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运动被捕者：她们是谁 经历了什么？（下）(图)
上海市民白纸抗议（图片来源：HECTOR RETAMAL）
【看中国2023年2月21日讯】4酒馆、地下音乐，那些夹缝中不可言说的公共空间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青年运动50周年。
5月11日，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场“致敬60年代”的朗读会，位于居民楼的二十层、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这是为纪念“五月风暴”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
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空间里的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将我们吞噬”。这是居伊·德波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
在“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朋友。
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空间，因各种困难，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大家在这里读书、讨论、生活，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彼此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北京，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曾经的北京，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后，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新时代”已开启，很多过去老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渐渐萧条。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空间里的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公正议题，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单向街书店，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除此之外，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有地下音乐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这样。她喜欢传统的民谣，包括新裤子乐队、张悬的歌等。“她也喜欢地下音乐，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她的男友回忆。
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她会想起胡同里一个叫“暂停”的小酒馆，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里只有10平米不到，挤在胡同里，透过一张开在墙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
10平米，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馆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当年那里却是一些“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发生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前往现场支援。许多年轻人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关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者眼中，他们是“左翼青年”。
曾经，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这里的常客。她记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馆实在太小，有时大家只能站在门口。冬天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瞎聊，酒馆会提供军大衣。
酒馆内常有“不插电”的演出。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在另一个视频中，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风呼呼吹着，天很蓝，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几何时，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寻找自由。
这些自称“廉价而业余”的小酒馆，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年轻人也循声而来。“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就像节目里我说的，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开一家⼩酒馆能有什么意义，其实趁年轻，开一间酒吧，帮任何人完成⼀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们的经验中，在北京，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另一个酒馆，在2019年开张2个月，卖光了2019杯酒，然后就决绝关张。
除了这些小酒馆，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
这一片，以音乐为载体，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影视公司，文化媒体出版机构多。很多时候，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有文章曾这样描写。
2022年12月18日，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学时，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叫“不二酒馆”。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
一位常去酒馆的朋友记得，不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这里会做一些读诗、观影的活动，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记得，酒馆曾放映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正发生》，让她印象深刻。
这位朋友是先认识杨柳的。杨柳做记者，文字很好，她们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动，后来见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顾，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压“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觉得，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
“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2023年1月，怀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这样说。
5“一群认同行动主义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后，阿田去搜索，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此次失去自由并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个晚上，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他说。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次被抓的朋友，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她们都是同情心、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参与再说。”阿田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
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个网络上的交流，议题是关于“躺平”的。阿田问登登：“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因素。”
登登是白银人。家境不错。她先是在福建师范大学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网课教师”。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经写过登登打工的经历。
研究生毕业后，登登先试在教培行业，后来因为“双减”，又去做直播卖教辅书。朋友们都很惊讶，登登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乐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后回忆，登登说过，其实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长到底怎么想的。登登兴趣十分广泛，她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所以决定申请奥斯陆大学的戏剧专业，去继续学习。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里也都和体制、半体制有关。在她们这次出事后，联络家长很困难，父母们的态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们和家人的沟通是不足的。”
阿田记得，2022年春节过后，他联络几位学社会科学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属的矿。四五个人一起去。他们选择了去湖南郴州的几个矿，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乡。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较沉着。虽然毕业没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气地和受访者交流。”阿田回忆说。虽然此前大家并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块儿去。“我们都对不发达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来，曹芷馨研究环境史，“她是真的关心环境”。他们曾一起聊过华南的这些有色金属矿和北方的煤矿有什么不一样。谈到北方的煤矿至少能给本地的农民带来利益，而南方这些有色金属矿都是国有矿，本地人并没有因此受益。
他们想研究那些不发达的地方，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结合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在这种探访性的田野调查中，阿田发现，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谱”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好奇，以及对社会的关心来做这一切。”
他们一起去了铀矿那边，找到一个寡妇村，这个村庄里，第一代“找矿队”的矿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们在得病之后，沦为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对这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愿意多管闲事，都不会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说。
2020年，一直在上学的阿田“想和社会接触”，曾去一家新闻机构做了半年记者，还是秦梓奕牵线。
在阿田看来，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而自己的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们，都对这些问题有关怀。其中一些朋友，想结合短线的新闻来关注，通过去做报道。“她们都有有机的问题意识。”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这么年轻，又如此热情，是认同“行动主义”的朋友。她们关心眼前具体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赋能的。
“基本上来说，她们都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和社会原本隔着一层的。”阿田说。他依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对这些“好学生”，也会有一些让你和社会隔着一层的工具，例如做学术。但是，总有一种力量，可能对这些一直升学上来的生命状态产生冲击。例如一些公共空间，例如一些社会探访，以及参与一些志愿行为。阿田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养老院采访，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当你一旦开始关注社会，会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文章等，发生一些链接。”事实上，在北京，有更多这样的聚会，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议题会引起她们的关注。这些议题就是比较广泛的“社会不公”。
阿田认为，对ta们这一代人来说，“八九”运动虽然震撼，但还不是最有肉身经验的不公。对今天的这群人来说，当ta们站出来，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还是出于很朴素的正义感，大家也愿意去克服恐惧。“Ta们有能力去克服社会性的冷漠，而且不轻易屈服。但同时，大家也非常缺乏经验。”
“对她们来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个别人参加社会事务比较多，更多的人是一种亚文化的气质。”阿田说。但他也认为，“这一切并不矛盾。大量的年轻人，并不是高强度关注社会事件。具体做一些事情，也和机缘有关。”
“今天在中国，你无论做一些什么，都会受到打压。但是，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总会发生。你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一片无情无义的土地？然后，你就会想着要去做点什么。”阿田说。
6“这些封控的日子，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来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们，曾经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别重逢。
年轻人相聚总是很开心，但大家总体的感觉还是“太压抑”。从2020年开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开始更为严厉。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个月，接着是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整个中国，封城已成为常规手段，全员核酸，以及动不动的全城“静态管理”。她们身处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谬。
“元婧说，曾经有一次，她在寒风中排队四个小时才等到做核酸，还飘着大雪。”蓬蓬说。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润”的话题，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南磨房乡南新园小区，要求全小区所有住户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离多长时间，未告知是否入户消杀。自5月8日以来，所有住户严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户已久，每天配合上门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离恐会暴露在风险环境中。许多住户偏瘫、许多住户怀孕大月份、许多住户家有新生儿……现居民怨声载道，请有关部门重新考虑全小区集中隔离政策。”
这条微博，直观地描述了处于封控中的人们的生活常态。而小可后来才知道，此前，杨柳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防疫政策，已经被网警找房东威胁。
在小可眼中，杨柳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记者，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欢写诗，也喜欢化美丽的妆。有时，男友林昀会把杨柳的诗谱成歌。在一个专辑中，有两首歌是专门写给杨柳。有一首叫《葬礼晚会》的歌，杨柳作词，翟登蕊唱的。“很好听”。
小可说，这帮朋友都很优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杨柳本科在华南师大学社工专业，后来申请到新加坡的教育学硕士，毕业后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稳定。但因为深爱写作，觉得没法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国，做了一名记者。她看书喜欢做摘抄，用钉子定下来，近些年，文字越来越好了。
疫情期间发生的荒谬而痛苦的事情，不断刺激着这些敏感的心灵。小艺（化名）记得，她们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创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纪90年代，Dailda来到中国。曾经经历过战乱的她，那时只有10多岁。如今，她目睹疫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封控，说，这些封锁，以及带来的恐惧悲伤，其实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小艺说，这让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中，她和她的同伴们，本质上和难民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经历的这一切封锁，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想起李元婧，那个原本最没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经济条件好一些，有时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来要去法国上学。她从小衣食无忧地长大，很胆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带走，回来后曾说，只能吃馒头，脚都被冻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为自己办生日，给大家都发了信息的，但这个愿望永远错过去了。
还有曹芷馨，1月16日，因为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录制的视频突然被传开。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恍惚，“没有勇气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带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赶飞机，当天暴雪，飞机延迟。结果等他下了飞机，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们。在那个夜晚去亮马桥时，她们只是怀着热爱，毫无戒备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关押的朋友们，有的见到了律师，有的还音信皆无。
“不二酒馆”重新开张了。但暂时不见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见了林昀和杨柳。不过酒馆里的“宝贝”，那个小小的黑板还在。
酒馆最早开在鼓楼，后来由于北京治理“开墙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据说，当年搬家的时候，为了把一块小黑板搬走，把原来的楼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录了几句诗：
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诗句出自北岛的《雨夜》，还是2014年酒馆开业那天写上去的。
（本文为《议报》转载。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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