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革”不掉的端午记忆(图)


五月端午吃粽子。(图片来源: Adobe stock)

中国的民间节日,只要是跟吃相联系的,都保存了下来。假若某个节日没有吃的内容,在中国的民间就不把他当做节日来看待。新年,是吃的综合,新年就被全中国人保留下来。中秋节吃月饼,中秋节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端阳节吃粽子,民间对于端阳节就乐此不疲。还有六月六,吃干饼,有的地方就把六月六当做一个节日。腊月二十三吃灶驮摞,人们就把这天称为小年。久而久之,吃的节日就成为一种文化,在民间的血液里流淌,谁想剔除也剔除不掉。文化大革命是以改文化的命为前提的,但是在民间某些东西却不是说改就改掉的。比如端阳节,文化大革命期间,民间一年也没有落下过。

粽子

为了让每个人端阳节都吃上粽子,生产队每年都要种上十几亩粳米。粳米的产量不高,一个人每年能够分到15斤左右。正月十六包汤圆的时候,每家要在碾子上碾粳米或是在石臼里舂粳米,磨成米面后,包出汤圆。剩下的粳米要放到五月端阳,才在碾子上碾了,包一年一度的端午粽子。至于屈原什么的,平时乡村里很少有人谈到,只有到了端阳吃粽子的时候,人们才会说起屈原。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私塾先生说:屈原屈原,就是遇到委屈的时候,要圆通,不要方正。屈原方正了,就跳进汨罗江了。屈原的诗歌是文人诗,乡村的人们没有人懂得。但是乡村里的人们,只要识得几个字,就知道李白和杜甫是诗人。

我们这儿包粽子不用竹笋的叶子,而是用胡叶。胡叶就是外国小说里的山毛榉的叶子,长的很大,四月底就能够包粽子了。端阳节即将到来的那个星期天,乡村的孩子们云集附近长满山毛榉的青龙山掰胡叶。胡叶上长满了带细小刺芒的东西,要先把胡叶煮熟,再拿起两个叶子对着搓搓,直到搓掉上面的刺芒,才能包粽子。胡叶粽子煮熟后,满院落都飘散着胡叶本身的香味,让人馋涎欲滴。胡叶粽子耐放,那个时代没有冰箱,放上七八天也不会变质。就是现在,端阳节前四五天,我们这儿的街道上卖胡叶的,依然是民俗一样的风景。

那个时代,糖食很缺乏的,凭票供应。每一个农民在端阳节就是二两左右,仅仅够吃粽子时在碗里放一点糖。粽子需要红糖,但是那是供应的是古巴糖。黄黄的,吃起来有一些甜,后味里带着微酸。那时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他们国家进口糖,既是国内物质缺乏的需要,也是中国的政治需要。

端阳节早上,吃粽子的时候,有一边吃一边开会的习惯。队长一边吃着粽子,一边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一个人还有二两古巴糖,还有粽子吃。万恶的旧社会,你们想吃粽子,吃个毛吃。最多吃个广西糖广东糖,哪有古巴这么远的国家的糖。就是糖从古巴运回来,国家也要花很多钱,没有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做到?”

无论队长说什么,没有人很在意听,也没有人敢站出来给他计较。每个人只顾吃自己的粽子。只有他的老娘说:“啥古巴糖,吃着不甜,还有些酸,没有过去的广西糖甜。”队长看看自己的母亲,哈哈笑笑说:“国家哪壶不开,你提哪壶,你要是不是我妈,非斗争你不可。”队长的母亲说:“我不是你妈,我敢这样说?”

我们这儿的队长还是不错的,每一年包括种粳米这样的事情他都不会忘记,在那样的年月人们还是很感谢他的。有几年,端阳节吃粽子的时候,要开忆苦思甜大会,一边诉苦一边吃粽子。还有的时候,让几个地主分子站到村子的碾盘上,一边吃粽子一边斗争他们。地主一边被斗争着,一边吃着自己家的粽子。这天都是文斗,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咋能武斗呢?

现在,山毛榉树还有,但是村子里的河水很小,引不到地里了,也就把秧地改为旱地了。种粳米已经成为村子的历史,到了端阳节,村子里的人想吃粽子,也要买东北的粳米。上岁数的人说,我们这儿的粳米才是贡米呢?比现在卖的粳米好吃多了。

插艾

端阳节家家门口都要摆放几把艾蒿。端阳节的艾蒿有一种清新和略微苦苦的味道,家家都摆放的时候,一个村子都流淌着大地的芬芳。

摆放艾蒿的习俗,文化革命也没有中断。反正艾蒿又不值钱,也不要计划,也不要票证。到田埂上割几把,就行了。

村子里老年人说,摆放艾蒿一是夏天来了蚊虫多了,有驱蚊的功能。二是驱邪的功能,妖魔鬼怪来了闻到艾蒿的气味就离开了。三是证明自己是汉族人,是从山西大槐树下来的。四是艾蒿干了,收拾起来,秋天腿疼的时候,用艾蒿热水烫烫洗洗,腿就不疼了。

驻队干部也要求破除迷信,端阳节不要插艾,但是这个迷信很难破除,人们依然如故。

五色线

端阳节早上,村子里的母亲们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们的手腕上绑五色线。

五色线和阴阳五行,金木水和土、东南西北中,一色对一个方向,一色对一个五行。绑了五色线,孩子们的命里就什么也不缺了。绑了五色线,孩子们就一年安稳了。另外我们这儿有一种蛇,叫桑树根,红红的,像根五色线。孩子绑了五色线,蛇就不会咬孩子们。还有某一种说法,是绑了五色线,等于土地爷给孩子们做了记号,大地上所有的害虫都不会咬土地爷的孩子。

绑了五色线,大人领着孩子们到河流里洗洗脸。端阳节大清早到河流里洗脸,一年不害眼病。

绑五色线的同时,还要给孩子的脖子上抹雄黄,同样有驱邪的功能。

鸡蛋

端阳节是要吃鸡蛋的。

那个时候,鸡蛋奇缺。每一家就是喂几只鸡,鸡蛋也是全家人的银行。吃油吃盐全靠鸡蛋来换,鸡蛋就显得金贵了。

我们当时全家八口人,过端阳节的时候,母亲为保证每个人一个鸡蛋很是劳神。一般年景,母亲都会保证端阳节每人一个鸡蛋。但是也有几年,母亲无能为力,显得很是无奈。

1970年端阳节,只有四个鸡蛋,母亲切得很均匀,每人半个鸡蛋。放学后从母亲手里接到半个鸡蛋,放在鼻子上闻闻,轻轻用两个指尖扣一点放在嘴里尝尝在尝尝,最后终于把半个鸡蛋放在嘴里,几乎是一嘴咽了下去。队长的母亲说:“啥时候,一个人过五月端午,能够吃上五个鸡蛋,就是社会主义了。”全村人都把这句话记得一清二楚。

去年春天,和一个市里宣传部长一起吃饭,有一盘春菜柴鸡蛋。看见了这盘菜,部长说了一个比我的童年更为心酸的关于鸡蛋的往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年端阳节,他们一家11口人,只有两个鸡蛋。他母亲把鸡蛋打碎,兑了很多玉米面,摊了一张鸡蛋饼。吃饭的时候,切为碎片,在每一个人的碗里撒一些。他的祖父祖母的碗里多一些,孩子们的碗里也多一些,而父母的碗里,很少很少。现在他看见了满满一盘子鸡蛋,很想哭。

往事如同烟尘,总会在某个时刻飘到眼前。怀旧与记忆里,总会有一些心酸,让良知动容。写下记忆碎片,或许就是民间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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