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蒋介石的坚毅 领导中国最终胜利(图)


“学者多同意,若无蒋介石的坚持,中国撑不到最后胜利”(摄影:李子霁/看中国)

由台湾联经出版的《重探抗战史》,是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与中国和亚太研究学会(CAPRS)的跨国研究项目,历时近十年,召集了台、美、中、日四地学者,致力于以国际视野、多元角度、最新史料,探讨近代史转捩点──影响中国、台湾、日本、欧美深远的中日战争

本书力图融合跨国视角和档案,突破既有研究与原本偏狭的史观,做到“客观公正”地探讨历史的真相,并回答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而始终扑朔迷离的关键问题。经过多年艰辛的研究,主编郭岱君及其他学者们克服种种政治压力,最终融汇成煌煌三大册的巨著,不容青史尽成灰。

即使一人敌一国 也坚持抗战到底

其中,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同时是本书主编的郭岱君,在总结“中国为何能获得最终胜利”时,提出了重要一点,就是“蒋介石坚毅不拔的领导”。

学者们基本上都同意这个观点,即若没有蒋介石的坚持,中国是撑不到最后胜利的。早在1937年底陶德曼调停时,朝野就有过的屈服论调。即使支持到后来抗战,恐怕武汉沦陷时也已早早放弃。

学者王奇生在〈抗战初期的“和”声〉一文中指出,蒋介石的坚定心志超乎常人。其实在九一八事变时,我们在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忍”,当时蒋介石在忍辱忍痛、韬光养晦,悄悄备战。那时很多人都骂他,他也忍了下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伸则国屈,我屈则国伸”。而到了抗战前期,由于屡战屡败,大部分文武大员一下子都丧失了信心,朝中弥漫着一片主和的声浪--蒋介石却硬起来扛下压力,坚持拒绝屈辱和谈,甚至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王奇生强调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几乎是一个人在无数质疑和谩骂声中,独自撑持危局,颇有“以一人敌一国”的悲情与气概。

郭岱君指出,在抗战大战略上,蒋介石坚信“持久消耗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会让中国赢得胜利。当然,前提是要撑到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参与到东亚战事。我们知道整个抗战过程当中,英勇奋战的国军由于国力悬殊,始终在战场上接连战败,财物损失与人员伤亡非常惨重;面对这沉甸甸的压力,蒋介石却没有因此气馁或丧志。纵使后来失掉了半壁江山,他依旧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是“和”是“战”? 抗日复国乃大是大非

郭岱君指出,在抗战的态度上,蒋介石和汪精卫产生巨大分歧。其实以当时的艰难情势而言,汪精卫对于战果的悲观可以理解。在汪看来,中国没有打赢这场仗的能力,如果硬撑,反倒会落得亡党亡国,而给了共产党趁机坐大的条件。所以汪精卫建议蒋暂时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以等待机会未来再起。

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于右任和汪精卫等多次对蒋介石拍桌大骂。其实,中日之间的秘密和议从未间断。只不过蒋介石始终坚持和谈的底线,即“日本须退回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绝不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

一次蒋介石感冒,于右任去看他,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尔等数十年政见不同,但在抗日复国大是大非之事,尔等必须以民族与主义为依归”。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坚持,恐怕中国早成日本附庸。

汪精卫的屈服 与蒋形成强烈对比

在武汉沦陷以后,汪精卫出走了。似乎是对中国前景彻底绝望,他决定与日本合作。

郭岱君指出,历史证明汪精卫对于“国民党替共产党作嫁”的预测是对的。抗战之中,国民党牺牲奋斗;而抗日的结果,却由共产党收获。所以汪精卫最后并不是败在“主和”,而是他缺少蒋介石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以及决断与气概。

郭岱君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是带着满满的理想与愿景的。但当他注意到日方屡次违约,或露出掠夺中国的野心时,却没有勇气悬崖勒马,而是与日本继续交涉。当他离开重庆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在第三次声明中,就偷偷漏掉了“重光堂协议”里“两年撤兵”、“免军费赔偿”的承诺。连当时幕僚故旧都劝汪就此算了,不如归去,但汪仍旧决定留在河内。

后来与日方协调谈判,日本占领中华的狼子野心完全露了出来,尤其表现在最重要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中。当时代表汪谈判的陶希圣、梅思平都无法接受,主张应立即终止谈判,陈碧君也同意暂缓。其实,连汪精卫自己都说“这完全是亡国条件”。但他依旧一边唉声叹气中,一边签下了他的名字,自甘沦为日本军政府的掌上傀儡。

本文主要参考郭岱君:〈观察与省思〉,《重探抗战史(三)》(台北:联经出版,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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