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师”谈“重振中国经济十点建议”遭封杀(组图)
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郑永年（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2年6月7日讯】（看中国记者黎小葵综合报导）中国经济下行严重，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10万官员参加的救经济会议后，习近平“经济国师”之一的郑永年近日撰文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但没想到，相关文章发布后遭到大陆官方封杀。
郑永年分析中国经济难七个原因
郑永年的这篇于5日晚间“消失”的文章开篇即说，“诸多迹象表明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挑战”。同时还列出三个问题：“第一，不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外流动向，且许多原计划投向中国的资本逐渐流向越南、印度等地。 “第二，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受困于疫情，一头是供应链危机，一头是现金流危机，要么选择出走，要么躺平”。 “第三，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2020年3月以来最高，青年失业率更升至18.2%，这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现象。
郑永年近日撰文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然后文章归结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其中外部原因之一是，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封锁、压制，但文章并未提到中共偷窃技术和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等原因。
郑永年认为第二个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正在快速崛起，并点名印度和越南，称赞越南“在国企、劳资关系、法治、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成效尤其显著”，因此吸引全球资本。
至于第三个因素是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但文章却未提及北京当局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至于内部原因，郑永年列出四点：一是“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由于去年的行业整顿风潮受到了冲击”。二是“民营企业家进而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产生了担忧”。三是“一些关于民营企业有罪论的民粹声音通过社交媒体被无限放大，甚至有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把所有经济问题归诸于民营企业，并且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无底线的攻击，这进一步加剧了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四是在监管惯性下，企业面临的“婆婆”仍然过多。
文章警告，“一旦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所诱发的风险极有可能连环式爆发”。若不及时有效应对，或带来全局性风险。
公开质疑：我们仍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开出的药方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派，即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包括货币主义）。
他认为，有人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救中国经济，但这种原教旨主义性质的观点增强了民营企业的不安全感。另一种是凯恩斯主义者主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大规模搞公共工程建设。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吗？”
文章认为，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已多次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更是超前建设。如果再靠增加财政支出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就会变成“拆了建、建了拆”的经济活动。尽管这样的经济活动也会产生GDP，但这是人们所说的“带血”的GDP，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更难对民生生活带来实际好处。
文章并称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符合所谓的中国国情，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据中共的宪法规定是所谓“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此在中国，新自由主义没有政策可行性。
郑永年近日撰文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文中批评，现在当局一方面继续搞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同时通过国有企业保就业，限制资本流动；另方面又搞量化宽松，扩大货币发行量等。 “但在实际层面，这些措施有可能会产生恶性循环，进而在中长期恶化经济形势”。
郑永年近日撰文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十点建议”触及中共经济治理弊端
郑永年文章最后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
第一，保持政策中性。 “现在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的性质被意识形态化，取决于人们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学理论出发。这是最大的思维问题，导致了人们的思想不能解放，陷入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式的思维模式。”
第二，调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结构。文章认为，依据“平准经济学”原理，大量的地方国企和基层的集体企业，尤其是已亏损的地方国有企业，就应该民营化。
第三，塑造大型企业开放环境。文章对比美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是存在技术分享的，如果一家独大，美国的反垄断法律就会大棒伺候。但在中国，大多的国有企业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封闭系统，什么都是自己生产。这种方式阻碍劳动分工，因此也阻碍技术升级和创新。中小微企业创新难。
郑永年近日撰文提出“重振中国经济的十点建议”。（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第四个建议是，“优化国有企业的布局”。
文章说，大陆现在学淡马锡模式，“国有资本乱窜，到处介入民营资本”，“这个趋势如果不纠正，就会导致进一步侵蚀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第五个建议涉及金融结构。中国金融结构困境是真正需要资本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企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国有企业则“被”给资金。国有银行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国有企业，而一旦国有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过于“便宜”的钱，民营企业就会不自觉地走向政策寻租，最后走向倒闭。
第六，建设国家统一大市场。第七个建议是有关“制度性开放”。第八个建议是“鼓励民企走出去”。
文章提到，目前被美国封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即使走出去也只是到亚洲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无法走到欧美等市场。应支持民营企业在海外做大做强，但“虽然我们在话语表态上越来越开放，但实际执行中却落不到位”。
第九个建议是“强化政策调整的可预见性”。文章批评，中共“一些政策调整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成本太高，更难以形成有效的预期管理”。
最后一个建议是“设立专业的、中性的经济政策机构”，避免“经济政策决策会演变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该文注明是据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学术团队和郑永年教授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主题的讨论整理而成。
公开资料显示，郑永年是浙江省余姚县人，1988年取得北大政治科学硕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 1989年“六四”后，他赴美留学并于1995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尽管郑永年曾长期在国外工作，但他一直替中共政权站台。例如，郑永年提出香港必须“二次回归”；“香港人成不了气候，只需要威胁断水就好了”；“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等等。目前郑永年活跃在中共政坛中，并成为习近平的“经济国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