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领导人习仲勋被谁关押了十六年？(图)
1975年，习仲勋在龙门景区前留影。（网络图片）
习仲勋和我们一样，曾数次遭受到毛泽东的打击和迫害，险些被整死。最大的有三次劫难：第一次是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长征”剩余残兵败将部队抵达陕北根据地后，重演在井冈山搞“AB团”的手段，重演夺取军权的故伎，整肃刘志丹的领导班子，采取逼供信酷刑威慑的恐怖手段，杀戮一大批拥护刘志丹的中共干部，当时习仲勋几乎被活埋。
第二次是1962年9月间，在中共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抛出“利用小说反党”论，点名刘志丹的弟媳妇、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建彤（1920–2005）所著长篇小说《刘志丹》（其时只由一些报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尚未正式出版发行）是一部“反党小说”；指明后台有一个以习仲勋、贾拓夫（1912–1967，也是陕北出身，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后在文革批斗中被活活打死）、刘景范（1910–1990，刘志丹的胞弟，李建彤之夫，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地质部部长等职）为首的“西北反党集团”，把他们加以严厉整肃。刘志丹虽早在30年前“牺牲”（实际是被整死），也被清算扣上“叛徒”的罪名。据不完全统计，《刘志丹》一书酿成的文字狱和“西北反党集团”冤假错案，株连延安老根据地及其他的各级干部乃至群众，多达六万多人；许多人无辜遭殃，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极为悲惨。
第三次是“文革”中再次以“修正主义反革命份子”的罪名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揪出来批斗和挂大木牌游街示众。习家被赶出北京，父母、弟兄、姊妹天各一方，整整十二年未团未聚。年幼的习近平当时也作为“反对革命”的狗崽子送进“劳改队”，一个异母姐姐活活被整死。
我们一群老人经常在讨论一个问题：成立“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为了什么？参加“中国共产党”又是为了什么？回顾我们几十年走过的历程，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晰，但也越来越糊涂。清晰，反映在习仲勋等老人一生中；糊涂，是在毛泽东身上。
为了倍受凌辱的中华民族复兴，为了中国民众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了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二十世纪初年，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一股“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席卷全世界，也席卷到中国来。陈独秀、李大钊等先知先觉的知识精英脱颖而出，去探索一条使中华民族走上康庄大道的复兴之路。这时从俄国传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应时而生。陈独秀、李大钊当之无愧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带着各种“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就是这么一个动机不纯的人。
毛泽东青年时的抱负是什么呢？一首“蛙咏”跃然纸上：“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所以毛泽东自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此言不假，“马克思主义”是他的迷彩服，秦始皇的“韩非子”“法家”理论和权谋才是他的核心。毛治国靠法家的“法、术、势”三刀。“马克思主义”只是包装“法、术、势”的䌽衣而已！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说实话大跃进饿死三千多万农民的彭德怀；打倒说实话“饿死人，要上书”的刘少奇。为什么？毛泽东要“青史留名”，而非“恶史留名”！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67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画圈，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出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
“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弃，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阎王却要他去了阴间，叶剑英元帅领头粉碎了“四人邦”，他的“家天下”终于飞灰烟灭。曾国藩有言：“驭将之线，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挟智术以用世，殊不知世间并无愚人。”毛泽东对秦始皇推崇的“韩非子”的理解竞不如曾国藩。他想从先秦法家那里去找驭人的方法，找到摆脱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历史罪责危机的出路，由历史罪人跃而成为“开天辟地”的英雄，流芳千古。历史事实做出了公正的回答：毛泽东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是为了实现他从青年时期就定型的抱负：“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马克思主义仅是毛泽东驾驭党内外民众的一件绚丽外衣，“共产党”是他的工具，登上不叫帝王的帝王宝座，永续毛氏江山，才是他的人生目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入党动机。
习仲勋的行动却为我们作了明确的回答：为中国民众谋幸福的“革命动机”，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真金不怕火，诬陷击不倒。真可谓：无私无畏，真金不怕火，诬陷击不倒。他为民众谋幸福的无私立场，不管问“资”问“社”的政治压力，杀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来了。
习远平着文说，1978年到广东探望父亲，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沿途看到地里干活的几乎都是妇女，一问才知道当家的男人都逃港（香港）打工去了，被抓回来的“偷渡者”，浑身湿漉漉，被铐着，武警押送着。当时偷渡者是被看成“敌我矛盾”的。深圳、香港仅一水之隔：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父亲听着，沉思着。后来我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跑遍了广东的23个县、市，多方面了解了广东的贫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有鱼吃也没有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老百姓戏称为又粗又长难于下咽的“无缝钢管”。同时，我父亲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氾滥，认为不是沿海人的觉悟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这是一段仲勋老，一切从为民众的实际生活出发，而不从“主义”为本出发的具体光辉思想认识。如果没有一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民众谋福利为宗旨的无私无畏磊落襟怀，在问“资”问“社”的政治压力下，是不可能有广东的深圳特区的，也不可能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
还有，习仲勋同情1986-1987年兴起的全国各城市的学生运动，赞同他们提出的“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反腐败，反官倒”的诉求；义正辞严地反对在元老召集的“生活会”上“逼宫”罢黜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坚决反对出兵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群众，并因同情和支持赵紫阳总书记而被勒令“靠边站”。凡此种种，如果没有大公无私、大义凛然的人生观，是万难办到的。古人云：无私则无畏！习仲勋不愧为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习仲勋一生为民众“甘为孺子牛”的作为，才是值得加载中华民族千古留芳的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