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21世纪中国的革命与领袖(图)
一个企业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上（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20世纪百年的华夏民族，概况的说，在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方面是不成功的。在中国20世纪的政治话语中，把“革命”简单的理解成一种暴力性的行动。其实，革命在远古华夏民族的话语中，首先是一种“顺乎天而应呼人”的顺天应人的文明实践，在政治上，革命决不仅仅是暴力、战争、或者运动，在社会意义上，革命即是对于社会生活中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现象进行强制的剔除、涤荡和消灭，革命只有符合于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要求，只有服从于民众生活的幸福与快乐，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毫无疑问，中国人在20世纪对于革命的理论解释极其错误和荒谬。
由此上推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从哪时起，由于嬴政父子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直接导致华夏民族在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直至20世纪末，我们这个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拥有伟大的农业文明成就的民族，始终没有能够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种的生产方式，且农业人口始终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其它形态的社会分工——包括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等，始终不能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和成熟。
在21世纪的当下，中国大陆社会集中了1950年以来的全部社会问题和矛盾。事实证明，1950年之后的“政治挂帅”和1980年开始的“经济中心”，皆是一条无法走通的社会运动模式。也就是说，1950—198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和1980年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都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要义与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站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华夏民族必须高举起文明与幸福的旗帜，以期真正走好21世纪百年的剩余未来之路。
21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革命任务主要内容——价值革命、制度革命、产业革命。这就客观上要求在思想和政治领域以及企业界涌现出无数位的领袖型人物。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在社会的一系列主要领域里完成一系列的伟大的文明革命和升华——价值层面、制度系统、产业领域，这三大领域是社会革命的主要的阵地。也就是说，21世纪华夏民族需要在社会的三大主要领域进行持续而协同性的革命，即进行价值革命，以改造民族的精神素质和思维方法，在精神上转向以探索和认识自然界物质的方向，并且，把思维方法上升为逻辑的、科学的思维；制度革命的关键是以公平为基础，把社会的运行机制建筑在可靠的、牢固的法治框架下；产业与科技革命是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成功的前提与核心，华夏民族的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属于一种以家庭为主要的劳动力组织的小农耕作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形态，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持续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中国社会现在的产业结构，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固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中国产业结构的科技基础与制造能力仍然极其薄弱，21世纪中国面临着极其艰苦卓绝的产业与科技革命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多样的、综合型的，既包括传统的农业领域的产业革命，由包括工业与所有的制造业、商业与服务业、以及崭新的科技型产业领域。可以说，21世纪中国如果不能够在产业与科技革命方面做出独立的、杰出的贡献，那么，中国社会就将在未来长期的落后于其他国家。
价值革命、制度革命、产业革命——这些社会任务的完全，是华夏民族的一场全面的、整体性的、综合型的社会文明升华和文明革命过程。
在这样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华夏民族迫切需要一大批杰出的、符合人类文明需要的思想领袖、政治领袖和企业领袖。具备了这个的条件，华夏民族才有可能走好21世纪百年剩余的时光。
截至现在，中国大陆起自1980年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进行40多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近十年来，中国的决策者没有能够找到走出和超越改革开放时期的正确方法。
1980年开启的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以2019年末的大瘟疫的爆发是为标志，在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的贸易争端以及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中戛然而止。接下来的世界形势将是一场全球性的大争战和大重组的时期。全人类已经处于在经济、政治以及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不确定的状态中。
在21世纪当下，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和勇者，迫切需要树立正确智慧，只有如此，才能够为化解各种现实社会目的找到正确方法，并且开启一种可期的文明未来。
文明的智慧、正确的方法——这对于21世纪华夏民族最为重要。
徐国进
2023年1月7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