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档案：潘汉年和日汪共三方密约(组图)
再谈潘汉年
远藤誉出版了一本书，轰动日本史学界，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应该翻译成“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男人”。（ 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作家张又普）
我的文章“特工潘汉年被灭口 到底是想掩盖什么？”大意是说，抗战期间，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代表延安政府前往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签署日汪共三方密约，相互停战，事实上结成三方秘密军事同盟。文章发表后，收到许多不同种类的反馈，全都表示文章内容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他们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也不愿意相信。甚至有人说，他们绝对不会相信这一历史事实。并且，所有人都要求我提供相关证据。
我生长在中国大陆，自幼接受官方的正统教育：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用人民战争，八年打败日本狗强盗，并从两万军队增长到120万，最终统一大陆，建立新中国。抗战期间我父亲一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陕西省，在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近30年期间，父亲给我讲述过许多抗战的故事，我意外地发现，与正统教育大相径庭。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很想知道真相是什么。1985年4月至1988年3月，我在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筑波大学图书馆巨大无比，藏书无穷，其中的东亚图书馆占了好几间房子，专门论述抗日战争的资料就有一屋子。在那三年期间，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常常利用业余休息时间，博览资料，无意中看到了潘汉年和日汪共三方密约的历史记录。然而我仅仅是个理工男，不是历史学家，看那些闲书，完全出于好奇心，就是想知道日本人是怎样评价中日战争的。我没有做读书笔记，也没有搞任何研究工作。2013年11月，我完全依靠自己的记忆力，写出了“历史人物潘汉年”的初稿，并在一些QQ群和微信群里发表，2017年12月整理改进后发表到《华夏文摘》上。受到质疑后，才注意到，我确实不记得资料的名字了。不过，读者们的质疑全都被转换成了我继续学习研究的动力，促使我了解到了下面这些知识，才产生了本文，向质疑者们提供证据。
抗战期间，拥有许多租界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变成了远东地区的情报中心，日、汪、国、共，都在上海设有自己的情报点，日本情报部门的首领是岩井英一，他们的办公大楼则被人称之为“岩井公馆”。日汪共三方密谈时，岩井英一是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之一。战争结束后，岩井英一返回日本，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字是“回想的上海”，详细讲述了他在上海期间的情报间谍生涯。内容丰富多彩，全都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潘汉年及日汪共三方密约之外，还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值得一提，并且都是我以往所不知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毛泽东「高瞻远瞩、足智多谋」，从1936年开始，就构思出了与日军合作，共同抗击国军的战略意图。
第二件事情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双方是军事同盟，周恩来常驻重庆。因此，延安政府可以通过合法和秘密手段，知道许多国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秘密。他们通过潘汉年，将这些秘密情报交付给岩井英一，再由岩井英一转交给日本军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岩井英一的回忆录中，对这些事实都有详细的记录和描述。作为回报，岩井英一在岩井公馆里为潘汉年设置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并提供电台等办公用品。同时，岩井英一每个月都要发给潘汉年两千港币，作为潘汉年提供情报的费用，两千港币相当于当时香港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资。
岩井英一每个月都要发给潘汉年两千港币，相当于当时香港普通工人五年的工资。（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解密了所有战争期间的保密文件，日本国家档案馆里成百上千吨的档案资料，消耗了无数位历史学家们毕生的精力。
1941年， 远藤誉女士出生于长春市，1952年随父母返回日本，1975年获得东京都立大学大学院理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先后在千叶大学、筑波大学、帝京大学、東京福祉大学任教，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任客座教授。她是一位日本职业历史学家，通晓中文，专门研究中日关系。 远藤誉教授先后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日本国家档案馆里众多的资料，发掘出了包括“回想的上海”在内的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2015年，她出版了一本书，日语原名是『毛沢東，日本軍と共謀した男』，轰动日本史学界。这本书的中文名字似乎应该翻译成“毛泽东，与日军勾结的男人”。
我很惊喜地发现， 远藤誉教授在书中所讲述的潘汉年及日汪共三方密约的历史事件，与我当年在筑波大学图书馆看到资料完全一样，似可证明吾言不虚，亦可证明她言不虚。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以上文献全都是日语资料。2016年，美国之音中文部专门采访了 远藤誉教授，并制作了一份长达41分钟的采访视频，采访过程完全使用中文，并对所有日语和英语部分添加了中文字幕或中文解说。当然，如果哪位读者愿意搞历史研究，并且通晓日语的话，请直接阅读远藤誉教授的书，请自己阅读并核实书中的参考资料，例如岩井英一的“回想的上海”。这就是我为读者反馈所提供的证据。欢迎大家进一步的反馈，补充、订正、反驳、责难。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