随毛泽东的工农红军，在被国军的追杀中进行着艰苦长征（实则是溃逃或被迫撤退转移）时期，赵健民在白区提着脑袋，领导山东地下党进行着与国民党卓绝的斗争。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延安整风的三年中，周兴做为康生的瓜牙，对被抓捕关押在上百个窑洞里的一万五千名“特务”执行锄奸处决和抢救运动时，赵健民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麾下的新八旅，在中原大地与日寇和伪军浴血奋战。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赞扬“周兴是人民的宝剑”，将周兴视为自己的亲信骨干，而赵健民则自然被归属到领导白区工作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去了。（从以上简述希望能说明文革时期云南的广大干部和炮派（群众）支持赵健民抛弃周兴的原由）。

一九六八年一月，家父陪同护送被炮派支持的赵健民和其它几位领导干部进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云南的文革情况。万没想到此时的毛泽东已决心打倒赵健民启用亲信周兴，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突然发难，声嘶力竭的宣布：赵健民是叛徒，执行了国民党在云南的特务计划，搞乱了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和康生吵了起来。此时谢富志（原公安部部长、后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分子被开除党籍）命令两名事先准备好的战士将赵健民捸捕实施监护，后关押在秦城监狱。当夜家父暴着风险、假伴军人、头戴帽徽领章身披军大衣谎称自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冯干事，首长要他向赵健民核实一个紧急情况，大模大样的走进京西宾馆禁闭赵健民的房间，两人做了仅两分钟的密谈。临别时比家父长十二岁的上级首长摘下自己的毛呢帽子，做为离别纪念送给家父。次日家父从北京邮电局发出电报分别给赵夫人杨瑞波和中上层干部联络站，“赵病重住院隔离”。

赵健民后来由秦城监狱押转云南省第二监狱。他在青年时代因信仰共产主义坐过三年国民党的监狱，又在革命成功后坚持“共产主义”坐了八年共产党的监狱。而家父则因“死保”赵健民以及诸多罪名，也被关押隔离审查与外界和家人隔绝，坐了四年的地牢。

十四．家父坐牢

一九六八年八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家父被隔离关押，由周超专案组进行审查。针对一个党的普通中层干部，成立了七人组成的专案组，由省革委副主任周兴亲自过问，在长达四年多的审查中，专案组耗巨资和人力在全国做了上百次的外调和审讯，这足以说明当时阶级路线斗争的严重性和周兴对家父的仇恨程度以及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决心。

周超专案组设在省民族委员会院内的一幢很大的德国式的古老别墅里，据说别墅是一位大土司在民国初年建造的。七名专案组人员在二楼办公，一楼有个大会议室，厨房歺厅客厅，地下室被改造成了监狱，装有铁门和铁窗的牢房，犯人放风的走道和看守的值班室。地下牢房无窗，由铁栅栏造成的铁门，墙壁潮湿阴冷，为防止自杀，犯人不能有鞋带、皮带而且桌椅和床也都是硬橡胶制成的。

由于缺乏营养和阳光，家父人瘦衣空，他总是提着裤子在这潮湿阴冷的地牢里，像关在笼子里的一条狗被关押了四个寒暑。据称省革命委员会给专案组的任务是，查出周超历史上的通敌行为或文革中执行国民党特务行动的证据，坐实罪行后判刑入狱。否则就长期审查关押，直至关死为止。

家父在关押的前三年与外界隔绝，无报纸没收音机，家人也不知音讯，他每天的活动是写无休止的交待材料，在牢房里做操，原地跑步，抱着忱头跳舞，唱歌自娱自乐，背讼古诗词，自己编故事大声讲给自己听。他每天期盼的事情是被提审和回答来调查他过去战友，上级的外调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唯一可以和人接触交谈和能喝到一杯热茶的机会。

（接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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