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文革期间为何取消过年?(图)


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大串联。(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一厂技术员刘其舜的印象里,是一个特别寒冷的严冬。他当时想,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吧?天冷了,该过年了,还要搞下去吗?但他错了,文革不是差不多了,而是正在进入高潮。“一月夺权风暴”席卷而来,从上海蔓延至全国。

最闹心的是,连新年也过不成了。1月5日,署名“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登了出来。时年18岁的章仁兴是上海玻璃机器厂的一位青年工人,也是该厂的一位造反派。这封倡议书虽然署的是他的名,但却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假他的名字写的。倡议书呼吁: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决不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年

同时刊登的还有国棉31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来信,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宣布:新年算得了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刊登所谓“读者来信”和“倡议书”,开足马力大造舆论。上海“工总司”控制下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深情地称赞“章仁兴”的话“说得多好啊”:回乡探亲,毕竟是私事,是小事;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巩固刚刚夺来的大权,才是公事,才是大事。

仅仅4天之后的1月9日,中共国务院便顺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向全国发出了关于1967年新年不放假的通知。北京火车站,宣传车开始反复广播该通知。许多准备回家探亲的人,立刻到车站售票处退票。从包头去杭州的一个干部在北京转车时听到广播,立刻换了回包头的车票。

虽然不放假,新年还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上海话说:过了腊月二十三,白相过年关。但这一年的年关,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夺权大戏,成了新年俗。“……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惯。”

夺权大戏的高潮,发生在腊月二十六。往年正是家家户户“割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而1967年的这一天,上海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后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章仁兴和刘其舜都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仁兴记得,各单位都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去的。他们厂的造反派都去了,多人坐了四辆卡车。刘其舜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新年前不久,刘其舜被造反派一纸借令借调去当了工人记者。他去逛了一圈就走了,没有写任何报导。反正上面有统一稿件,凑凑热闹就行了。

在热热闹闹的夺权声浪里,1967年的新年还是静悄悄地来到了。2月8日除夕这天,上海玻璃机器厂正常上班。章仁兴一直到下午4点半才准点下班。晚饭和平时一样,在食堂吃的。

不过上海针织漂染一厂下午2点时就几乎没人了。虽然不放假,可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提前开溜。造反派头头们也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

取消过年,消减了合家欢的气氛,也消减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及人伦秩序的敬重之心。直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全面恢复了新年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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