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城一战 明朝“北京保卫战”(图)

于谦为兵部尚书(今国防部长)，全权统筹帝都的抵御之战。（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前情提要

西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号大明，并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赶出中原。退居塞北的元朝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远征后，势力逐渐衰弱，内部严重割据，最后分裂成东、西两大互为对峙的势力；东蒙古称为“鞑靼”，西蒙古称为“瓦剌”。

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瓦剌首领脱欢结束蒙古内部近半个世纪的兵祸，完成东、西蒙古的统一。脱欢去世后，其子也先承袭父职(太师之位)，带领蒙古恢复至元朝统治时的根基，并于正统十四年七月(1449年)大举攻明。同年八月十五日，也先于土木堡歼灭明朝五十万大军，活捉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史称“土木堡之变”。(详见〈中秋惊变！明英宗“北狩”事件〉一文)

帝国陷入危急状态

明英宗被俘的噩耗传回北京，群臣聚泣于朝，其时瓦剌骑兵在长城内四处攻伐，恐将兵临城下。侍讲徐有贞以天象有变之由鼓吹南迁，其言：“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一时朝野人心浮动，“上下无固志”。

兵部侍郎于谦厉声回绝：“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有鉴于南宋偏安一隅的历史教训，于谦决意死守帝都，其主张也获得许多大臣及太后的支持，最终廷议乃抗战到底，即刻进入备战状态。

积极备战

首先是稳定“国无长君”的局面。明英宗亲征前，命其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八月十五日英宗被俘，为了避免朝廷陷入群龙无首之境地，皇太后孙氏迅速于十八日颁诏天下，立英宗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监政辅国，抚安天下。又于二十一日迁于谦为兵部尚书(今国防部长)，全权统筹帝都的抵御之战。

第二是严明朝廷纲纪，杜绝宦官再次干政。宦官王振因着明英宗的偏信，擅权专政，酿造土木之祸。八月二十三日郕王摄政朝议，群臣奏请诛杀王振九族以平众怒。郕王未作回复，群臣悲愤之下不顾朝廷礼仪，当庭殴死马顺、毛贵、王长等王振党羽。一时“血渍廷陛”，朝班大乱，成为明朝史上有名的“群臣打架事件”。

郕王大惧即欲避入宫中，于谦排众直前扶住郕王，请求郕王当众宣示群臣无罪，王振党羽罪该当死，才使得混乱的朝会逐渐安定。郕王应了群臣之请，下令王振一族无论老少全数斩首。

第三，拥戴郕王登基。瓦剌太师也先挟持英宗向明朝勒索；为不受瓦剌制约，以及稳定太子幼冲、皇权代理的惶惶人心，于谦等大臣于九月初六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是为明景帝，并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也先闻知北京已立新帝，勒索谋利之计已然不成，遂改以“归还英宗”之名进军北京，引发后续的“北京保卫战”。

第四，整军备战。明朝五十万大军包含精锐京军(俗称三大营)在土木堡之役中全军覆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于谦奏请起复战败逃回的将领，并加强边境军镇的防御，如宣府、大同、居庸关与紫荆关等处，为京城争取更多的整顿时间。诸如：分道征调全国各地军队、民兵驰援北京，令工部加紧整治兵器铠甲，动员官方及民间力量运送粮草，加固北京城墙、城濠、门闸等防御工事……。

北京保卫战

也先俘虏明英宗后，为整合蒙古各部意见，在十月才确定进攻北京，让于谦有一个多月的备战时间。如果没有这一个多月，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走向。十月初四，也先挟持英宗抵达紫荆关北口，此乃通往北京之咽喉要道；紫荆关告急，明朝紧急派兵救援，但为时已晚。也先攻下紫荆关，并于十月十一日出现在北京城郊。

武将石亨建议收兵入城，坚壁不战，持久疲敌。于谦反对道：“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于是主张所有兵力(22万)列阵于北京九门之外御敌。于谦亲自披挂上阵，亲临前线，命令关闭所有城门，下达军令与敌人决一死战！

十月十三日，瓦剌大军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埋伏兵马，遣少数骑兵诱敌；敌军以万骑侵入，明军伏兵齐击，大败瓦剌于城下，也先之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身亡。瓦剌军随即撤退，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迎战，石亨亦分兵增援；瓦剌再转攻彰义门，副总兵武兴与都督王敬率兵接战，挫败瓦剌前锋；不料，内官率数百骑冲入场上，企图争功，打乱明军阵势。瓦剌趁势反击，明军败退至土城，危急之时，土城一带居民“号呼投砖石击寇”，待援军赶至，瓦剌军才仓促退去。

两军相持数日，也先屡攻不利，又悉知明朝各地勤王师将至，恐怕后路被断，遂持英宗北退。于谦命明军趁胜追击，把瓦剌大军赶出塞外，北京保卫战才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