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中被抓捕的年轻人 你们还好吗?(图)


2022年12月4日,美国华盛顿DC白纸运动现场(图片来源:看中国)

八月的一天,小寒要离开中国去加拿大读书了。临行前,她和朋友又去了一趟不二酒馆。

酒馆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东四街边。她远远看见挂着闪亮塑料穗子的小窗,灯光温暖。“经历了这么多事,它(酒馆)还在,真好。”她对自己心说,想起大半年前的亮马桥之夜。

其实酒馆已换了主人,变了名字。林昀,30岁左右,音乐人,曾经的老板;杨柳,前《新京报》记者,林昀女友。自2022年11月27日亮马桥抗议及随后的抓捕后,人们再也没在酒馆里见过他们。

2022年11月24日,封控中的乌鲁木齐吉祥小区发生大火,官方称10人遇难。大火点燃了人们对新冠清零政策的不满,11月26日,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爆发白纸抗议,27日,北京亮马桥一带,至少数千人参与抗议。

杨柳和林昀也在人群中。12月18日,事发三周后,大范围抓捕开始,杨、林先后失去自由。和北京的多数被捕者一样,他们被关押1个月左右,2023年春节前取保候审。林昀被贵州警方带回老家,杨柳则被要求回老家山西临汾。

抓捕抗议者的同时,中国也放弃了清零政策。但多个城市的参与年轻人,遭受广泛报复。曹芷馨、翟登蕊、李思琪等十名北京的抗议者,被检察院批捕,关押到次年4月19日,才取保候审。她们都被要求回到原籍居住。

其它城市参与者处境各有不同。歪脑获悉,在成都,一名叫亚夏尔的维吾尔男生,在第一轮抓捕后被关了37天,本已取保候审,但2023年8月,成都大运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结束次日,再次被带回新疆,以新的罪名关押。他的朋友都非常担忧他。

白纸抗议让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诉求。抗议被打压后,持续高压的政治空气,让不少人感到痛苦绝望。部分参与者选择离开,到国外求学或暂避,小寒是其中的一员。

亮马桥之夜,小寒就在现场。如今,在北美的秋日阳光下,宽松的大学氛围里,一切有点恍惚,她尽量不再想那一天,但记忆常常不经意闪回那一夜。

回到现场

我最担心那个喊出“要民族自决”的男生

2022年10月,听着央视的二十大播报,小寒开始填留学申请。她原本舍不得家里的猫,但二十大召开让她想法变得决绝。

作为记者,她赶上所谓中国新闻“黄金年代”的尾巴,做不少深度报道,但和同龄人一样,没有好运气,赶上“新时代”。2020年起的三年疫情封控,尤其是2021年以来的清零政策,每一天她都在煎熬中度过,她觉得自己“都要疯了,出门就想咬人的那种”。

二十大前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九月18日,为清零而转运居民的贵州大巴坠下山崖。那前后,封控相关的惨剧几乎天天发生。小寒发现自己陷入一种“政治虚幻症”之中,开始听推特上各种有关中国的政治流言,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

10月16日,她在网上看到彭载舟在四通桥贴反抗标语的报道,她被震惊了。“这个人不要命了。”她想。

接下来,各种网站、报纸首页变成了大红色,二十大开张,领导人连任,一周后的闭幕式,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架了出去,中国政治原本就是一个黑洞,但网络上流传的这个画面,还是让人们震惊。

二十大及其后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0月23日结束,封控没有放松。十月后,小寒居住的北京以及多个城市也没有解封的迹象,清零政策还在持续,而彭载舟也音讯全无。小寒在绝望中放弃了“一定要学新闻,在国外继续当调查记者”的执念,短时间填完留学表格,申请了“备胎”学校,专业也与新闻无关。她希望尽早离开中国。

27日晚上,小寒在微信群看到,有人要去“乌鲁木齐驻京办”悼念死者,那是张画面简陋的海报。但很快又有消息称当天“驻京办”不开门,且已有警察在,于是人群辗转到亮马桥。小寒没有多想,约了一位同行就出门了。

她到亮马桥时,路边已站满了人。

人群里口号声此起彼伏。她听到四通桥的标语在现场一次次被喊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领袖要选票!”“新闻自由”也被喊了很多次,她听出其中一个声音是自己的朋友。“要堂食!”“要看电影!”有男生喊出“要吃肯德基!”时,大家哄然笑了。

夹杂在彭载舟的口号中的,是清零政策下被压抑的生活诉求,及平时不能表达的心声。另一当晚在场的女生,曾透露:大家都很理智,因为警察就在身边,不能喊出更激烈的口号,但“我们几乎喊出了所有心里想要喊的。”她说那一刻她感受到的气氛更多是欢乐,因为人们实在压抑太久,“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

小寒也喊了很多遍“要新闻自由”:“我当时就想,没有新闻自由,我们到哪里去看电影,哪里去堂食?”

但那晚她印象的一幕,是在很多口号间隙,突然有个新疆男生喊了声:“我们要民族自决!”

小寒记得,现场突然一片寂静。虽然一起喊了很多口号,但这样的诉求,显然不属于大家的经验,因为现场大部分是汉族人。一片沉寂中,那个喊口号的二十多岁年轻人,突然低头哭了。她觉得他很可怜,就走上前拥抱了他。

“在中国,大汉族主义其实一直是很强大的。强大到人们甚至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那天晚上的这个声音,显得很边缘,很陌生,但它是真实的。”

那一刻,她看到拿着执法记录仪的警察走过来。她意识到这个人会很危险,赶紧拉他到人群边的阴影里。

一年就要过去,小寒常常会想起他。虽然那晚人很多,她最牵挂的还是那个人:“只希望他平安无事。”

一个父亲对孩子说:站在这里的,是一群不想做核酸的人

2023年夏,Tara坐在纽约的公园。她刚刚在匆促中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

她也是亮马桥的抗议者。当天傍晚,她和朋友一起运动时,知道了有人要去祭奠的消息。

其他朋友都第一时间表示“要去”,但她一直犹豫。一个原因是她多年在公民社会领域工作,没少和思想警察打交道。她清楚,一旦出事,自己会比别人更危险,“以后做事的空间也会更小。”朋友曾告诉她,自己多年被定期“维稳”,再去一些现场只能带来更多骚扰,比一般“素人”更麻烦。“那么,到底要不要去?”

Tara最终决定出门。晚上十点多,她到了现场,为了防止被拍,“头脸和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

站在人群里,作为一个“很难有激情喊出口号”的人,她还是加入了“要新闻自由”的呼喊,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写作者。

她看到年轻人们聚集在桥底。路过的车鸣喇叭声援,有人大声喊“上海放人”。此起彼伏的口号间隙,她听到身边几个人说:“年薪百万的工作可以再找,今天晚上这个现场一定要来。”她忍不住笑了。

她也记得当晚氛围很“欢乐”。虽然警察非常多,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但人们并不恐惧。路边也每隔十几步就有警察,但也只是看着大家。

她看到一个大叔手拿一叠白纸,不断送给身边的人。微信朋友圈里她看到,有人上传了很多现场照片。

现场年轻人居多,也有各个年龄段的人。她身旁停着几辆摩托车和电瓶车,站着几个外卖小哥。“你觉得今晚怎么样?”其中一位突然问她,然后自答:“我觉得今天的行动是成功的。”又补充一句,“这么多人在一起,本身就是成功。”他若有所思的样子让Tara至今难忘。

在同一个夜晚,小寒听到了一对父女的谈话。父亲抱着三四岁的女儿,站在人群里。

“爸爸,这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是在等着做核酸吗?”

“不是。他们是一群不愿意做核酸的人。”

这一年来的他们

亮马桥抗议持续到半夜两点多。小寒11点多回家,次日看到消息称上海警察在地铁查乘客手机,警觉起来。晚上八点多,她忙着删除手机信息,四五个警察和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敲开了她的家门。

她被带到派出所反复盘问,被查看手机,但她冷静及“混不吝”的回答,让警方找不出漏洞。加上她的手机是英文设置,最终警察看起来不耐烦了,放她走了。半夜,她回到了家。让她感激的是,室友迅速通知了她所有朋友,提醒其他人删除信息。

接下来的日子,小寒每天上网搜寻失踪朋友的信息。她原本就知道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杨柳,她知道杨柳是一位优秀的记者。

她看了曹芷馨被抓走前录的呼救视频。“我只看了第一次,就不敢再看第二次,我的心受不了(痛)。”

在小寒看来,警方确定抓捕对象有偶然性,因为抗议完全自发无组织。同样是抗议,被批捕的曹、翟等人,因同在一个分享消息的群组,就被按图索骥,所有该群有关的人被“一网打尽”。

“这也正是中国法律的荒谬。这种案子,往往在等待‘定调’之后,再围绕着定调定性,去搜寻所谓证据。这个群组基本成了他们搜集所谓证据的来源。”一名参与救助的律师告诉歪脑。

小寒认为,被捕者多无与警察打交道经验,一些人可能未及时删除手机信息,而“警察从来都是挑最薄弱的环节下手”。

时隔近一年,小寒的一些想法被证实。知情者告诉歪脑,一名女性甚至根本没有去现场,只因她恰巧在一个抗议者聚集的群组,而另一名抗议者被抓时她也在家里,就同时被带走关押37天。

“她们所有的人,都是在为我们受难。”小寒也因此对警察执法的随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

让小寒愤然的是,杨柳被抓后,其所在媒体不再聘用她。被捕者的供职单位,没有一家为员工说话。一个记者群里,有人分享杨柳的消息,结果有人说:“或许我们不要在这里提到她,才是对她更好的保护?”

同为记者,新闻同行出了事,不积极声援而回避躲藏的态度,让她难过。很快她听到,另一在媒体工作的女生王雪,也丢了工作。

成都:维族男孩再次失去自由

亮马桥抗议的同一天,成都“网红街道”望平街,也爆发了白纸抗议。

当晚律师Cheryl因有事不在现场。后晚上十点多,有去了望平街的朋友在一处烧烤摊聚了起来,她立即赶了过去。

大家谈论着刚刚发生的抗议,刚参加完抗议的胖虎和黄颢夫妻俩也在。

妻子胖虎是纹身师,头发很短,气质飒爽;丈夫黄颢长发过肩,目前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热爱cosplay,喜欢女装。二人都自我认知为女权主义者。

在成都这个时尚城市中,他们是时尚前沿的那一拨人。“他们充满个性的打扮,每次见面都让人耳目一新。”这是他们平日留给Cheryl的印象。

当晚聚会来了四、五拨朋友,深夜才散。第二天,Cheryl就得知,胖虎和黄颢被警察带走了。他们打电话求助,请朋友照顾家里的狗。

他们被关押了37天后被取保候审。期间朋友四处打听消息,请了律师。胖虎回来那天,Cheryl和朋友去接她,买了束花。她没想到,胖虎精神还不错,“笑嘻嘻的”。

外地赶来的胖虎妈妈在一旁絮叨着,而胖虎只想和朋友们在一起。大家吃了饺子,又去洗浴中心放松。Cheryl注意到,胖虎虽然状态不错,但还是“受到了某种伤害”。

“她内心有一些东西被打碎了。”

成都被捕的人,还有24岁的新疆男子亚夏尔。如今,朋友们最担心的还是他。

在望平街的人群中,亚夏尔显得相当温和。“现场有人喊一些比较激烈的口号,他还站出来,一直说,大家应该把主题转到悼念乌鲁木齐死难者上来。”他的一位朋友回忆。

亚夏尔个头很高,一头卷发,朋友们的印象是“阳光帅气”。他在大学学了设计,毕业后先在北京,后因疫情呆不下去,到了成都某文化公司工作。

亚夏尔的家乡在新疆最西边的博乐县。其父是一位退休教师,身体不好,妹妹马上要上大学。家人先是联系不上他,后来得知被抓,又不知关在何处。父亲想来成都,还得等发了工资,才能凑齐机票钱。最终有热心人帮买了机票,父亲背着妻子打的20个馕为干粮,来成都找儿子。

2023年春节前,亚夏尔被取保候审;但今年八月,他再次失踪。知情者告诉歪脑,后来他们才知道,成都“大运会”结束次日,新疆方面来了十多个人,把亚夏尔重新关进成都看守所,当晚飞往博乐县继续关押。

亚夏尔就此与成都朋友失联。8月至今,没有人知道其近况,只听说他又被挂上一条罪名,“宣扬极端主义罪”。歪脑获悉,目前已有律师代理此案,律师已提交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要求会见,但还没有结果。另一位知情者说,亚夏尔被释放后,曾接受媒体采访,可能是他遭受报复原因之一。

知情者说,第一次取保候审后,亚夏尔不时被警告、谈话、骚扰。大运会前,有个把月的时间他遭遇贴身监管,“要把人逼疯了”。大家以为大运会结束就没事了,没想到很快被带走。

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歪脑,取保候审后,亚夏尔得到很多人关心,一些公共空间的活动,他也会去。年轻人彼此理解,他不再孤立无援。在人群和公共生活中,他看起来快乐了很多。“如今,他一个人被孤零零地关押在新疆。我们很难想象,他会遭遇什么。”

“他一直计划着要好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朋友。”这位朋友说。“他努力避免麻烦,希望不要被盯上。他哪里是什么革命者和反抗者?他只是一个希望过平稳生活的年轻人。但在现实中却做不到。”

他们是谁?白纸抗议是政治表达吗?

九月的一天,陈东见到了杨柳。杨柳个子高挑,穿蓝色的短衫和牛仔裤。“她状态还不错。”陈东回忆。

亮马桥之夜,法律工作者陈东也在现场。

那天他刚出差回来,打了出租车,司机听说去亮马桥,说了句“那儿闹事呢,你干嘛去?”就把他放在了很远的地方,他只能走过去。

人群密密麻麻,身边全是年轻面孔。事后他一直回想,那晚这些年轻人,到底是哪一种人?后来他想,他们就是那些“敏锐,纯粹,又骄傲的年轻人”。

“他们很单纯,但也很敏锐。他们对生活和现实非常敏感。很多人都有艺术家的气息,喜欢诗和电影。”

他最欣赏的是他们身上那种骄傲的气息。这种骄傲,或许是出于对自己主体价值的确认,是现代人生命本身的自信。这种气息陈东曾在很多年轻人身上见过。“我很喜欢。”他说。

站在人群中,陈东内心激动。“原本是身处黑箱的感觉,突然很受鼓舞,发现有这么多人和自己想法一样。”

几个月后,他在成都一个活动上,见到了一对“很酷帅、健谈”的青年,大家聊天,喝酒。后来他知道他们是胖虎、黄颢。在他们身上,他看到同样的特质。

2023年春节前,陈东陆续收到多名被捕者家属的求助,包括杨柳等人。律师们尽心尽力地奔走,最终春节前一天多人被释放,杨柳也在其中。

杨柳被要求立即回到山西老家,男友林昀则需返回贵州。另一知情者告诉歪脑,接下来好几个月,杨柳被禁止去北京,也不能离开老家,后来情况慢慢好些。

陈东曾见过林昀,印象中林有艺术家气质,神情忧郁。他谈及自己很希望能重回北京,但当时不被获准。

“那个夜晚,是政治的表达吗?”“当然是!”

陈东生于1980年代,曾于媒体工作,见证中国公民社会活跃时期,也遭遇希望与失望。最终他转入法律行业。

在亮马河现场,他感受到最多的是“一种鼓舞”。“这些年来,原本以为人们都已驯服了。但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很多勇敢和骄傲的表达。”

外界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白纸抗议的年轻人,只是提出解封的诉求,并不是政治表达”,但陈东对此有不同意见。

“那个亮马河之夜,是十分珍贵的。我突然意识到,这是20多年来,北京街头第一次的政治表达。在中国,其实你只要走到街头,就是政治性的表达。”陈东认为。

“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这是一个月前彭载舟写在四通桥上的话。而在当时,核酸政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反对核酸,这不是政治的表达,又是什么呢?”另一位写作者小威尔逊说。

“政治不是权力的暗箱操作。政治是公共生活的部分。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反抗,独立个体最勇敢的呼吁。”陈东说。

陈东观察到大部分参与者是文化传媒领域的年轻人。他记得看到了好几支乐队,他们在寒暄:“这是我们乐队的吉他手。”“这是我们打鼓的。”

陈东身旁不远,面对警察的人墙,有年轻人朗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叫辛赏。辛赏很快失联,关押数天后释放。此后他似乎消失了,不再有消息。在网上,还能找到电影人辛赏给2004年“超级女声”亚军李霄云拍的一部纪录片,用很多跳跃的镜头组成。

一年,抗议之后那些留下来的

2023年10月30日,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这一天的上海万圣夜照片引爆互联网。

借着各种装扮,上海年轻人充分展现对现实的反讽批判:有人画着惨白的妆,绶带上写着“2070年终于光荣退休”,讽刺延迟退休;有人扮成鲁迅演讲,号召青年“不要变冷,要发光发热”;有人扮演成“大白”,手拿巨大棉签,把人们拉回三年“封控”。

一年前曾参加过上海白纸抗议的“F女士”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时说:今年万圣节那天晚上,她也在现场。她能感受到一种气氛,人们在表达愤怒,但十分巧妙。

回来路上,F女士记下自己的感受:“我能清晰地意识到,街上身着奇装异服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正在参加这次万圣节活动的变装‘鬼魂’,而是活生生的、共同经历了疫情三年的人们,是经历过隔离、静默、封城,强拉方舱,动态清零、白纸革命的人们,是共同承受着疫情和清零政策所带来的深切集体创伤的人们。”

她感知到“在欢乐、戏谑氛围下人潮里暗涌流转的愤怒与讥讽,还有当下年轻人们对自由表达与讲述的渴望。”

“我感觉大家似乎都意识到了,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光明正大地上街、在街头自由表达的机会。”

这种感受并不属于F女士一人。有上海市民告诉歪脑,万圣节很多年轻人,就是一年前祭奠死难者、举起白纸的年轻人。

“当我看到上海年轻人的表现时,我一点都不意外。在上海街头的年轻人,就是我这一年来所见到的年轻人。”Cheryl说。这一年多来,她主持一个公共空间的对话,每天都在和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

“如果要问他们是什么样的年轻人?我相信,他们是那种愿意思考的人。”Cheryl说。这一年,她目睹大大小小的书店雨后春笋般开张,感受到三年封控下,人们被压抑已久的公共表达愿望,看到很多年轻人思考社会,思考自己的未来。

Cheryl说,自己近期主持的话题非常宽泛,从女性冻卵到巴以冲突,每次都有数十人闻讯参加,讨论热烈,有时持续到深夜。她发现,参与的年轻人都很理性。“他们有讨论问题、也包容不同观点的能力。”

“生活本身是有力量的。”Cheryl认为,年轻人们在等待机会,也会善用这样的力量。虽然他们遭遇这个时代,但不会那么悲情,也不会拔高自己,认为自己一定在担当什么。

“他们没有一个范式。”她说。“可为什么一定要有呢?”“在生活中,他们可能属于那些你在现实中看到的很温和很乖的人。不是那种强调‘男子气概’的,暴力美学的。他们就是要做自己。他们是本色的,个体的。但这也让他们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代年轻人。”Cheryl说。

“他们互相并不熟悉,可能彼此生活也不交集,这是一个自由的社群。”Cheryl认定就是他们,在那个白纸之夜,站在了街头。

一年过去,曾因抗议遭受打压的年轻人,正慢慢恢复生活。曾在上海街头举着花大声演讲的那位年轻人,据信已在海外。

北京抗议者林叙绪,如今身在东南亚享受着慢生活。那一夜的灼热气息似乎已经淡远,她试着去写下那天发生了什么。她说,她害怕遗忘。

这个十月的东京,白原搭乘地铁,去听中国学者的讲座,内容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他渴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更多。他因在某中部城市的地铁站,举了一张白纸,招来警察上门。

在广州海珠广场抗议的杨紫荆(网名点心),和其他被捕者一样,释放后被要求呆在老家。

Cheryl忙碌着各种事情,说自己似乎比过去开心些。她常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那是在事发半年多后,她坐上一辆车。因为一些由头,他们谈起那个晚上,她吃惊的是,他非常坦诚,没有一点试探,就突然说:“那天晚上,我在。”

他原本是小包工头,疫情中失去所有,就开车来维持生计。那天晚上他听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就去了,并力所能及地走到了最前面。

Cheryl吃惊的是这个人语言中的坚决。他十分明白地说:这样的体制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告诉Cheryl,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但他知道,如果有一天,需要他站出来,他知道自己会站在哪一边。

从那以后,主持对话时,Cheryl常常会在观众席寻找这个人。“我希望能看到他在那里。我想告诉他,他不是孤单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小寒,Tara,陈东,白原,Cheryl为化名。另外为保护知情者,文中对他们的信息隐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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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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