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身份神秘 并非只是“江青前夫”(组图)


江青在上海时,与唐纳(左三)、金山合影。(网络图片)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不多,唐纳身份也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劳燕分飞 各有归属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的蓝苹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从此改名为江青。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还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困顿落寞 江青接济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和江青1940年代在延安。(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拒见江青 晤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江青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她竟然悄悄地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女演员康健)。

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定居巴黎 弃文从商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和康健分手,又回到了上海,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对《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一见倾心。

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去。同年,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

在巴黎,唐纳更名“马绍章”,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红火。

1949年2月初,唐纳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1978年12月,唐纳获叶剑英接见。(从左至右:叶选基、叶选宁、唐纳、叶剑英、罗青长)(网络图片)

秘密党员 情报官员

1976年江青等“四人帮”倒台。1979年,唐纳首次从巴黎回国,“接待单位”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中共对外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后来与中共公安部反间谍等部门合并,命名中共国家安全部。中央调查部的官员告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夏其言,唐纳此行对外严格保密,并称“唐纳又入党了!”

当时中央调查部安排唐纳住在上海东湖招待所。做为好友夏其言去见到唐纳夫妇。他发觉唐纳变得谨言慎行,在沪期间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

唐纳这次回国期间,曾在北京获中共元帅叶剑英接见。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

叶剑英在战争年代,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唐纳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

唐纳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据报导,唐纳在巴黎开设天桥饭店,乃名流汇聚之处,而唐纳又有岳父的国民党招牌作掩护,不论是职业或是身份,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最佳选项,谁都不会怀疑他是中共高级情报官员。

1985年9月,唐纳再次带着夫人、女儿回国,由国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级的新锦江饭店南楼。唐纳这次回国,在北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导。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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