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人才”济济,激烈竞争，能够脱攀上高位的人,全都是“精英人士”,情商极高,绝非等闲之辈。（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我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自小没接触过任何高官。1973年我去延安旅游一个星期,其间无意中见到了若干位1940年代时非常有名的劳动模范,有的还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但在1970年代时,他们都是普通农民,看不出任何特殊性。随着我的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接触了一些中层干部及其子女。出国之后又有机会接触了更高级别的干部及其子女,其中干部级别最高者是国务院的一位副部长,子女级别最高者则是前面介绍过的王同学,是一个可以随意出入最高领导人家中的人。
仔细回忆、比较这些人,我感到中共党内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拔制度。中共党内“人才”济济,相互之间激烈竞争乃是常态,能够脱颖而出、攀上高位的人,全都是“精英人士”,情商极高,绝非等闲之辈。那些资历老却没有“能力”的人,哪怕是经过长征,照样永远在底层徘徊。与我接触过的这些老干部及其子女们打交道,总是让人感到他们非常温暖、和蔼可亲,难怪许多人很自然地就愿意听他们的指挥,当他们的下属。
我在《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到,美、日官员常常嘲笑中、苏官员愚昧无知,不懂法律,这是真事。不过大家都有外交礼貌,正式场合和当面交往时,绝没有任何失礼的言行。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发表钓鱼岛讲话后不久,日本坊间就传言说,日本外交部官员有人发出了这种嘲笑,为此曾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那几位日本外交部的官员是在下班以后去一家小酒馆喝酒聊天,被一位狗仔队秘密跟踪偷听,第二天发表在一份八卦小报上,我们大家才看到。当然,那份八卦小报因此而销量暴增。
对于美日官员的这种嘲笑,我是不赞同的。就个人智慧而言,中苏官员绝不在美日官员之下,就政治技巧而言,双方大同小异,彼此相当。差异在于社会的言论自由上,美日官员有机会听取全社会各方人士的正反面意见,使用了成千上万人的智慧,因而犯错误的概率值较小,而中苏官员往往只能听到少数人的赞美之词,很难听到批评的声音,因而犯错误的概率值较大。当中苏官员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智慧去和成千上万人的智慧较量时,双方智力上的差距就很明显了。
中、苏官员着重于政治利益,忽视经济利益。（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还有一条,美、日、中、苏对于“正确”一词的定义不同。美、日官员做事,强调的是争取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是从属于经济利益的;而中、苏官员却往往着重于政治利益,忽视经济利益,话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追求面子。因此双方在谈判时往往能各有所得,各自“正确”,实现双赢。例如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日本追求国家经济利益,争取到了豁免战争赔款,等于从中国手里赚取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大胜而归。而中共当局则得到了日本的外交承认,提高了国际地位,获取了很大的政治利益,也是大胜而归。事后,美、日官员都对中国放弃国家经济利益的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但中方却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正确,因为政治利益高于一切。美、日官员嘲笑中、苏官员,只能说明他们不了解中、苏的政治文化。其实从个人素质上来说,所有国家的高级官员都是很聪明的。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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