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 就可能藏在你的身边;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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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圆家人的“时尚梦”,她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收受了“朋友”的帮助。然而,这个朋友并非善类,只是用诱饵引她入套;在道德与利益中,她一度失去平衡;虽然她也有过挣扎和害怕,但是贼船已上,似乎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2017年3月底,美国司法部对一名60多岁的美国国务院女官员进行了指控,此案被外界评为“继斯诺登”(Edward Snowden)之后的又一大案。细读指控书,不仅会被大量的细节震撼,还能一窥中共特务机构的真实运作。

特务,就可能藏在你的身边

1999年,克莱伯(Candace Claiborne)进入了国务院工作,第一次工作的地点,就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出发去中国之前,她完成了外国服务机构(FSI)的普通话训练。2000-2003年,她被委任在经济大使顾问的管理专员办公室,以及大使馆的安全工程中心工作。2003-2005年,她被调去了上海的驻华领事馆工作,随后又去了阿根廷和伊朗。2009-2012年,克莱伯被重新调回到北京工作。也就是说克莱伯前前后后,差不多在中国工作了8年。

之后,克莱伯被调回华盛顿总部,再派往苏丹,直到2015年8月,克莱伯再次返回华府工作。

一切都是从“朋友”开始

克莱伯与中共特务的交集是从她的一位家人开始的,由于起诉书中已经抹掉了这个人的相关信息,我们在这里就称他为“A某”。经过分析,A某很大可能是克莱伯的儿子。

据悉,从2007年开始,克莱伯一家认识了一个自称进出口商、并且在上海经营水疗和餐厅业务的中国人“B某”,并与他成为了朋友。认识之后,克莱伯的家人A某便给B某发邮件,希望B某能帮助自己在中国找一份教英文的工作。当时的A某21岁,正值大学毕业,迫不及待的想找一份正经工作。与此同时,克莱伯来拜讬B某帮忙。第二天,B某就帮A某在上海微笑星学校(Smiling Star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职。

同年12月底,在一次聊天当中,克莱伯向这位自己现在唯一信得过的中国朋友大倒苦水说,A某想在中国学习时装设计,但是现在的困难是大学学费没着落,不知B某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这样,这位经济紧张、向往中国,并且还身份特殊的克莱伯,给B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整个2008年,克莱伯、A某以及B某这三人,都在谈论“在中国找工作”这件事。到了2010-2011年间,A某和中共特务B某之间,更是有了大量的邮件往来,不外乎都是关于申请艺术学校的内容。这段期间,克莱伯在北京工作,A某还在美国,而B某在上海。

2010年7月,克莱伯利用出差去上海的空档,与B某在万豪酒店(JW Marriott)见了面,具体聊了什么内容不详,但两人特意留影纪念。8月,克莱伯告诉家人“钱现在有点紧。”并说在她回国时,会尽力把债务都补上。她的家人听了这番话之后,隐约的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当真。不过,这似乎预示着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时机已成熟?第一个任务来了

这一切貌似很正常的朋友关系,然而到了2011年却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当年5月9-10日,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拜登(Joe Biden)以及中共副总理王岐山参加,那时的中共情报机构费尽心机的想要打听出美国的底线。

可能觉得克莱伯这条线“成熟”了,于是,她变成了中共手中主要的消息源头。

5月10日左右,B某立即给克莱伯发邮件说,想要知道“美国政府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的内容以及时间表”,并进一步表示,如果美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将会如何对中共政府施压。邮件中,B某要求克莱伯,报告“美国高级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内部态度”。

在5月18日的一封邮件往来中,B某还明确告诉克莱伯,“想要一些从网上找不到的东西”,并且要求她不要使用邮件发送,以免被人通过网络查到。最后,B某亲自从上海飞到北京,取走了这些资料。

中共特务B某很清楚克莱伯当时的处境,那就是急需用钱。因此,4月份时,也就是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克莱伯的美国账户,便收到了B某提前汇来的2,480美元的款项。根据起诉书,这笔汇款是从中国银行(香港)汇出,汇方是三洲船务有限公司(Delta Shipping Co.Ltd),备注一栏写着:From Shanghai。根据网上查出的资料,该公司2003年注册,属于香港私人股份公司,运营9年后于2012年注销,然后同年又有另一家公司道达航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使用同一英文名字注册。

在克莱伯收取这笔钱的前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刚刚发出规定,美国各大使馆或领事馆雇员只要接受外国政府350美元以上的礼物,就需要报告,有形和无形的礼物都包括在内。不过,当时经济窘迫的克莱伯,没有报告这笔礼物,她在日记中算到:如果一年能从B某那里拿到2万的话,就可以帮助A某在未来完成海外学业以及达成职业目标。

看的出来,在伦理与金钱之间,克莱伯第一次偏向了后者。

共收数万礼物开弓哪有回头箭?

作为一名美国国务院的雇员,克莱伯曾多次接受反情报培训,她很清楚B某和随后出现的C某都是中共特务,当然,她也知道以自己在国务院的薪酬,根本不可能负担家人追逐“时尚梦”。所以,在金钱的诱惑下,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倒下。

2012年,克莱伯又经B某引荐给C某,C某自称是中共情报机构人员。以后一直到2016年,克莱伯都在持续将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应对底线等,通过邮件、见面等方式,发送给在上海安全局的B某和C某。期间,克莱伯还收受着这二人给自己送的大量的金钱和礼物。

每次中方在获得情报前后,都会给克莱伯或她的家人A某直接汇款作为报酬;而对克莱伯和家人的各种经济需求,也是各种满足,比如提供多次国内或出国旅行或购买iPhone、电脑等支出,以及负担A某在2012-2013年在上海一美术学院的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甚至当A某在中国犯事时,中共特务B某和C某都会出面介入,阻止警察进行调查,最后让A某“全身而退”。这足以见得B和C在中国的权限绝非普通人。

但这些年来,克莱伯也对这层关系感到害怕。她知道一旦事情败露,她得面临什么,那将是沉重的代价。

害怕?想要抽身却被家人“坑”

在A某越发肆无忌惮的享受着眼前的这一切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克莱伯却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当时,克莱伯对A某说,“我真的不想自己或你的脖子被套在绳索里,但是已经有人对你这么做了。”然而,当时尝尽了甜头的A某,铁了心认为中共特务B某是真心实意的帮他。因此,他不仅没有听取克莱伯的劝说,反而还背着克莱伯跟B某联系,甚至还跟B某配合给克莱伯施压,最后逼得克莱伯只能认栽,甘心被拖进泥潭。

为避免越陷越深,克莱伯开始躲闪,但是她完全没料到她摆脱不了控制。

2014年,克莱伯以“自己要退休了”,告知家人A某说:“我不想你继续寻求他们的帮助,然后把我拖下水”。谁知A某居然回复道,自己从来都跟B某没有任何关系,不要把自己扯在其中。”当时的克莱伯听到这话,肠子都悔青了。

克莱伯深知贼船难下,便不得已向美国政府,隐瞒了她与中共间谍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面对国务院背景调查员以及联邦调查局的常规调查时,她多次选择了撒谎;甚至还指示中共间谍删除他们之间联系的电邮、Skype以及微信等通讯信息。

直到FBI的卧底探员钓鱼执法,克莱伯才意识到行动败露、一切都结束了。在2017年被捕后,克莱伯几乎都是一言不发。

在经过2年庭审后,直至2019年4月24日,美国司法部发出通讯稿,指法官定于2019年7月9日宣布最终判决,时年60岁的克莱伯,将面临5年的最高入狱刑罚。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检察长德默斯(John Demers)说,克莱伯清楚对方在为中共情报部门服务,但却隐瞒信息、并反复说谎。因此,她的认罪是我们对这些不光彩犯罪行为伸张正义、迈出的一步。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档案记录,克莱伯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收取了中共情报人员送予她及家人的总价值数万美元的礼品、现金、电子产品、旅游招待、一间公寓及家人在一所中国时装学校的学费和生活费,仅最后一项就近6万美元。

对此,负责此案的检方代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查官刘洁茜(Jessie Liu)表示,当克莱伯接收外国官员的礼品和钱时,她已经损害了公众信任。美国将继续寻求追究官员滥用信任的行为,让每个人必须对其行为负责。

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分析报导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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