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男童夭折事件何以引发众怒?(图)


兰州居民与警察对峙(图片来源:视频截图/网络)

【看中国2022年11月6日讯】兰州七里河一名三岁男童与11月1日夭折,警方确认了此事,并认定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死因。孩子父亲并不满足于蓝底白字的通告,开设了“为儿子讨公道”的社交媒体账号,要发出自己对事件的声音;一个自媒体主理人采访了他,理清了全部的时间线。

这条悲哀的时间线照亮了当日12时至14时之间的悲剧进程,也捉紧了关注者的心悸。那总也打不通的120热线,拉长了默片一样的两个小时。时间线上时而响起父亲无助的哀求,并不见得总有回应,时间线最终停止在距小区仅9分钟车程的医院,如拉直的心电图。

孩子的父亲之所以觉得欠缺公道,是因为他坚持若要追溯儿子的死亡事件,起始时间点应该从12点后他发现险情算起,必须包括他无法打通120的时间,也不可避免地涵盖他求助小区防疫人员遭拒的经历,而不该从警方通报“接群众求助警情的13时43分”算起。

警方通报简述了处警情况,可以理解地无法实现孩子父亲及外界要求的全面调查功能。警方通报与当事人、社会公众的期待有落差,并且这个“落差”势必演变为共同的担忧——担忧它成为男童夭折事件的官定版本,进而成为其他人推诿责任的“挡箭牌”。

这些被推定要为男童之死负上责任的“其他人”,包括120急救人员,尤其是冷对求援的社区卡口人员。无论是男童父亲、出面帮手的邻居,还是外围关注者,都认为一氧化碳中毒固然是事实,但若介入救治及时,男童不致于夭折,舆论与愤恨正是纠结于此。

这名男童的夭折,不可避免地写进疫情三年的民间记忆,与诸多类似的死亡事件一起,在疫情历史的主流叙事之外,留下斑驳痕迹。这些记忆与痕迹,成为引发众怒的原因之一。可若要考究起来,群情激愤的背后成因,可能不限于死亡,更与生存息息相关。

七里河男童的死完全可以剥离其个人特征,而与类似处境中的其他死者一道,抽象地提炼问题意识,聚焦到具体漏洞。例如,疫政轮作三年,针对老弱病残的急救之需,从未有成熟预案被吸收到统一的防疫作业模式中,这种致命的短板像伤口一样暴露着。

这就是众怒的第一层原因,负有保民安民之责的公务人员与一般民众在急救生命的问题上,世上少有地不能同步思考,无法共享焦虑。防疫人员要求包括男童父亲在内的居民令行禁止,可他们却拒绝响应人命关天的应急征召,这种单方的无度索求令人厌恶。

那有人会问,上海有过类似案例,西安有过类似案例,为何轮到兰州,人们为什么还能一样地怒气冲冲?要回答众怒的保鲜度问题,还得将视线从现在、普遍共情的实际焦虑上移开,望向未来与前景——在这两个词语所象征的预期管理中找寻更多原因。

这就是众怒的深层原因,人们无法展开个人的、家庭的、公司的合理预期——不是人们或社会有多么野心勃勃,而是连基本的计划都不能铺陈——人们在预期管理上陷入了虚无状态。这种挫败感数年如一日地折磨着人,关注者在男童夭折上看到了与终止有关的相同喻义。

第一层众怒是指向一个社会本来最不可能匮乏的公共关怀,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最弱者当作代价;第二层众怒是内观,回到私人的命运感,却也发现无所立足。因此,众怒的底色是大众普遍的失望,它是沮丧之心的共鸣,难道连如此显著的共鸣都听不到看不见吗?

妇孺的死难与不幸最能激起社会情绪的震动,所谓恻隐之心,所谓不能忍,这是人兽得以区别的道德伦理。而兰州男童之死更扯动了弥漫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忧愤——这种忧愤历经三年沉淀,本以为会扭曲国民性,可死亡事件却让人们彼此唤醒。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照相的宋师傅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