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忆李怡（下）(组图)
亲朋好友在台北悼念香港时事评论家、自由专栏作家李怡先生。（图片来源：淳音/自由亚洲电台）
李怡先生以87岁的高龄离开我们，凡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惋惜不舍。他一生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里，他的思想影响了足足三代知识份子。
（接上期）
李怡的内疚与遗憾
李怡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对这一阶段思想状况表示悔疚的文字。他时常谑称自己是“青年误导师”1，这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往往被受他影响的年青人尊称为“青年导师”之故。他觉得，自己把青年人引入“亲中共、爱社会主义中国”的歧途。他说，当年“我也常被邀到各大专学校演讲。大致是为中国说好话，解释大专学界对中国的疑虑。那时有学生称我为“青年导师”，后来我觉悟，深感愧疚，于是自嘲是“青年误导师”。他坦承：“对于我过去的错，和被我误导的人，我深感抱歉羞愧”2。又例如：他说：“我坐在出境大堂的椅子上，想到自己过去为中共政权辩解，而现在当困境临到自己身上，我无法为不仅不合理、而且是荒谬已极的倒行逆施作任何辩解。我以前做的事，是不是错了？”3
黄永玉为李怡所绘的速写暨张佛千所撰的嵌名联。（图片来源：Yylamcat/Wikipedia/CC BY-SA 3.0）
李怡确是应该感到内疚的，因为他在办《七十年代》的时候，已经知道中共的黑暗，也知道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状况。他太太梁丽仪在大陆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遭遇他是知道的，他每次返大陆探亲产生的莫名恐惧也是真实的。他每次从大陆返回香港时，“我如释重负，几乎半跑地回到港境”4，这个感受，同当年香港人叫深圳做“心震”（粤语两者是谐音）一样，一返大陆就会产生一种恐惧感。这些认识都在他未创办《七十年代》之前。况且，他在1970年创办《七十年代》之后，很快便“理想破灭”。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两次强调1970年三到六月期间他的理想已经破灭5。
既然他在办《七十年代》之前早就知道中共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真相，既然他在《七十年代》创办之后不久就“理想破灭”，那么他在《七十年代》的文章客观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具有欺骗性的文字了（起码是回避真相）。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解释，即那时虽然看穿中共的虚伪，但仍然希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因此常常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个传统中共的说辞为自己开脱，而继续愿意为中共涂脂抹粉将近十年之久。在这点上李怡是的确误导了不少知识份子，所以他是应该内疚的，也是应该“深感抱歉羞愧”的。
他对当时自己面对的矛盾有这样的解释：“对当时的我来说，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曾经是我的想像共同体。但社会主义祖国的极左思潮，尤其是对毛的歌颂，已经到了违反常识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体有些动摇了。只不过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国的不合理现象会改变。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机构工作，妻子又在大陆生活，这种想像共同体已经与事实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结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实共同体中，寻找个人的发展空间”6。笔者唯有接受他这个解释。
李怡终于醒悟
李怡难得的地方，是他有一般人不太具备的自我反省精神，他一旦幡然醒悟，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与中共割席，改弦易辙走尊重事实，尊重良知的道路。
以李怡当年在中共系统内的地位，他是可以飞黄腾达的。虽然在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前，香港的左派都要承受低工资的煎熬，但在中共改革开放后，鼓励大家“下海”经商，左派关系可以一下子变成发达的重要条件。与《七十年代》同期（但略靠后）的还有两份左派外围刊物《镜报》和《广角镜》，都是肩负替中共宣传的任务。《镜报》的负责人获中共的犒赏，是独家代理一只名贵中药，因而发了大达。《广角镜》有一个编辑（按：不是翟暖晖，他为人正直，晚年还发表文章批判中共，并以85高龄参加港人的抗争示威游行）则利用该杂志的亲中背景派生出一份军事刊物，然后以此与中共军方合作做起军火仲介来。有一次笔者在北角天后地铁站偶遇他，他洋洋自得地告诉我，他在柏景台（天后地铁站上的豪华住宅）有好几个单位（我当时心想，谁还敢说在左派工作要挨穷）。所以当时的李怡，如果以他在左派的条件，以及《七十年代》受重视的程度，要像其他杂志老细一样发达是绝对不难的。
但李怡没有这样做，他为了坚守真相和良知，宁可选择一条甘贫如饴的道路，他在接受《苹果》记者访问7时坦承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挣扎过程：
“最痛苦是思想独立，现实环境却很难分割。”
“有好多挣扎，因为我与左派关系好深。”
“挣扎什么？”记者问。“利益。”
“什么利益？”
“离开左派阵营，太太要离开左派工作单位，每个月提供的住房，不能再住，现在说来长篇。”
在李怡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有类似的表述。
导致李怡毅然决然“变节”的原因，是中共政治的荒谬性，使长期为它做宣传的人，也觉得除非出卖自己的灵魂，否则是无法做下去的。《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长期在《文汇报》撰写小块文章为中共政策辩护铨释的，最终也觉得继续做下去自己要精神分裂，因为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不相信，所以最后“揭竿起义”，离开《文汇报》创办《争鸣》，转而揭露中共的黑暗。
《七十年代》在1970年创刊后不久，中共政坛荒谬事接踵而至。1971年中共第二号人物、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林彪叛逃苏联，结果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批林批孔批周公”，把矛头直指对李怡有知遇之恩的周恩来；1976年周恩来逝世引发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同年毛泽东逝世，引发后来的宫廷政变“抓捕四人帮”；1977年开始出现的“伤痕文学”，是一次由民间自发揭露中共统治下的残酷荒谬，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道德的践踏等等事实......面对这些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都无法继续为中共做宣传的。事实与宣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冲击做人的道德底线，终于导致李怡要作出摒弃中共的选择。
《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特权阶层在中国”（图片来源：程翔与《消失的档案》提供）
《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特权阶层在中国”（图片来源：程翔与《消失的档案》提供）
《七十年代》挑战中共钳制言论的社论。（图片来源：程翔与《消失的档案》提供）
这时，身在中共体制内的李怡，仍然想为杂志争取一个比较宽松的言论空间，他在1979年的7，8，9三个月连发三篇社论力陈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题目分别是“反对中共当局非法没收本刊”、“怎样的言论对中国有利”、“言论开放有利于安定团结”。这三篇文章，以中共封杀《七十年代》为题，谈言论自由对中国的重要性（见附图）。这些陈情当然不得要领8。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廖公船事件”。1979年《七十年代》九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特权阶层在中国”。是寄自北京的来稿。文章开头说：“文革以来，中共内部本来并不明显的特权阶层日益恶性膨胀”。这篇文章直接批判了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他下令“彻底搞垮《七十年代》”。此事李怡在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载9，这里不赘。从此李怡与中共的关系嘎然而止。
一个对中共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只因批评领导，即被扫地出门，从此可见这个政权的虚弱；
一个对中共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为了捍卫良知，弃权贵如弊履，从此可见这个伟人的坚强。
明白了李怡同中共的这些关系，则李怡的思想转变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今日我们在悼念李怡的时候，就应该珍惜他给后世留下的思想遗产。李怡一生三个思想阶段，反映了一个知识份子应有的气节：追求真理，不畏权贵。他体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追求的境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陈寅恪：《海甯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
2017年10月笔者与李怡先生同游加拿大洛矶山。（图片来源：程翔提供）
作为李怡的一个长期读者，我觉得值得我们撷采的思想遗产有以下几点：
知识份子要为客观的事实、为自己的良知、为见证历史负责。要做到这三点，我们需要坚决捍卫思想、言论、表达的自由；而为了捍卫自由，我们就必须有思想准备，必要时作出个人的牺牲。
知识份子必须具备自我反省的能力，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并与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见解和信念决裂，当客观事实和主观认知产生矛盾时，必须尊重事实。
自古英雄出少年，长江后浪推前浪，年长者切忌故步自封，老气横秋，要勇于向年青人学习，支持他们那怕是不成熟的尝试。
李怡先生千古！
备注：
1、《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2、李怡“三姓奴才的心路历程”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53
3、《失败者回忆录》02：圈内圈外
4、《失败者回忆录03：“杀气腾腾”
5、 《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25 “人生交叉点”及页61“爱国是虚假的，权力是真实的”
6、《失败者回忆录》64：《七十年代》创刊背景
7、冼丽婷：《专访：李怡从左到右的挣扎》 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8月5日
8、《失败者回忆录》85：“裂口的开始”
9、《失败者回忆录》86：“太岁头上动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