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治军与全民间谍(图)

全民抓谍变全民是谍（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中共国的特务治国，已延伸至特务治官、特务治军。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中共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就是被秘书举报而出事。旅居澳洲的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日前对媒体说，中共党内的知情人士向他透露，中共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的秘书向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报告说李玉超是两面人，当面支持习近平的对台作战的方略，而私底他和火箭军的同僚下妄议中央，支持军中太子党刘亚洲的观点，认为攻打台湾，中共极大概率失败。“收到揭发次数多了，习近平认为整个火箭军在政治上对他不忠诚，违背他发动台海作战的战略安排，所以进行全面整肃。”袁红冰说，“至于说贪腐、间谍问题、个人私生活问题，那都不是主要的。”

媒体报道，习近平很相信中国古代预言，《推背图》与《铁板图》中关于政变、死亡的预言他认为与火箭军和他有关。那个背着弓箭人的动作很象火箭军射箭的姿势，那第五只撞死在悬崖的白羽鸟，不就是第五代党魁“習”字嘛。“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太可怕了，于是，借是泄密、妄议、贪腐、作风问题，把这帮可疑份子“团整”了。

此前有消息传出，李玉超已被军方反腐败机构带走并接受调查，被带走的还有火箭军副司令刘光斌和前任副司令张振中等。而举报李玉超的秘书，本来就是安排在他身边用来监管他的，有点象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边的张学良。李玉超等人的出事，还牵扯了国防部长李尚福，传闻说李尚福被抓后，又供出8名装备系统高层。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破空对此分析说，习近平所采取特务系统对付军方的手段，连军委副主席都没办法，这个特务系统包括社会工作部、中纪委、政法委系统、国安部，以及公安部。陈破空表示，这些特务机构，相当于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他说：“这就是中共党管枪的厉害。在军方系统虽然你是上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长，但实际上没有军权。他们的身边都有眼线，有一套监军制度，这样军头不出事才怪。”

袁红冰也说，习近平管辖官员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管辖党务和行政的官员；另一个是管辖监督军队的官员。而对于军队的大军区以上官员的监督，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也就是由习近平的亲信钟绍军直接操控。“最高级军官秘书的派遣，都要经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作最后的批准。派遣秘书的程序是它整个特务统治的环节之一，但不是全部的环节。”

不仅是军队，在中共官场中，更是普遍，所有党政机关里都有几名安全部门派来的在编人员，他们受双重领导，除业务外，升职、奖金等不受单位管，职位很不起眼，可能是一名打字员，或者是文案管理员，或者是办公室秘书，甚至勤杂工，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偷听、窃取领导和同事妄议中央、两面派问题，并向安全部门领导汇报。

前段时间，重庆出台《反间谍条例》，在地方搞运动式的抓特务，地方官员为争抢投名状，抓特务理由千奇百怪：打听领导下班后泡酒巴也是间谍，男朋友不会唱国歌也是间谍，甚至老妈化妆去打麻将在儿子眼里也成了需要举报的事情。

全民抓间谍到了疯狂地步后，必然全民是间谍。因为抓间谍需要找理由，而找理由本身就是打听、刺控，而这些行为就是间谍行为，这里，抓间谍的行为与间谍行为，矛盾的二者在这里荒唐的统一起来了。一个国家，全民是间谍，可见这个国家见不得人的事有多少！

目前，不只是国内的抓，中共还抓到海外的言行上来了。

新版《反间谍法》第十条规定，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国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旅居加拿大的原北京执业律师赖建平认为，修订以后的《反间谍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无边无际。境内境外的企业、个人、机构都有可能成为其反间谍对象，但是边界又模糊，就变成一个完全莫须有，任何人、任何原因、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被诉诸《反间谍法》，被共产党以这个幌子为借口构陷。

“包括原来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也是，它连境外人士的言行都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你到了跟中共有引渡条约的国家，比如古巴，风险就很大了，有可能被抓了以后递解给中共，就是所谓的引渡，所以它（中共）这方面做得很黑、很绝。”他说。

旅居荷兰的人权活动人士林生亮认为，在当下整个中国完完全全就是一切都泛国家安全化。国家安全部门的权力已经相当大了，它可以任意调动任何一个部门，现在直接从法律的手段来实施，它又扩大了权力，可以说它无所不能了。”

他说，“这部法律手是伸得太长了，那个条例当中在境外‘滞留不归’都要汇报，连这个都要举报，就是这个法律已经伸到海外来了，海外的中国人它都可以适用这部法律，所以整个海外的华人都没有安全感。”

专家表示，共产党现在面临内忧外患的执政危机，这个政权有垮台的极大风险。所以统治者要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要人为地树敌，给老百姓灌输间谍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个是加紧对老百姓的控制，把它的触觉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