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吹捧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看中共反人民性(图)

2022-07-24 19:00 作者:武宜三

中共批斗会。（网络图片）

提要：曾希圣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派运动中制造了几十万宗冤案，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三年人祸大饥荒之中，又谋杀了至少五百万农民；曾希圣在庐山会议上逢君之恶，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曾希圣分明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但是他罪恶的一生被中共吹捧成了“光荣的一生”，真是颠倒黑白。

一九五七年夏天，中国的知识份子又一次大难临头，在狂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中，许多人跌入水深火热的阳谋陷阱，正遭灭顶之灾。然而毛泽东一伙仍意犹未尽，还要激浪鼓风；唯恐水之不深、火之不烈。七月十五至二十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反右倾思想、反温情主义会议”，认为“在当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是比较突出的”，向各地、市委书记“传达了最近毛主席指示和中央电话会议精神”；对已进入反右派斗争的单位（分别不同类型）和尚未进行大“放”大“鸣”的单位（工厂、中学、县、区、乡、社等）分别作了研究和部署，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属“绝密文件”的该省《内部资料》当年第四十七期，以《安徽省各地、市委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正在走向深入》为题，通报了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精神。五十年后，有幸看到这个历史文献，对剖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共产党人的人性以及反右派运动的罪恶，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下未注出处的引文均来自该期《内部资料》）

中共安徽省委和中共湖南省委谁抓右派多？

五十年后，舒影在《往事不堪回首──安徽省文联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祭》中透露，那些“不足以确定为右派份子”的人后来还是当了右派份子。“文联反右小组把已确定为右派的十七人名单寄给《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公开点了吕宕、曹玉模、谢竟成、刘俊明等四人的名，说他们“是右派份子向党倡狂进攻”。这四人中吕宕、谢竟成，原先并未划为右派份子。这里，右派份子所占比例为42.5%，超过了《新湖南报》社。

《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曾被称为“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在内，一百四十五人（汪澍白：《读〈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有感》），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比重是37.5%。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湖南省志》说：“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是真的，因为“《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但是说《新湖南报》挖出的反党右派集团是“湖南独有、举国无双的最庞大的一个”，“全国新闻界无出其右”便不准确。至于“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一位”（朱正：《丁酉年纪事》）也值得研究。

安徽省文联所属的《江淮文学》一共十四人，有十二个人被打成右派份子，只有两人幸免；此比例更高达83%。蚌埠市《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份子，包括组长张锲，则是全军覆没。这个记录是否“全国唯一”，仍待求证。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份子为敌的反智反人民本性，在这里已表露无遗。更可怕、可恨的是中共至今仍坚持这反动立场，毫无改弦更张的迹象。

恐怖气氛笼罩安徽省笼罩全中国

当年，芜湖专区医院共十四个干部，划了七个右派份子，占了50%；蚌埠市财政局共三十四个干部，划了十五个右派份子，比例为40.7%。这两个单位虽被当作“面划得过宽”的例子，但我相信这些上了初榜的人仍逃不出当右派份子的命运；如前述的谢竟成，最后还是要戴右派帽子的。但究竟如何，希望有幸存者和知情人出来说明真相。以前以为“选举右派”是笑话，今天终于看到实例了；原来蚌埠市税务局就是用“群众投票”的办法“确定”谁是右派份子。共产党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自诩的“创造人间奇迹”的高手。

恐怖气氛笼罩着安徽全省。“据各地报告，截止七月二十日止，共发现逃避斗争的二起（六安专区、芜湖市）；自杀身死一起（蚌埠专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蚌埠铁路分局张祖英被责令“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和动机以后”投河，被指“假自杀、威胁组织”；逃跑三起（安庆市、淮南市、芜湖专区）”，其中安庆市的龚兆庆（市民革主委、经省批准为斗争对象）和淮南市矿务局的张金荣，则“下落不明”。右派份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

谢泳先生对“新中国”的自杀现象作过很细致、很深入的研究，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中指出：“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甚至于还幸灾乐祸，推波助澜。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自杀事件更达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一个高峰。谢泳指“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真是一针见血。

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

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并不公开报导，作为中共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也只报极少的一部分，但已很触目惊心了：投北京大学未名湖自杀的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既未鸣放、也没反党言论，却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右派份子。云南昆明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是反右派积极份子，不料仍“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的第一位署名人，被连续斗了三天后跳楼自杀。著名电影演员石挥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跳扬子江自杀。自杀的还有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江苏医学院陈少伯教授；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武汉医学院学生刘卓勋；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胡汉忏；辽宁省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姜陟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生陆立时（女）和工友施永丰等。为抗议刘宾雁、徐铸成被打成右派份子，《北京日报》戚学毅、《文汇报》梅焕藻跳楼自杀。西南农学院的右派份子李友霖表示要自杀；辽宁省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被认为“以死威胁”。

还有，清华大学陆续发生六起学生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党把责任推给了它的助手）。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80%被斗，已有一个跳楼自杀。重庆发生自杀事件六起，死六人：其中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是一九四一年的中共党员，“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与中共）有杀父之仇”，因此全家三口自杀以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一周之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其中自杀的有五人（一人得救）。

共产党各级头目对自杀者的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投江自杀后，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于是院方“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毛共之贱视生命，冷酷无情，亦不自其时始；镇反时至少五十万人自杀，中共中央的方针仍然是“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二十一世纪》，一O二期三十八页）。其冷血、其狠毒，岂是“虎狼、魔鬼”之类所能比拟。

反右运动祸及农村

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大抓右派份子之外，还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沿用土改斗地主的办法”，肆意作践农民。如吉林省，干脆把农业社员“划分为左、中、右三等，进行反右派斗争”；萧家社把伪警察、地富分子、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干活好拿轻躲重或说过落后话的社员都划为右派，列为反击对象；怀德县干部认为“落后言词就是右派言论”，划出了百分之十的落后分子和百分之三至四的不满分子，进行批判；白城县干部认为可以借反右宣传机会整落后社员。【新华社长春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讯】其恐怖程度并不亚于反右派，因此也发生不少自杀事件。

新华社郑州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讯，河南省信阳地区等农村有十八人自杀，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四人，农民二人。（新华社记者在此故意用“畏罪自杀”来为中共开脱杀人罪责。）

江苏省吴县六天发生三起自杀事件，皆因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其中有富裕中农朱凤岐甚至跑到副社长朱相文家上吊死亡，以示抗议；泗阳县搞所谓“社会主义大辩论”，对农民采取罚站、罚跪、绳绑、打骂、关押、抹屎吃、向脸上乱泼乱掼尿屎干粪等，以致有人逃亡，生死不明。

山东省农村也因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造成自杀事件五十七起（其内未遂有九起）。该省在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个别地区农民也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二人，汉民九人，地主一人，上中农八人，下中农一人，贫农一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但死了就死了，死者既无须可怜，更不用赔偿：作恶者也没有责任，更不受惩罚。

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据不完全统计，五十三个县发生一百零五起，死九十五人。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顽伪人员”外，富裕中农四人，中、贫农十九人，军属二人，村、社干部三人。由于被斗争、打、拉等，感到无路可走。其他各省也不例外，不胜枚举。

可见反右运动，不仅知识份子倒霉，也祸及农村。实际上，从中共高级干部、解放军官兵，到小学教师、商店职员、工厂工人、乡下农民，各阶层、各群体，都被殃及。

毛泽东及其一伙正是以这种镇压一切反对者、异议者或假想和潜在的反对者、异议者，而制造人民对暴力的恐惧，达到他们维持、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所以，中共安徽省委在反右运动“急躁情绪也开始露头”、“面划得过宽”、自杀、逃跑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候，仍然大反“右倾思想”，大反“温情主义”。

毫无人性的共产党不打自招

“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出乱子。芜湖市粮食局领导同志强调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合肥市人民银行领导小组组长见群众画了很多反右派斗争的漫画，顾虑右派份子受不了。”如果有人说共产党残暴、毫无人性，不讲道理、乱扣帽子，在党内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定被指为是敌对分子，是反共反华势力的反动宣传；然而，人们却从“保密”的共产党内部文件看到：“和风细雨，不要扣帽子”是属于温情和右倾，归入被批判、被打倒之列。算是不打自招。

“五、对搞深搞透的精神认识不足。有的只注意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不注意深入揭发更多活动事实。合肥市有些单位当右派份子开始低头时，即认为差不多了，想草率收兵；有的单位认为经过一般的批判，只要右派份子低头就行，搞久了会影响业务。”共产党是以整人为乐、以杀人为乐；岂能以“批判已暴露出来的反动言论”、“右派份子开始低头”为满足。所以它预先设定了你有“更多活动事实”，正像镇反、三五反按比例抓人、杀人一样，早已“胸有成竹”。

“六、有些中间分子对右派份子不义愤、不积极斗争。蚌埠地直机关少数单位的某些中间份子借口工作忙，不参加辩论会；有些人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不表示态度；粮食局有一党员科长不愿意整理本科右派份子的材料，怕影响关系，以后不好工作。”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证实了胡适先生的话，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每个人都必须参与整人，通同作恶，当“不义愤、不积极斗争”都成了罪过的时候，叫做“革命”的这部杀人机器便开始疯狂转动了。其结果，包括这部杀人机器操纵者在内的任何人，都有被这机器绞进去的危险了。

李世农反党集团案

果然，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开除右派份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党籍的决定》，这就是大反右倾、大批温情的结果，是反右运动的“深入”的伟大成就了。李世农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杨效椿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省检察长，李锐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原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也是这个“反党集团”成员。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革别人命的革命家，是手上染了别人鲜血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次也被绞进杀人机器，被打成右派份子、反党集团成员，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了。

一九五九年，曾希圣在庐山会议上逢君之恶，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回安徽后又继续“反右”，斗倒了张恺帆。张恺帆时为安徽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因纠正浮夸风，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被曾希圣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出党，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安徽的干部，都慑于曾希圣的威风，噤若寒蝉，连省长黄岩在他面前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O年，曾希圣又兼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居“柯老”（毛泽东的好学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之后；再兼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俨然两省总督；真是圣眷日隆，势焰薰天。曾希圣不可一世、胡作非为的结果是，使安徽省饿死的人数在全国处领先地位。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乡探亲时，听他的学界政界朋友估计，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身受其害的茆家升先生说是五百万。

再八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安徽省历史上，任期最长、权威最高、贡献最大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将军政要网》）曾希圣，也在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位置上也遭冲击。（遭了些少报应？）一九六八年死亡。

值得一书的是，二OO四年，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隆重举行曾希圣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为这位大抓右派和右倾分子的左王、大跃进的吹牛大王、致数百万人饿死的刽子手大唱颂歌，评功摆好，什么“共同追忆曾希圣同志革命战斗的一生”啦，什么“深切缅怀曾希圣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啦，什么“号召全省人民大力弘扬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啦，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什么时候曾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农民开一个纪念大会？什么时候缅怀一下被迫害、被侮辱、被虐杀的数以十万计的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属？

安徽人民的罪人曾希圣在安徽省抓右派也是有其独创性的，他在毛泽东的“六条标准”以外又加了两条：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和反对本单位领导的，都是右派。更卑鄙的是他在一九五八年教师暑期学习班中用考“是非题”的办法抓右派，凡是认为“党天下”是对的而画了“＋”号的，都成了“储安平的应声虫”，定为右派份子。仅在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就囚禁了近一千五百名右派份子。这些人除了中小学教师外，基本上就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业务员、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甚至有扛大包的苦力。（茆家升：《卷地风来》）丧尽天良，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