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专家吴晗是如何自取灭亡的？(图)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十余年前，拙文《吴晗——不止是个人的悲哀》在网上流传。仔细想来，关于吴晗，还有许多值得谈的话题。作为一位明史专家，吴晗从上世记40年代起，开始偏离学者生活规迹，转而热衷于政治，1948年起，死心塌地抱定宗旨紧跟中共，不料文革初突遭灭顶之灾。个中原因，多数人认为，由于吴晗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而1959年彭德怀在卢山会议上交的“万言书”，正是海瑞在嘉庆皇帝面前冒死进谏的再现。于是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彭德怀搞臭，就需要将《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先期拿下，藉以充当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

上述说法虽非空穴来风，然而纵观毛与吴晗之间的过从，可发现此前毛早已对吴心存芥蒂。只不过毛对此不愿明言，吴自己也未能明察，世人也就无法窥见其中玄机。在我看，毛、吴二人对明太祖朱元璋评价的分岐，已潜藏吴晗悲剧命运的伏笔。

中国人对古代帝王赞颂的一个专用词，是“雄才大略”。毛对古代雄才大略的皇帝格外关注。毛自视甚高，在《沁园春∙雪》中，他对古代最具霸气的帝王，毫不含糊地表露出不屑一顾的口气。他对秦皇汉武的评价是“略输文采”，对唐宗宋祖的评价是“稍逊风骚”，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毛真正服膺的帝王是谁？是汉初刘邦与明初朱元璋，原因有二：其一，刘、朱俱是打江山的开国皇帝；其二，刘、朱又都是出生社会底层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雄才大略”、踏着无数尸体夺得江山的开国皇帝。也正因上述缘故，农村低层出生的毛，对刘、朱的“雄才大略”，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与亲切感。不过毛总是欲盖弥彰，他披着一层马列主义的外衣，内心的真实倾向绝不显露。文革中毛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口气上就是学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毛尤其欣赏朱元璋那种杀人如麻、下手绝情、绝不左顾右盼的“雄才大略”。

偏偏吴晗正是研究明史的专家，暝暝之中仿佛早有定数，也似乎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吴与毛的交往，要从吴的一本书谈起。1944年，艰难的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在西南联大执教不久的吴晗应朋友约稿，写成《从僧钵到皇权》一书，全书写的是朱元璋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经历。吴晗写此书的初衷，首先是为了影射、攻击蒋介石，显示自己对民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是为了得到一笔不菲的稿费，以帮助全家及母亲、妹妹解决生活之窘迫。

《从僧钵到皇权》的第四章，标题为“恐怖政治”，行文中历数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文字狱以及设置锦衣卫以威慑官员与百姓等恶行。1946年西南联大自动解体，吴随清华师生回北平。次年，为弥补《从僧钵到皇权》在写作时资料的匮乏，吴对原作进行改写，改写后的书名易为《朱元璋传》。1948年8月《朱元璋传》定稿。同年11月，吴晗应中共中央之召，带著书稿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与新政协召开，并被毛泽东召见。交谈中吴将书稿呈毛。

毛细看了书稿，在此后的会面中，指出书中关于彭和尚的不同看法。不过，毛在附给吴的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却是毛真正在乎的地方：

……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究竟什么是毛指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吴晗其实没有弄明白，当然也无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书稿作修改。书稿在1949年4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同年吴晗荣任北京市副市长。

共产政权建立后不久，吴晗作为明史学者与副市长的双重身份，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经常出入毛书房的显耀人物。这对吴是一种无上的殊荣，而对毛而言，既可显示帝王礼贤下士的大度，又可借机从吴这里得到历史知识的补充。吴决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朱元璋传》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书稿先油印100余本，以广泛听取意见，当然首先是毛的意见。这一次，毛对《朱元璋传》的看法更具体、更明确。毛给吴的信中直接指出：《朱元璋传》的主要问题，是“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够全面”。在与吴的交谈中，毛更清晰地告听吴晗：朱元璋是农民革命的领袖，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些，不能写得那么坏。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来就是要看朱元璋的农民革命如何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历史进步，而不能过于关注朱元璋杀人多的恐怖政治。

毛看问题，的确比他身旁一同打江山的英雄们更“高明”。作为命运与朱元璋相似的农民领袖，毛意识到，只有充分肯定朱元璋，他自己在后人的评价中才有可能加分；否定朱元璋，毛作为20世记的农民领袖，将来在史书上地位有害无益。这个道理吴晗看不到，因为在吴的认知里，毛是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出现的。

由吴晗出面宣传朱元璋作为“农民革命领袖”，以及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丰功伟绩，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因为吴是著名明史专家，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比一般人更拥有话语权，也更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吴晗具有愿意美化、称颂朱元璋的可能，这源自他的双重人格已然形成——吴晗既是学者，又是政客。

关于学者与政客的区别，经济学家张维迎讲得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张维迎指出：学者言论虽有可能出错，但学者只讲自己认为正确的话，而政客只讲一部分人爱听的话。吴晗是否具有学者与政客的双重人格？应当从他的话语与行动中观察。上世记40年代初，吴晗进西南联大任教，易杜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洲出版社2012版）一书中，对吴有客观的描述：

吴晗专攻明史，刻意影射现实。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国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桩枉法，太监肆意妄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爱国人士和反叛的农民，这一切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吴晗借古讽今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明史，当他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

显然，吴晗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抨击民国政府以获取一部分人的赞赏。此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民族存亡时期，将历史课变成国内政治斗争的宣讲所，而非赖以学术建树来立足，实在不足取。有人从某一政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将吴晗包装成既是学者又是“民主斗士”。在我看，吴晗究竟是“民主斗士”还是政客？不难辨别。

1953—1954年，吴晗在以天安门为中心建立北京新的行政中心的问题上，与保护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梁思成、林徽因发生冲突。吴在此问题上竟鬼迷心窍，着了魔似地站在共产政权一边，力倡大面积拆除古建筑，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强烈，由此也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他作为政客的一面。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给了吴晗又一次表现机会。在批判“章罗联盟”的会议上，吴扮演了反右斗争的急先锋。吴晗在批判会上的发言，杀气腾腾、锋芒毕露，那种必欲置章伯钧、罗隆基于死地而后快的冷漠，那种落石下井、赶尽杀绝的绝情，令在坐知识份子无不毛骨悚然。毛钦点的六大右派中，前三位影响最大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已被吴晗一网打尽。在毛的反右斗争中，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所谓“民主斗士”与“政客”之间，“学者”与“奴才”之间，吴晗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是否已一目了然？

然而，对待自己的著作《朱元璋传》，吴晗作为学者的一面尚未完全泯灭。吴既要努力使自己的方法符合毛的“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不愿一笔抹掉历史的真实。如果把朱元璋的暴力统治，诸如胡、蓝案、文字狱、锦衣卫等史实掩盖起来，把杀人如麻、触目惊心的恐怖铁腕掩盖起来，那么他笔下的朱元璋也就失去真实性，这是作为学者的吴晗所不愿看到的。尤其是对朱元璋的刚愎自用的个性，以及一不做二不休的残忍品质的披露，对属下怀疑猜忌防范的阴暗心理的揭示，更是毛泽东的大忌。毛只能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这一套似是而非的说词，旁敲侧击地暗示吴晗：必须把朱元璋“写得好些”。

要知道，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抨击朱元璋是明显影射介公，自然获得一部分人喝采；1949年后继续抨击这位靠“农民革命”坐江山的朱皇帝，必将恼怒一个人，此人正是毛泽东。在毛的身上，明显闪烁着朱皇帝的影子，无论是胡、蓝案，文字狱或锦衣卫，都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只不过类似的血腥屠杀与镇压，在毛这里已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可惜吴晗对毛的心理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历史的真实之间的冲突，是如此不可调和。吴晗未来的命运也由此注定。吴晗虽步步紧跟共产政权，但作为学者，他无法篡改历史，也无法将朱元璋“写得更好些”。这使吴晗在《朱元璋传》的修改中，下笔显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的因素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发展，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他（朱元璋）用流血手段进行了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制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

最终定稿的《朱元璋传》中，无奈的吴晗给朱皇帝给出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这就是吴晗对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努力遵循的结果。然而全书在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对朱元璋的肯定和赞扬，仅是抽象的、空洞的；而对朱元璋恐怖统治所作的揭示，却是具体的、真实的。

《朱元璋传》的最终修改本，于1965年2月定稿，并再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新版《朱元璋传》在学术上一文不值，只能是一堆七拼八凑的垃圾。此时毛泽东的贴身打手江青正奔忙于京沪两地之间，与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暗中筹划《评新编历史剧》的撰写。江青此举，正出于毛的授意，这一点在今天看，已成无争议的史实。最终定稿的《朱元璋传》，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客观上对吴晗已无任何意义，因为此时一根绞索已悄悄套在吴晗的脖子上。这根绞索何时收紧，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文革后不久，吴晗成为最早享受官方恢复名誉的人物，甚至在清华园建造了晗亭以资纪念。这似乎是对吴晗屈死阴魂的一种抚慰。依我所见，其中原因并非在于吴晗属文革初即惨遭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倒是恰恰表明CCP对“吴晗”们的需求是永久的。在我看，人们最终将发现，这个晗亭其实是对吴晗悲剧人生的一种嘲弄。吴晗的悲剧提醒人们，学者必须在人格上保持独立，一旦放弃人格的独立，或许正是自取灭亡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