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彩的故事：他是中共最痛恨的人(视频)

2023-10-09 18:5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禹同。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故事很精彩。正如我们标题上所说的，这位特殊人物，是中共最痛恨的人之一；有人认为，他才是苏共政权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今年，是中共夺取政权74周年。

而苏共恰恰是在夺取政权74年时垮台。

因此，中共虽然口头不说，但是非常担心恐惧。尤其是在中共战狼外交激怒各个民主国家，全球围堵中共的国际大背景之下。

10月7日，中共新华社突然发表超过万字长文，对习近平进行吹捧，内容是所谓习近平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其中大谈所谓“意识形态”，引用习近平多次有关讲话。

例如，文章开篇不久就引用习近平10年前的担忧，即所谓“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中共的领导、以及所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口口声声说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从他们的话中就可以看出，一点自信也没有。

既然自吹是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什么“真理”，为何又发出这样的担忧呢？

其实，苏共政权垮台之后，中共当局一直深恐重蹈苏共覆辙。

例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谓的“南巡讲话”中就承认，促使他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以及在这几个多月来，纠缠他最多的因素就是苏联问题。担心中共会像苏共一样垮台。

而习近平有一段讲话，也频频出现在中共喉舌媒体上。

习近平说，“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在习近平的这段讲话中，声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

从结果来看，苏共显然是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主角。

在说这个人之前，我们要先引用许成钢教授的一段访谈，众所周知，许成钢教授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在谈到苏共政权垮台时谈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性”！

他说，有“很重要那一层，就是苏联的知识份子，甚至包括共产党里边——因为知识份子和共产党高层这个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里边呢，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是懂得人性的。”

许成钢教授说，这也导致了苏共政权的垮台。

而我们介绍的这位主角，显然就符合许成钢教授所说的---“懂得人性”。

他就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作“戈尔巴乔夫主要智囊人物”的雅科夫列夫。

雅科夫列夫

这位雅科夫列夫，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谈到过他，引发很多朋友的兴趣。

我们这一次谈到的内容，多数不会和上一次重复。

就是他，直接掌管着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甚至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据说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教授林蔚，曾经这样介绍雅科夫列夫。

林蔚说，“苏联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戈尔巴乔夫拥有一个杰出的顾问，雅科夫列夫，我有幸见过他，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是真正的指导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如果让俄罗斯继续维持那个运转不良的体制，可能就会导致数百万人丧生，而他或许可以让情况发生改变。

我相信，尽管戈尔巴乔夫饱受鄙视，但他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事，因为在苏联到俄罗斯的过渡时期，丧生的人数最多不超过200人。在他想出办法之前，他不会开枪让人们屈服...”

林蔚还特别提到了雅科夫列夫的一件壮举。

他说，雅科夫列夫“是共产党解体后克格勃档案馆的第一位馆长，非常了不起。他去了档案馆之后，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资料。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整地复制了这些档案，然后把它们发送到五个不同的大洲，这样就不可能再把它们收回来了。”

无独有偶，一位中共体制内的高级记者，也曾经将雅科夫列夫称作苏联的掘墓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陈启民，过去长驻莫斯科，他曾经撰文说《苏联的掘墓人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这里的“他”指的就是这位“雅科夫列夫”。

1923年12月2日，雅科夫列夫出生在苏联雅罗斯拉夫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参加了苏德战争。在战争中，他不幸受伤，腿部落下终身残疾，并因此退役。他残疾时，不到20岁。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为苏共卖命的人，一个曾经爬到了苏共权力金字塔顶峰的人，一个享受过一切所谓“党内特权”的人，为何最终却成为了苏共的掘墓人呢？

转变

雅科夫列夫在他的一个访谈录中，是这样叙述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的，他说自己“转变立场——其实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这个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

他讲了这样一个往事，

　“第一次打击犹如当头一棒，是在雅罗斯拉夫尔。那时我刚从前线回来，拄着双拐——浑身软弱无力：身上有4粒子弹。我在战地医院躺了6个半月，幸存下来实属偶然。是什么让我犹如当头挨了一棒呢？我看到一列载着我方战俘的闷罐车从车站疾驰而过。您设想一下，我的战友们——被关在门窗密闭的闷罐车里！难道这不是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吗？要知道，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被俘虏的人员有300多万，全部将士的一半都当了俘虏！您很难理解，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心理创伤。”

真正促使雅科夫列夫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众所周知，赫鲁晓夫会上做了那份著名的“秘密报告”标题是---《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雅科夫列夫当时只有33岁，他作为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

他回忆说，“我坐在楼座里。大厅里一片死寂。听不见移动椅子声，也听不见咳嗽声和耳语声。谁也不敢看谁，不知是因为事情来得突然还是因为恐惧。赫鲁晓夫一一列举事实，一个比一个令人感到震惊。他讲的时间很长，言辞激烈，经常激动得离开讲稿”

雅科夫列夫说自己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集中营去”。

当走出会场时，依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但是后来，所有的说法都得到了证实。

雅科夫列夫说，“它让我感到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

他说，“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告密……”

他还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人们在丧失生命。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的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雅科夫列夫请求调至苏共中央附属的社会科学院。

他说，“我进了社科院，开始阅读第一手资料。然后，我的信仰完全破灭了。”

“就是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把我最终引向现在的立场。我在那里重新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其中大量矛盾的东西令我震惊。”

“对马列主义的空洞和不切实际，它的惨无人道，它的虚假、根本矛盾、蛊惑人心和欺骗人的预测，彻底了解了。”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迳庭。”

他认为，“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

对于当时的苏共党内，雅科夫列夫所描绘的情形，如同在说今天的中共官场。

他说，“有些人，...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并且只相信权力。...这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随便什么动力——都是排除异己，谋取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夺权、掌权——这是纯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然后再进行意识形态伪装。在这里不值得谈论信仰，除了假仁假义、虚伪诡诈，没有别的。”

　　“布尔什维克制度把我们变成了两面派、告密者、社会假卫道士……我们有个很大的骗术、花招——就是偷换概念。”

“我们过着三重生活：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行动上做的更是另一回事”

　　“全都是虚伪之徒，无一例外——包括我自己。当众像伪圣徒一样祈祷，仪式无上神圣，而真实想法——藏在心里。”

正是由于在长期的思考中，雅科夫列夫的世界观慢慢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